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9)
胡耀邦很聪明，每次开会，陶铸等人不会记录，只能记几个大字，胡耀邦不然，笔下哗哗，不丢不落全记下来。每次会后，大家都令秘书去抄胡耀邦的记录带回去。有的时候领袖讲话不让记录或活动中有即兴讲话，胡耀邦回来也能追记。他记性好。
胡耀邦相对年轻，大家喜欢跟他开玩笑，叫他少先队员。50年代他经常穿西服，因为他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常要率代表团出国。但他和李富春是党内领导干部中有名的一对漏嘴巴，常把饭菜汤水洒在衣服上，结一些饭嘎巴。陶铸便认真拎起胡耀邦的胸襟问：“你搭了块什么布？”胡耀邦纳闷：“没有呀？”陶铸一本正经地打量：“噢，是衣服，我以为是剃头师傅肩上搭的那块刮刀的剃布呢。”
由此也不难看出陶铸与胡耀邦关系之亲密随便。彼此了解当然也深。
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胡耀邦那段话还是属于知情人讲出的话，而非意念性的推断。胡耀邦对于陶铸还说过：“他敢于负责任。看起来粗、严厉，但样样都有成果。管那么细还能管出名堂来。”
这些话对于认识陶铸以及“文革”中陶铸的命运发展何以如此，还是有帮助的。
陶铸从毛泽东那里告辞出来，感觉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他便坚定了信心：按照自己对运动的理解继续走下去……
很不理解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开始进入高潮。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陶铸随周恩来一道去看望林彪。
盛夏天气炎热，林彪为避暑，迁入那座40多米高、体量巨大的人民大会堂，住在浙江厅。当陶铸在前驱车的引导下风驰电掣地驶上长安街时，听着车轮轻快的沙沙声，那位老首长苍白瘦削的面孔便时时闪现在眼前。
那是一张永远不动声色的面孔。无论是在闽西赣南还是在延安，不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北京，在广州，陶铸看到的总是那张石头一般不动声色的面孔。
他的两眼深不可测时，一般都是没完没了地踱步；他的目光犀利或阴酷时，总是咬定牙齿横下一条心。他出名地“不打无把握之仗”，也出名地“敢于冒险”。
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测”的定语。
打仗神鬼莫测，“政治”神鬼莫测；面孔神鬼莫测，心灵神鬼莫测，他九大是“神”，十大已经变成“鬼”，并就此盖棺。
不过，在1966年这个炙人的夏天，当陶铸来到人民大会堂看望林彪时，实事求是讲还是带了尊敬的感情。那时能看出林彪最终是鬼的人还寥寥无几。人们更容易看到的只是他从黄埔军校生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国防部长和“副统帅”的履历。
对于陶铸来讲，还可以亲自感受到林彪那近乎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喝白开水，嚼黄豆，甚至茶也不用一点。大概是眷恋远逝的戎马生涯？除了散步，他的运动便是乘车出去颠簸。为了这个颠簸，林彪到广州时，接待人员还为他弄辆摩托车，固定在室内，只把排气管通到室外，让他每天骑上去颠一番。
对于林彪的这些怪癖，陶铸和许多人一样，那时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的。
西大厅的灯光骤然高了。
人民大会堂的厅都是名副其实；作为“大跃进”时期的成果，北京的十大建筑无疑具有“百年大计”的思考和价值。西大厅长近50米，宽20米有余；长度两端由两扇高大的屏风挡在门口，一个屏风绘的是孔雀开屏，另一个屏风上是放大了的毛泽东手迹《满江红》词。顶棚很高，使人走入便生出开阔感；与外面世界的闷热相比，这里的空气凉幽幽沁心润脾。头上高悬了几盏大吊灯，只开了一盏；吊灯上的小灯泡组成一团漂亮的灯火图案。地下满铺地毯，走在上面悄无声息；转圈摆着几十个大小沙发，人迹缈缈，更生出空旷寂寥之感。
陶铸随着周恩来经西大厅，在内勤人员的引领下，走入浙江厅。林彪已经迎出门来握手问候。
据一些卫士说，林彪即使见毛泽东，如果不是闲聊，脸上也很少有笑；正襟危坐，目不旁视，一副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
现在见了周恩来和陶铸，他却满脸绽出带皱褶的笑。那笑既有热情，又含有几丝尴尬。他在党内的排名已经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而他曾经长期是周恩来作出决策后的许多执行者中的一名。
主要是周恩来与林彪交谈，陶铸多数时间是注意听，努力想从中领悟一些什么。
