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五节 元文化粗俗野蛮、缺少修养特征的形成背景及主要体现

　　元文化的气势在某些方面超过唐文化，如其疆域之广大即超过唐王朝。元朝疆域北达北冰洋，东包库页岛、澎湖、台湾，西及西藏，南至南海。一些以前从未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地区，如西藏，都在元王朝的统一领导之下。但由于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贵族长期保持着游牧民族的固有习俗，所以使元文化在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的粗俗野蛮、缺少修养的文化特征。

　　一、形成背景

　　元文化粗俗野蛮、缺少修养特征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汉化不足造成的。蒙古族是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统治政权的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低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尚处在奴隶制阶段，甚至还保留了大量的氏族公社的遗存，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不高。加之，其经济一直以单纯的游牧、狩猎为主体，对汉族的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因此，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缺乏思想感情基础。

　　其次，蒙古建国后，除受汉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教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于本土文化贫瘠的蒙古族统治者来说，汉化不是独一无二的发展方向，他们可以有多元选择，尤其吐蕃喇嘛教文化由于更适合于蒙古族，所以历代元朝皇帝都信奉喇嘛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喇嘛教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儒学思想的发展。

　　再次，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在建立不久就实际分裂了，但元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四大汉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漠北草原在元朝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强大而守旧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一直存在。这样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一直未能摆脱“草原本位主义”的束缚，既难以做到完全从中原地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难以全面接受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

　　在元朝皇帝中，世祖忽必烈的汉化程度最高，在他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汉族儒生为他出谋划策。元世祖是蒙古贵族中第一个提出改变祖宗之法，改用汉制、汉法的。为此，他与以其弟阿里不哥为首的守旧派进行了四五年的战争。双方从１２６０年一直打到１２６４年，最后忽必烈取得了胜利，从而为蒙古族向封建制过渡创造了条件。于是，元世祖取 《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并将首都迁入汉地，设在大都（今北京）。另外，他还建立起汉式的官僚机构。如在中央设中书省掌政事，为宰相机构，下辖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处理具体事务，又设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地方设置行省制等。此外，元世祖还推行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尊崇儒学、提倡程朱理学的政策。这些“汉法”的推行，奠定了元朝汉式王朝的基本框架。但是，元世祖对汉法的推行并不彻底。随着政权设置的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的基本告成，元初推行、贯彻汉法的政策革新工作逐渐趋于停顿，若干事关政权进一步汉化的重大举措，如开科举、颁法典等，屡议屡置，悬而未决，而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旧俗，因为涉及贵族特权利益，被大量保存下来。在元世祖以后，蒙古族的汉化愈发迟滞，最终没能彻底地完成封建化过程。

　　由于汉化迟滞，使几乎没有外患的大一统的元王朝，不仅享国不足百年（１２７１—１３６８年），寿命比北宋、南宋还短暂，而且与其他大一统的王朝相比，元朝统一后并未出现一个呈上升趋势的“盛世”，相反却显露出早衰的迹象，其统治几乎一路走向下坡，一年不如一年。不过，汉化迟滞却使蒙古族保持住了自己的本民族特色。蒙古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大一统政权，后来又几乎原样不变地退出汉族农业垦区，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其祖先曾生活过的草原上，重新过起游牧生活的民族。元亡以后，蒙古族得以继续发展下来，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二、主要体现

　　元文化粗俗野蛮、缺少修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统治腐朽、黑暗，官吏贪污严重。由于汉化不足，蒙古族落后陈旧的传统习俗始终对元朝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蒙古族传统的幼子继承制与汉族嫡长子继承制相冲突，造成内讧频繁，宫廷政变不断。元朝一共统治９８年，传１１帝，其中世祖在位２５年（１２７１—１２９４年），第二代皇帝成宗铁穆耳在位１３ 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 年），末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３６ 年（１３３３—１３６８年），他们三人就占去了７４年。在其余的２４年间，一共换了８个皇帝。而在１３２８年到１３３３年的６年中，竟然一连换了５位皇帝。帝位争夺激烈，还与蒙古族的“忽里台”（蒙古语“聚会”）传统有关。忽里台是蒙古族在草原时代盛行的贵族选君制度，即由高级贵族召开忽里台会议，经过众人合辞拥戴的新君主才是合法的。它使得被推举者在身份上缺乏具体限制，不仅导致继承人的不确定，而且也为有野心的大臣进行政治投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由于蒙古族习俗以抢劫为美，因此法律纵容官吏犯罪，处罚非常宽松。如官吏贪赃枉法，唐、宋法律都规定最重处以死刑，而元朝最重仅处杖刑１０７。不仅如此，官吏犯法定罪后还可以通过金钱赎罪来减免刑罚。所以，元朝的吏制败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各级官吏贪污成风，早在元成宗的时候，被发觉的贪官污吏已达两万人，到了后来，“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元朝官吏要钱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庆寿要“生日钱”，客往迎送要“人情钱”，无事白要称“撒花钱”，等等。元顺帝时，官吏贪污、贪赃枉法更为突出。地方监察官至州县巡视，“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朝后期，军队的腐化也极为严重，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元朝最精锐的怯薛军竟然发展到白天在宫门宿卫，晚上到郊外抢劫，形同盗匪一样。

