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窘困的作家
公元两千零一年，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一年，经过一番筹划，我居然拿到了前往美国的通行证，去美国周游了一遭。
我是卖文为生的人，去美国之前，我的状况不太好，虽然有长篇小说出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说实在话，在一个世纪结束的今天，“作家”不再是响亮的称谓，卖文为生真正变成了穷酸职业。世界早已变成了Money的世界，作家算什么呢？称得上“大腕”的作家在全国不超过十位，而他们的收入赶不上在某个地区出名的小歌星。以我为例，我身边不识几个大字的小老板比我阔绰得多，即是街头小贩，日子也不比我差。再以我为例，我太太几年前跟人跑了，如果作家仍是令人仰慕名利双收的职业，她能跟人跑吗？同时我处在写不出东西的困顿期，坐在电脑前一片茫然，写不上几个字就到网上看新闻玩游戏了。在毛时代，作家总是卷到政治漩涡里，升天也好，入地也好，为世人瞩目。今天有多少人关注你呢？一部长篇小说印二十万册，我只收到两封读者来信：一封信是退休语文教师写的，他闲来无事，列出书中的53个错别字（书中错别字何止530个）；另一封信是15岁小姑娘写的，寄来一篇小说请我帮她发表。也许当今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真正的大师要的不是社会的关照，而是无尽的苦难。凡高在有生之年，没有卖掉哪怕一张画！但是中国的文人不行，他们没有真本事而又患得患失，正如伟人毛泽东所说，他们是一堆不知所之的无用的毛。在封闭年代，没有创作自由，他们无能为力；在开放年代，有了创作自由，他们仍是无所作为。
我的一个好哥们，外号叫鬼九的，中学同学，知道我要去美国，就约一帮朋友给我送行。那天鬼九来了，我正坐在电脑前写东西鬼九说：
“龙，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书，你看了吗？嗨，是文学奖，第一次啊！”
一个流亡海外的作家得了诺贝尔奖，这同冷战时代的苏俄完全一样。那时候西方把苏俄称作“铁幕”，把中国称作“竹幕”。如今铁幕熔化了，竹幕打开了，诺贝尔奖仍然放在政治和信仰的祭坛上，没有文学也没有公平，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仍在寻找中国的索尔任尼琴，如今终于找到了。
是啊，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中国也进入信息时代了。多不容易，中国总算在世纪末和人类同步了。鬼九和我出生那年是“大跃进”和“大饥荒”，上小学那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那年是“上山下乡”，考大学那年是审判“四人帮”。“大饥荒”令人恐怖，“上山下乡”叫人恶心。我们这一茬人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一个个营养不良弯腰佝背灰头土脸智商低下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同龄女生就在花季雨季也没有一个白净净水灵灵的。还有“文化大革命”，一段神奇的时代，一个光怪陆离的人间幻境，一群无比张扬又无比压抑的愚人。那一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上了月球，日本钢铁产量超过一亿吨，中国人在窝里斗。这情形和150年前大清的咸丰朝很像。150年前西方进入蒸汽机时代，中国却在闹“长毛”。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杨秀清，杀进东王府杀得尸堆如山血流成河。60年代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自然不得好死，陪死陪伤陪遭罪者无其数。这个千疮百孔的土地万劫不复的民族终于在世纪末有了改变，如今中国人赶上来，中国也到了手提电话机和因特网的时代，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松下索尼熊猫康佳海尔每年增加数千万台，一个新的时代，这是由跨国资本、股票指数、温室效应、遗传工程、卡拉ＯＫ、好莱坞大片、楼房按揭、仓储式购物、牙医保险、个人财物、高速公路、因特网和手机的时代，这个时代终于让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央之国的臣民松了一口气。