因为陶铸对“文革”的认识始终是“抽象起来清楚，具体起来糊涂”；“听起来满世界都像有那么回事，搞起来没一样是那么回事。”
李富春的秘书贺光辉曾回忆说：那时，“文革”一下子起来，真是天下大乱。陶铸和先念时不时就到富春这里来，几个人琢磨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不透。主席究竟要干什么？具体怎么搞，达到什么结果？谁也猜不透。他们保持有延安时代的深刻烙印，无法也不可能理解那场所谓的“文革”……
按照当时的说法，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陶铸寄了很大的希望，从林彪这里得到一些“真经”。
但他听了半天不得要领。林彪只讲原则话，不对任何具体问题作具体回答或表态。陶铸望着他的这位老首长，心里第一次浮出一种不安的神秘感。这个足有羽毛球场大的方形的浙江厅，地毯浅绿，沙发浅绿，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只开几盏小灯，暗淡的光线也变得绿荧荧，以至于林彪那张本来苍白的脸，如今也成了浅绿色。
看见绿色可以使人清凉舒适，但淹没在绿色里就会生出窒息。什么事情都怕走极端，可是林彪的怪癖，就连室内的颜色也要走极端。
“林总。”陶铸终于忍不住插入问话，他仍然保持了过去习惯的称呼，“现在社会上很乱，群众一下子起来了，成立了各种组织，很活跃。可我们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怎么起作用？大家心里没底。”
林彪望住陶铸，仍然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孔。当然，林彪心里是一直将这位“第四号人物”划归自己一边。他考察干部极重历史渊源。他的“以人划线”现在已经是天下皆知；但是他的以人划线决不只是看你跟不跟他走，有人想跟他走他还不要哩。因为信不过。他首先选择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人，曾被历史证明“跟他走过”的人。
陶铸在东北“跟他走过”。
当年，东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日子里，林彪讲过：“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辽西省委书记、辽吉省委书记、辽北省委书记的陶铸，无疑为建立根据地，为建立这个“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功劳。以后调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从东北到京津直到过长江……
谁也不难看出陶铸是在跟党走。
只有林彪认为陶铸是在“跟他走”。
“跟他走”便是“他的人”。林彪对于陶铸进中央，对于陶铸跃为“第四号人物”都是可以接受的。
越是“他的人”，他回答问题越深奥：“绝大多数党委以及领导干部，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陶铸懵了。他问的是党组织怎么起作用？林彪的回答使他更不知道该怎么起作用了。“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陶铸用目光盼望林彪帮他理解。
“不理解就必然不得力。”林彪回答干脆。
陶铸嘴张开又合上，不知再问什么好了。他的思想够跳跃，也够能联想；见了松树能想到人的品格，见到海边的石头能想到革命者的立场。可是林彪的话他就愣是跳跃，愣是联想，仍然跳跃不出这方形的浙江厅，联想不出这满目的浅绿色。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9）
“可是。”陶铸搓搓泛青的腮，这是他为难时的习惯动作，“许多具体事情必须我们去处理。比如学生静坐……”
“抓关键环节。”林彪吝啬地吐出五个有用的字，五个可以叫陶铸想一想的字，但绝不吐什么“比如”之类的具体。
陶铸不再言声，似乎在琢磨这“五字真言”，其实已经想通：再问也是徒劳。
告辞时，林彪确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才对他的老部下“具体”两句。
“关键环节。”林彪一手撑膝，一手朝站立起来的陶铸脚下指，像是指出一条路，“《十六条》里讲得很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搞折中主义。”
很具体又根本不沾具体。
陶铸也只能很具体又根本不沾具体地真诚表示：“我坚决执行《十六条》，按照主席的意图去搞好文化革命。”
但到具体中，就不像林彪口吐“五字真言”那么简单轻松了。
中南海西楼，陶铸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喧闹声像进了股票交易所。