　　其次，奴隶制残余恶性膨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蒙古军在攻灭金和南宋的时候，曾大量抢掠百姓做“驱口”，即奴隶，谁抢的归谁。还有一些驱口是从战俘、罪犯、穷人卖身转化来的。这样在元朝统治时期，汉族地区奴隶制成分迅速上升。如元朝北方的劳动者主要是驱口，他们没有人身自由，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世代相承，在主人的奴役鞭打下劳动，过着半奴隶半农奴的悲惨生活。南方的生产者虽然主要是佃客，但他们也并不是完全的自由之身。他们不仅要向地主缴纳５０%～８０%的生产品作为地租，还要替地主服劳役，家庭婚姻要听从地主支配，地主卖地，佃客也要随地卖出。南方的佃客不仅实际上形同农奴，而且他们时时处于被彻底沦为奴隶的境地，蒙古贵族经常随意将他们变为奴隶。据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派往江西的监察御史估计，不需一二年，良人有一半将成为他人的奴婢。由于奴隶制发达，元朝的奴隶交易非常频繁，元大都就有奴隶市场，可以买到来自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奴隶。中原的奴隶被卖到海外的也大有人在，甚至蒙古族平民被贩卖到异乡和海外做奴隶的也屡见不鲜。元成宗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元朝政府明文规定，对不畏公法将蒙古族人口贩入番邦以牟取暴利的要严加治罪。元朝的工匠，地位也近似奴隶。蒙古族贵族对手工业者比较重视，攻城略地之后，一般不杀有手艺的人，为其另立户籍，称“匠户”。元朝有匠户７０多万人，他们为官府制造毛纺织品、武器等，但受到官府严密的监视，没有人身自由，世代继承做工匠，不许改业。这一制度不仅严重阻碍了各族特别是汉族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使得元朝的商品生产发展非常缓慢。

　　由于蒙古族习惯大草原的游牧生活，不懂得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在其征服期间北方、南方的农业生产迭受打击。甚至蒙古国建国初期曾有人提出杀尽所有的汉族人，将农田改为牧场的主张。如别迭等蒙古官员就曾对成吉思汗说：“我们征服得到的汉人和农田，没什么用处，不如把汉人杀光，把农田养牧草、放牲口好。”幸好汉化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材将此事阻止。但是，这种观念依旧扎根在许多蒙古贵族的头脑中。在蒙古军南侵征服的过程中，破坏农田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如元灭南宋时，南征的元将曾霸占民田１０ 万多亩，不耕不种，让它们长草，专放牲畜。此事虽然后来为元世祖所阻止，但破坏已经造成。而正是由于破坏严重，加之政治统治腐败，所以尽管元朝政府也曾大力恢复农业生产，但起色有限。这是元朝地大物博，但经济发展始终落后的重要原因。

　　第三，儒家思想的熏陶严重不足，官员文化修养、文化素质偏低。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蒙古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等都感到难以理解。如忽必烈早年虽曾对儒学产生过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产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便与其渐渐疏远。成宗时“天变屡见”，大臣按照儒家传统的天人感应论请求“引咎辞位”。成宗却轻蔑地说：“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邪？”元朝最后一位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的师傅虽然是汉人李好文，但他说：“李先生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此时已到元朝末年，可蒙古族统治者对中原正统思想文化仍十分隔膜，至于其他时期就可想而知了。元朝诸帝中只有第四位皇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第五位皇帝英宗硕德八剌儒化较深，但同时他们也是“国教”喇嘛教的虔诚信徒，加之政治环境的制约，他们都未能有太大作为。至于大多数蒙古、色目贵族，他们对儒学的态度基本上都与皇帝近似。因此，就整个元朝而言，尽管程朱理学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官学，但儒家思想的正统独尊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而与儒学格格不入的非封建文明的保守势力直到元朝灭亡都相当强大。正因为元朝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其官吏既缺少巩固统治的长远目光，又普遍文化素质低下，社会责任感、道义感薄弱，只知道一味盘剥百姓，营私聚敛，贪赃枉法，其结果必然是政治腐败严重，国运早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