说是要去美国，可是我一点儿不高兴。这两年倒楣事不断。第一是小说的出版发行。我在写《信息时代》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小说，书稿送到华光出版社，我心里没底。责任编辑是个叫邬娜的女孩儿——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刚从北大毕业，这会儿也过了30岁——她对我的东西总是很欣赏，可是她说话不算数，说了算的是乔老爷，一脸胡茬儿的总编辑（邬娜的说法，一只“没褪净毛的猪蹄子”）。乔老爷对我说，现在小说市场不景气，这部书只能试着来，第一次印五千册。印五千册出版社不赚钱还要赔钱，所以没有稿费。他把没褪净毛的下巴扭向我说，出版社赚了钱，还能亏待作家么？说着拿出一个合同，第一版不付稿费，第二版付稿费每千字50元。我犹豫再三签了字。我对小说的发行没什么把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三家出版社退稿，J．K．罗琳写“哈利·波特”，绝不会想到这部书发行一亿五千万册。当时北京好几家出版社开始实行版税，我不是名家不能签版税合同，要不是邬娜，这份不平等合同我也得不到。小说第一版印一万册（超过约定），没想到两周内售罄。于是再印两万，又售馨。再印三万，再印五万……两个月印到22万册！这时候出版社停机了，因为好几种盗版出现在书摊上，正版书当然卖不过盗版书。邬娜说她早知道我的小说会畅销，第一有现代意识，第二书中的女人性格鲜明，个个写得棒。意想不到的成功令我心花怒放，可是我还没得到一分钱，高兴得想不起稿费这一回事！我透支换了电脑买了一套“红领”西服。那天我想到还要穿衣吃饭还要还债，就走进王八蛋总编辑老乔（我只能这样骂他）的办公室要稿费。满以为出版社赚了钱，稿费可以加一点，老乔拿出合同说，第一版不给稿费！第一次第二次第五次第六次印刷都是第一版，你明白吗？我差点把桌上的茶杯砸到他脸上。那天晚上邬娜拉我去宽街的一家上海菜馆。戴眼镜梳着齐肩发娇小玲珑的邬娜喜怒不形于色，她给我倒满一杯酒，然后斯斯文文慢慢吞吞地说：
“我有黑道哥们儿，叫他打断老乔的腿！”
后来邬娜认真地打来电话，这个北大女生，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黑道哥们儿”，竟然问我到底要不要实施这个恐怖计划。我倒不惊异邬娜的狠劲儿，我惊异的是她对我的这份情意。我于是给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说明我同华光出版社的稿费纠纷，请上级主管部门干预。过了一个月我领到稿费，只有两万多元，而出版社用这本书赚了一百万！
老乔退休以后，新来的总编辑很给我面子，他叫我对小说稍加修改，增加几万字，真正出个第二版，并以每千字100元的价钱重新付我稿费，算是给我的补偿。
第二是拍电视剧。我的书不经意间成了畅销书，于是便有电视台及独立制片人上门求购电视剧拍摄权。一家沿海大省电视台不知几流的导演带了一个跟班一个小秘来找我，请我到亮马河的“京城第一刀”吃鱼翅，然后到“滚石”酒吧玩潇洒。“第一刀”总是被官员和大款们挤得满满的，而“滚石”是京城里最前卫的音乐酒吧，挂着麦克尔·杰克逊的Ｔ恤和麦当娜的三角裤，震耳欲聋的打击乐，撕肝裂胆的歌喉。那天我叫上邬娜，她喜欢这一套。正是夏天，她穿一件打着圣·洛朗商标的天蓝色连衣裙，是我见到她最漂亮的一回。蓄山羊胡穿棉被心叼雪茄烟的导演拿出一份协议书，赫然写着20万元买拍摄权。虽然邬娜在我大腿上捏了一把，我还是签了字。山羊胡说，他一个星期后回北京，签正式合同，稿费一次付清。出来后邬娜说，你该向他们要定金呀！先拿一笔钱再说，也好上九寨沟玩一回。
买卖已经做成，再有电视台制片人上门，我一概回绝。过了半个月山羊胡没露面，他只是不停地打电话，叫我放心。一个月后他终于来了，没带跟班和小秘，吃饭从“第一刀”降到东来顺。我也没叫邬娜，她从来不吃羊肉。饭桌上山羊胡不停地向我解释，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我才明白，原来弄到省长大人那里。小说里写到一位省长，篇幅虽不多，却有讥讽之意。这位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真省长（报纸上有他的尊容，类似演员王刚在电视连续剧中的造型）和我小说里的假省长对上号，气得直拍桌子。省长下令在省报上组织批判。但是这道命令行不通，省报和宣传部没有执行省长的命令——这年头哪有在党报上搞大批判的呀？再说作者也没有“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呀。听完山羊胡的话我说，既然如此就算了！山羊胡说，啊，不行不行！难得的好小说，我头拱地也要拍成电视剧，啊！啊！不破楼兰誓不还！他真是下了功夫，拿着小说找到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居然把小说翻了一回，说，创作自由嘛，不要过多干预嘛！书记和省长顶上牛，当然是借题发挥而不是为了一本小说。山羊胡叫我放心（第20次叫我放心），这是我的事，也是他的事，他一定要办成。他把原来那份协议书拿去了，说是过一个星期再回来。
又是一个多月，山羊胡终于在电话里通知我，电视剧拍不成了。他努力三个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归失败。宣传部不执行省长的命令，也不会不顾省长的怒气。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会儿再没有电视台和制片人来找我，而那张20万元的协议书也被山羊胡收回了！邬娜帮我找一家地方小电视台，卖了八万元。后来，那部戏拍得一塌糊涂，根本没人看。