陶铸将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运动中了。他是协助总理工作，总理多忙他多忙。所不同的是，总理忙了10年，他在忙乱7个月后便戛然而止，那就是后话了。
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也忙，所不同的是，文革小组的人到处放火，放起火后就由总理和陶铸去“救火”；放火的主动，救火的被动；放火的点燃之后看热闹，救火的却要付出十倍辛劳去做具体工作；工作见了效果，放火的又煽燃，救火的只能再付十倍百倍的辛劳……
秘书们这样回忆：陶铸有一种病，叫“工作癖”。工作越多他越兴奋、越精神，一旦失去工作准病。一天不工作会发烧，两天不工作会难食难寝。过去他总觉得工作不够他干的，惟独“文革”起来那半年多，他真是过足了工作“瘾”，像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固定住，他不得不叹息：“唉，干不完哪，干不完……”特别是“八一八”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他每天就不只是拼命工作了。拼命工作之后还得挣扎着再工作……
“八·一八”之后，那真是天下大乱。机关、院校、厂矿、农村……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两派、三派，甚至七八派。各部委各省市党委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几天不得睡一觉。
下决心爬上床去睡觉，刚爬上床又得爬下来。电话追来了，都是十万火急。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陈郁……都来电话告急：红卫兵静坐绝食啦、冲砸档案馆啦、勒令交人啦……
陶铸的独生女儿曾讲过几件事，或许有助于从侧面了解陶铸在那段动乱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父亲就更忙了，心情也更糟糕。
父亲常说：教我怎样做人的，不光是马列主义，更多的还有民族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他历来珍惜爱护；他视察工作时，每到一地都要求当地政府关心保护名胜古迹。
1962年底，父亲一路调查研究并检查工作，从广东到湖南，又到了广西。在柳州市工作之余，他问市领导：“哎，柳宗元是曾经贬在你们这里吧？”
市委书记点头：“是呀。”
“有名胜古迹没有呀？”父亲马上问。
市委领导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犹豫道：“可能有个小庙。”
“在哪里？”
市委领导谁也没答上来。
“你们不行啊。”父亲脸色变得难看，“没文化，没水平！”
后来打听到，就在市里。父亲去看了，其中有个很小的破房子，里面有块碑，碑上长满青苔。父亲皱起眉头批评：“这么重要的人物，这么重要的碑。长满青苔，无人知晓忘了祖宗啊！”批评之后，专门拨款重修了柳侯祠。
1965年3月，父亲再次去湖南检查工作时，到了郴州。郴州有块“三绝碑”，是一天然的悬崖石壁。北宋词人秦观被削职到郴州后，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苏轼写了跋，大书法家米芾把秦观的词和苏轼的跋书写下来，世称“三绝”。后人将“三绝”翻刻在崖壁上，那壁便成了“三绝碑”。
父亲专门去看了“三绝碑”，“览秦少游词，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阕……”
《踏莎行》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
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渠漂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
郴江北上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父亲对文化古迹珍惜备至，可是红卫兵破“四旧”，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发展到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直至打死人。这场“大火”一时哪里灭得了？父亲心痛得声音发颤：“娃娃们乳臭未干，讲也是对牛弹琴，真是造孽无穷呀！”
讲不通也得讲，劝不赢还得劝，父亲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得一睡。
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亲能回家睡两三个小时。可是，他不回来我还“眼不见心静”；他回来了，电话文件也跟着追来，反而让我更为他焦虑担忧。
那天凌晨三四点钟，我突然被父亲的吼声惊醒。侧耳细听，屋子也跟着嗡嗡回响：
“不许砸，一定制止……”
我赤着脚立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父亲显然是在打电话，那边声音听不到，这边父亲的声音却一阵一阵地震响：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也讲过，谁敢怀疑？”
“谁否定？红卫兵狗屁不懂！”
“我再说一遍，他们不懂历史也不懂革命！”
“你们要做工作，只要你还是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去给他们做工作！”父亲摔下电话，接着是急促的踱步声，接着是咕噜咕噜的喝水声。唉，父亲这下子又睡不成了！
我双手抱着肩膀！作抖。当年在东北，我还是幼儿，仗打得那么凶，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大军如潮，军旗猎猎，战马嘶鸣，我都看见过，心却始终是安宁踏实的。现在呢？没有枪炮声，心却总是悬在黑暗中起伏战栗，把持不住。
后来才得知，红卫兵造反造到了孙中山纪念堂。那里有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红卫兵说是资产阶级的，要砸烂。南京告急，父亲发了脾气。下令一定要制止，决不允许损害孙中山纪念堂的一草一木。
一天夜里，父亲难得回来了，弄了一点饭吃。可是没吃两口就干呕，无法下咽。
“爸爸，你太缺觉了。困到极点就会有这种反应。”我是学医的，向父亲建议，“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
“嗯，我懂。”父亲放下筷子，喝两口汤。他起身踱几步，想了想，没有进卧室，却又要出去。
“爸，都半夜了，还干啥去？”
“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凉，他们……”
父亲哽住了，推门进入夜色中。
9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发现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壁而立。我的心忽悠一沉：又是谁死了？
父亲有这个习惯。柯庆施去世他是这样，罗荣桓、刘亚楼等同志去世他也曾这样……
我清楚地记得，有天傍晚放学回家，家里出奇得静。我以为父亲不在。因为父亲只要在，就无时无刻不伴着各种生动的音响。
我径直去推他的门，一个黑影蓦地跳入眼帘，吓我一跳。定睛细看，正是我的父亲。暮色苍茫中，他面壁而立，静悄悄一动不动。
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怯怯地问：“怎么了？爸爸。”
父亲不回头，喉咙壅塞地说：“我很难过。”
我已经站到他侧面，于是看清沾在他睫毛上的晶莹闪烁的泪珠。我惴惴不安地又问：“为什么？爸爸。”
“我听到一个消息。”泪珠顺着父亲的脸颊淌下来。他长长叹息一声：“唉，刘亚楼病得很重，已经不行了……”
我的感情脆弱。父亲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陪着哭起来。
现在，父亲又是这种姿式地面壁而立，像一尊雕像；灯光下，那“雕像”隐去了一切细腻琐碎的纹路，只剩几条明确简练的大线条。他又在为谁哭泣呢？
这一次我没敢问，默默地站在一边跟着他伤心。
“万晓塘死了。”父亲低哑地喃一声，显然知道我立在他身后。
我知道万晓塘是天津市委书记，与父亲并没有特殊深厚的友情。显然，父亲是从万晓塘之死，联想到许许多多正在受迫害的老战友、老干部。
后来，父亲去打了电话。批准新华社播发死亡公告。
为万晓塘之死，天津市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然而，毛泽东主席听到情况汇报后，严肃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毛主席决心排除一切干扰，达到“文革”的目标。巨人在为一个理想和目标奋斗时，无疑必须具备这种精神和气魄。
但是，我的父亲毕竟是在做大量具体工作。他一心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想法却又常常不符合毛主席本人的心意……
又是一个难忘的晚上，父亲背了双手，低着头在室内踱来踱去。可以看出，什么事情在他心里酝酿着，却又费掂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端出来？
非常时期，我不能不关心：“爸爸，又出什么事了？”
“不关你事！”父亲双眉紧锁，鼻孔里沉闷地哼一声，下了决心的样子，抓起电话拨号。