第三是老婆离婚。我太太其实是不错的太太，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广播乐团拉大提琴。女人在乐团里最适合大提琴、竖琴、长笛，其它都不适合。陈逸飞的油画也是这样画的，画上的外国女子是提琴、竖琴、长笛，中国女子是竹笛、琵琶、洞箫。现在乐团里女人什么都做，从乐队指挥到定音鼓，恣意妄为，豪情万丈，违背了音乐的本旨。你看女人指挥乐团舒服吗？拉小提琴也不对头，小提琴是很男性化的，刚毅挥洒，激情澎湃。女人在音乐中的表现应是小河淌水宁静柔媚。我看上她是在展览馆的圆型剧场，她拉里姆斯基·科萨阔夫的《天方夜谭》，有一段“公主旋律”是小提琴大提琴对位，那天她和首席小提琴两个人表演，一下子把我迷住了。我当即认定她是个好太太。结婚后过了几年好日子，生了个不漂亮的女儿，相安无事。后来出了一件事，就是乐团里有个黄毛的瑞典人，对我太太着了魔，闹得不亦乐乎。黄毛儿在我太太生日那天把和平门花店的红玫瑰包了，叫花店的人送到我家，插满二十个大花瓶,正好九百九十九朵。为此我把太太狠揍了一顿。我心里明白她没有多大错，而且我自己在女人面前并不检点。后来我又犯了一个大错，彻底伤了太太的心，这就是我初恋的女友祖慧。我太太没见过祖慧，听过祖慧越洋电话的声音。祖慧远在美国，她却感到祖慧的可畏。祖慧出国的那一年，我太太刚生下女儿。我到机场送祖慧回来，太太抱着女儿给我开门，站在门口说，你跟她一起去吧！几年后祖慧回国，我撒了个谎，和祖慧去昆明、桂林、海南转了十几天，回到北京，我太太早带女儿走了，再不回来了。
这就是我的艺术家生活。当然，我说的三件事，次序是倒过来的，先有离异，离异是四年前的事，如今女儿十岁了。离异之后写小说，写小说之后才有电视剧风波。
我在“不知所之”之时，祖慧忽然从纽约来电话。她的电话一年两三次，圣诞节或是我的生日。她问我想不想去美国一游，她可以为我办“访问学者”身份，半年至一年。再多呆些日子，或者愿意留下也有办法。她说的亲妮。于是我发一份履历到她的电子邮箱，然后把全部作品寄给她。去美国是好主意，换一种方式生活是好选择，对于现在的我，斩断愁丝，海阔天空翱翔一番正是医治心理病症的良方。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邀请函。祖慧有这么大本事？哥大是长春藤学校，纽约最著名的大学！祖慧说，人家看中的并不是我的小说，而是《郁达夫评传》。我研究郁达夫的那本小书曾译成日文出版。祖慧把《郁达夫评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吴钟山教授，吴教授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他同唐德刚、余英时同为文史类的名教授。这位美籍华人读了我的小册子并有褒词。他希望我来纽约，在纽约可以找到达夫先生的新材料，达夫的后代有好几位在纽约。他说我的小册子应该补充为一部像样的书，三倍字数。祖慧在电话里转述吴先生的话，令我高兴不置。
我的父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教的是宋史。他是邓广铭的学生，而邓广铭是罗振玉、王国维的学生。我告诉他我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我没有提祖慧，他很喜欢祖慧，祖慧是邻家的孩子。我的出行引出了父亲的一番比较文化的议论。他说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本的因素在于方块字和拼音文字。汉字是非常特殊而又复杂的符号文字，汉字不可能如拼音文字那样简单和快捷，获得共同意识的成本高和难度大。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正是方块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这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和古典文学的格式上，胜于集中在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人勤劳智慧，中国不能在世界上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除了语言文字的复杂，找不到其它原因。父亲自己就是摆弄中国历史和汉字的，却有如此的自我批判。
去领事馆签证之前我有点担心，因为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前时美国导弹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祖慧在电话里叫我放心，她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告诉她，哥大的邀请函没有拒签的先例。真是酷毙了。于是我放心地前往领事馆，带上我的几本书，以证明我的作家身份（文人的头衔多少有点用）。果然，我在窗口用一分钟解决了问题，签证官拿我的小说掂了掂，看看它的份量，而坐在一边的中国雇员朝我笑笑，表示他读过这部小说。我的威风使周围引颈相望的同胞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羡慕得了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