他叫通了一位有关负责人，表情有些不自然，勉强带着笑，好像对方就站在面前：“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帮助找个地方……”
胡耀邦相对年轻，大家喜欢跟他开玩笑，叫他少先队员。50年代他经常穿西服，因为他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常要率代表团出国。但他和李富春是党内领导干部中有名的一对漏嘴巴，常把饭菜汤水洒在衣服上，结一些饭嘎巴。陶铸便认真拎起胡耀邦的胸襟问：“你搭了块什么布？”胡耀邦纳闷：“没有呀？”陶铸一本正经地打量：“噢，是衣服，我以为是剃头师傅肩上搭的那块刮刀的剃布呢。”
由此也不难看出陶铸与胡耀邦关系之亲密随便。彼此了解当然也深。
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胡耀邦那段话还是属于知情人讲出的话，而非意念性的推断。胡耀邦对于陶铸还说过：“他敢于负责任。看起来粗、严厉，但样样都有成果。管那么细还能管出名堂来。”
这些话对于认识陶铸以及“文革”中陶铸的命运发展何以如此，还是有帮助的。
陶铸从毛泽东那里告辞出来，感觉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他便坚定了信心：按照自己对运动的理解继续走下去……
很不理解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开始进入高潮。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陶铸随周恩来一道去看望林彪。
盛夏天气炎热，林彪为避暑，迁入那座40多米高、体量巨大的人民大会堂，住在浙江厅。当陶铸在前驱车的引导下风驰电掣地驶上长安街时，听着车轮轻快的沙沙声，那位老首长苍白瘦削的面孔便时时闪现在眼前。
那是一张永远不动声色的面孔。无论是在闽西赣南还是在延安，不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北京，在广州，陶铸看到的总是那张石头一般不动声色的面孔。
他的两眼深不可测时，一般都是没完没了地踱步；他的目光犀利或阴酷时，总是咬定牙齿横下一条心。他出名地“不打无把握之仗”，也出名地“敢于冒险”。
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测”的定语。
打仗神鬼莫测，“政治”神鬼莫测；面孔神鬼莫测，心灵神鬼莫测，他九大是“神”，十大已经变成“鬼”，并就此盖棺。
不过，在1966年这个炙人的夏天，当陶铸来到人民大会堂看望林彪时，实事求是讲还是带了尊敬的感情。那时能看出林彪最终是鬼的人还寥寥无几。人们更容易看到的只是他从黄埔军校生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国防部长和“副统帅”的履历。
对于陶铸来讲，还可以亲自感受到林彪那近乎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喝白开水，嚼黄豆，甚至茶也不用一点。大概是眷恋远逝的戎马生涯？除了散步，他的运动便是乘车出去颠簸。为了这个颠簸，林彪到广州时，接待人员还为他弄辆摩托车，固定在室内，只把排气管通到室外，让他每天骑上去颠一番。
对于林彪的这些怪癖，陶铸和许多人一样，那时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的。
西大厅的灯光骤然高了。
人民大会堂的厅都是名副其实；作为“大跃进”时期的成果，北京的十大建筑无疑具有“百年大计”的思考和价值。西大厅长近50米，宽20米有余；长度两端由两扇高大的屏风挡在门口，一个屏风绘的是孔雀开屏，另一个屏风上是放大了的毛泽东手迹《满江红》词。顶棚很高，使人走入便生出开阔感；与外面世界的闷热相比，这里的空气凉幽幽沁心润脾。头上高悬了几盏大吊灯，只开了一盏；吊灯上的小灯泡组成一团漂亮的灯火图案。地下满铺地毯，走在上面悄无声息；转圈摆着几十个大小沙发，人迹缈缈，更生出空旷寂寥之感。
陶铸随着周恩来经西大厅，在内勤人员的引领下，走入浙江厅。林彪已经迎出门来握手问候。
据一些卫士说，林彪即使见毛泽东，如果不是闲聊，脸上也很少有笑；正襟危坐，目不旁视，一副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
现在见了周恩来和陶铸，他却满脸绽出带皱褶的笑。那笑既有热情，又含有几丝尴尬。他在党内的排名已经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而他曾经长期是周恩来作出决策后的许多执行者中的一名。
主要是周恩来与林彪交谈，陶铸多数时间是注意听，努力想从中领悟一些什么。
因为陶铸对“文革”的认识始终是“抽象起来清楚，具体起来糊涂”；“听起来满世界都像有那么回事，搞起来没一样是那么回事。”
李富春的秘书贺光辉曾回忆说：那时，“文革”一下子起来，真是天下大乱。陶铸和先念时不时就到富春这里来，几个人琢磨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不透。主席究竟要干什么？具体怎么搞，达到什么结果？谁也猜不透。他们保持有延安时代的深刻烙印，无法也不可能理解那场所谓的“文革”……
按照当时的说法，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陶铸寄了很大的希望，从林彪这里得到一些“真经”。
但他听了半天不得要领。林彪只讲原则话，不对任何具体问题作具体回答或表态。陶铸望着他的这位老首长，心里第一次浮出一种不安的神秘感。这个足有羽毛球场大的方形的浙江厅，地毯浅绿，沙发浅绿，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只开几盏小灯，暗淡的光线也变得绿荧荧，以至于林彪那张本来苍白的脸，如今也成了浅绿色。
看见绿色可以使人清凉舒适，但淹没在绿色里就会生出窒息。什么事情都怕走极端，可是林彪的怪癖，就连室内的颜色也要走极端。
“林总。”陶铸终于忍不住插入问话，他仍然保持了过去习惯的称呼，“现在社会上很乱，群众一下子起来了，成立了各种组织，很活跃。可我们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怎么起作用？大家心里没底。”
林彪望住陶铸，仍然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孔。当然，林彪心里是一直将这位“第四号人物”划归自己一边。他考察干部极重历史渊源。他的“以人划线”现在已经是天下皆知；但是他的以人划线决不只是看你跟不跟他走，有人想跟他走他还不要哩。因为信不过。他首先选择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人，曾被历史证明“跟他走过”的人。
陶铸在东北“跟他走过”。
当年，东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日子里，林彪讲过：“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辽西省委书记、辽吉省委书记、辽北省委书记的陶铸，无疑为建立根据地，为建立这个“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功劳。以后调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从东北到京津直到过长江……
谁也不难看出陶铸是在跟党走。
只有林彪认为陶铸是在“跟他走”。
“跟他走”便是“他的人”。林彪对于陶铸进中央，对于陶铸跃为“第四号人物”都是可以接受的。
越是“他的人”，他回答问题越深奥：“绝大多数党委以及领导干部，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陶铸懵了。他问的是党组织怎么起作用？林彪的回答使他更不知道该怎么起作用了。“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陶铸用目光盼望林彪帮他理解。
“不理解就必然不得力。”林彪回答干脆。
陶铸嘴张开又合上，不知再问什么好了。他的思想够跳跃，也够能联想；见了松树能想到人的品格，见到海边的石头能想到革命者的立场。可是林彪的话他就愣是跳跃，愣是联想，仍然跳跃不出这方形的浙江厅，联想不出这满目的浅绿色。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9）
“可是。”陶铸搓搓泛青的腮，这是他为难时的习惯动作，“许多具体事情必须我们去处理。比如学生静坐……”
“抓关键环节。”林彪吝啬地吐出五个有用的字，五个可以叫陶铸想一想的字，但绝不吐什么“比如”之类的具体。
陶铸不再言声，似乎在琢磨这“五字真言”，其实已经想通：再问也是徒劳。
告辞时，林彪确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才对他的老部下“具体”两句。
“关键环节。”林彪一手撑膝，一手朝站立起来的陶铸脚下指，像是指出一条路，“《十六条》里讲得很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搞折中主义。”
很具体又根本不沾具体。
陶铸也只能很具体又根本不沾具体地真诚表示：“我坚决执行《十六条》，按照主席的意图去搞好文化革命。”
但到具体中，就不像林彪口吐“五字真言”那么简单轻松了。
中南海西楼，陶铸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喧闹声像进了股票交易所。
陶铸将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运动中了。他是协助总理工作，总理多忙他多忙。所不同的是，总理忙了10年，他在忙乱7个月后便戛然而止，那就是后话了。
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也忙，所不同的是，文革小组的人到处放火，放起火后就由总理和陶铸去“救火”；放火的主动，救火的被动；放火的点燃之后看热闹，救火的却要付出十倍辛劳去做具体工作；工作见了效果，放火的又煽燃，救火的只能再付十倍百倍的辛劳……
秘书们这样回忆：陶铸有一种病，叫“工作癖”。工作越多他越兴奋、越精神，一旦失去工作准病。一天不工作会发烧，两天不工作会难食难寝。过去他总觉得工作不够他干的，惟独“文革”起来那半年多，他真是过足了工作“瘾”，像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固定住，他不得不叹息：“唉，干不完哪，干不完……”特别是“八一八”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他每天就不只是拼命工作了。拼命工作之后还得挣扎着再工作……
“八·一八”之后，那真是天下大乱。机关、院校、厂矿、农村……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两派、三派，甚至七八派。各部委各省市党委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几天不得睡一觉。
下决心爬上床去睡觉，刚爬上床又得爬下来。电话追来了，都是十万火急。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陈郁……都来电话告急：红卫兵静坐绝食啦、冲砸档案馆啦、勒令交人啦……
陶铸的独生女儿曾讲过几件事，或许有助于从侧面了解陶铸在那段动乱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父亲就更忙了，心情也更糟糕。
父亲常说：教我怎样做人的，不光是马列主义，更多的还有民族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他历来珍惜爱护；他视察工作时，每到一地都要求当地政府关心保护名胜古迹。
1962年底，父亲一路调查研究并检查工作，从广东到湖南，又到了广西。在柳州市工作之余，他问市领导：“哎，柳宗元是曾经贬在你们这里吧？”
市委书记点头：“是呀。”
“有名胜古迹没有呀？”父亲马上问。
市委领导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犹豫道：“可能有个小庙。”
“在哪里？”
市委领导谁也没答上来。
“你们不行啊。”父亲脸色变得难看，“没文化，没水平！”
后来打听到，就在市里。父亲去看了，其中有个很小的破房子，里面有块碑，碑上长满青苔。父亲皱起眉头批评：“这么重要的人物，这么重要的碑。长满青苔，无人知晓忘了祖宗啊！”批评之后，专门拨款重修了柳侯祠。
1965年3月，父亲再次去湖南检查工作时，到了郴州。郴州有块“三绝碑”，是一天然的悬崖石壁。北宋词人秦观被削职到郴州后，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苏轼写了跋，大书法家米芾把秦观的词和苏轼的跋书写下来，世称“三绝”。后人将“三绝”翻刻在崖壁上，那壁便成了“三绝碑”。
父亲专门去看了“三绝碑”，“览秦少游词，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阕……”
《踏莎行》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
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渠漂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
郴江北上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父亲对文化古迹珍惜备至，可是红卫兵破“四旧”，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发展到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直至打死人。这场“大火”一时哪里灭得了？父亲心痛得声音发颤：“娃娃们乳臭未干，讲也是对牛弹琴，真是造孽无穷呀！”
讲不通也得讲，劝不赢还得劝，父亲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得一睡。
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亲能回家睡两三个小时。可是，他不回来我还“眼不见心静”；他回来了，电话文件也跟着追来，反而让我更为他焦虑担忧。
那天凌晨三四点钟，我突然被父亲的吼声惊醒。侧耳细听，屋子也跟着嗡嗡回响：
“不许砸，一定制止……”
我赤着脚立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父亲显然是在打电话，那边声音听不到，这边父亲的声音却一阵一阵地震响：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也讲过，谁敢怀疑？”
“谁否定？红卫兵狗屁不懂！”
“我再说一遍，他们不懂历史也不懂革命！”
“你们要做工作，只要你还是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去给他们做工作！”父亲摔下电话，接着是急促的踱步声，接着是咕噜咕噜的喝水声。唉，父亲这下子又睡不成了！
我双手抱着肩膀！作抖。当年在东北，我还是幼儿，仗打得那么凶，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大军如潮，军旗猎猎，战马嘶鸣，我都看见过，心却始终是安宁踏实的。现在呢？没有枪炮声，心却总是悬在黑暗中起伏战栗，把持不住。
后来才得知，红卫兵造反造到了孙中山纪念堂。那里有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红卫兵说是资产阶级的，要砸烂。南京告急，父亲发了脾气。下令一定要制止，决不允许损害孙中山纪念堂的一草一木。
一天夜里，父亲难得回来了，弄了一点饭吃。可是没吃两口就干呕，无法下咽。
“爸爸，你太缺觉了。困到极点就会有这种反应。”我是学医的，向父亲建议，“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
“嗯，我懂。”父亲放下筷子，喝两口汤。他起身踱几步，想了想，没有进卧室，却又要出去。
“爸，都半夜了，还干啥去？”
“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凉，他们……”
父亲哽住了，推门进入夜色中。
9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发现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壁而立。我的心忽悠一沉：又是谁死了？
父亲有这个习惯。柯庆施去世他是这样，罗荣桓、刘亚楼等同志去世他也曾这样……
我清楚地记得，有天傍晚放学回家，家里出奇得静。我以为父亲不在。因为父亲只要在，就无时无刻不伴着各种生动的音响。
我径直去推他的门，一个黑影蓦地跳入眼帘，吓我一跳。定睛细看，正是我的父亲。暮色苍茫中，他面壁而立，静悄悄一动不动。
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怯怯地问：“怎么了？爸爸。”
父亲不回头，喉咙壅塞地说：“我很难过。”
我已经站到他侧面，于是看清沾在他睫毛上的晶莹闪烁的泪珠。我惴惴不安地又问：“为什么？爸爸。”
“我听到一个消息。”泪珠顺着父亲的脸颊淌下来。他长长叹息一声：“唉，刘亚楼病得很重，已经不行了……”
我的感情脆弱。父亲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陪着哭起来。
现在，父亲又是这种姿式地面壁而立，像一尊雕像；灯光下，那“雕像”隐去了一切细腻琐碎的纹路，只剩几条明确简练的大线条。他又在为谁哭泣呢？
这一次我没敢问，默默地站在一边跟着他伤心。
“万晓塘死了。”父亲低哑地喃一声，显然知道我立在他身后。
我知道万晓塘是天津市委书记，与父亲并没有特殊深厚的友情。显然，父亲是从万晓塘之死，联想到许许多多正在受迫害的老战友、老干部。
后来，父亲去打了电话。批准新华社播发死亡公告。
为万晓塘之死，天津市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然而，毛泽东主席听到情况汇报后，严肃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毛主席决心排除一切干扰，达到“文革”的目标。巨人在为一个理想和目标奋斗时，无疑必须具备这种精神和气魄。
但是，我的父亲毕竟是在做大量具体工作。他一心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想法却又常常不符合毛主席本人的心意……
又是一个难忘的晚上，父亲背了双手，低着头在室内踱来踱去。可以看出，什么事情在他心里酝酿着，却又费掂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端出来？
非常时期，我不能不关心：“爸爸，又出什么事了？”
“不关你事！”父亲双眉紧锁，鼻孔里沉闷地哼一声，下了决心的样子，抓起电话拨号。
他叫通了一位有关负责人，表情有些不自然，勉强带着笑，好像对方就站在面前：“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帮助找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