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人家
就在我的阿公酝酿着给尚在母腹里的我起名“祖难”时，我未来的婆婆生下我先生后正在娘家大宅院内坐月子。我和先生认识的时候，这个官宦家族在上海的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了。
先生的外公生于福州，按史料记载乃是官宦世家。外公的爸爸为人借贷作中保，结果借贷人还不出钱，逼到保人这里，也拿不出钱。据婆婆说，他的爷爷觉得丢了脸面，活不下去了，投河自尽来谢罪。失怙的外公后来一直由朝中为官的伯父抚养长大。这位伯父就是后来位居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先生。武昌起义后清帝逊位，当时，郑公正在从京畿到地方赴任途中，由此滞留在上海。
郑公少年得志，是福建省的解元，进学、进仕一路顺利，清廷对他来讲是皇恩浩荡。所以，在上海期间，他谢绝民国政府的出山邀请，以清朝遗老自居，卖字为生。同时，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这些，我和先生都并不比互联网知道的更多。上海储蓄银行的背景，我不太清楚。上海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先生是福建长乐人，他的女婿郑振铎先生祖籍也是福建长乐。他们都说福州话。在郑公的日记里也多次提到去三山会馆——上海的福州人会馆社交、娱乐。
文献里都说他在上海的寓所是海藏楼，他字画的落款也多为海藏楼，诗集更以海藏楼为名。其实，那是他在市中心的公馆，用以从事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史料上说位于今日的沪西南阳路一带，占地3亩，共耗资3万余两白银。在上海，他还有另一处不为大家所知的住处，位于虹桥路，占地更大。两处都是新购地皮建造而成的。虹桥路的宅院用以安置家族当时的大大小小几十口人。先生的外公、外婆就在那里了养育了他们的孩子。文献上说那是四栋楼相连的宅院：一栋平房、两栋两层楼房、一栋三层楼房，两层的楼房分别是：孝友院和忠信院，三层楼房名为直谅院。这些楼名我没听长辈提起过。只知道外公的名字里有个“明”，外婆的名字里有个“静”，他们住的地方就是“明静楼”，无论是住在虹桥路时，还是拆迁搬到新公房里。可见现在人玩的“亮晶晶”组合都是我们祖辈玩剩下的。
我和先生提起这四栋楼，他回忆说，平房可能是做厨房、堆放杂物、兼住佣人的，和楼房隔着天井。趴在平房后的围墙上可以看到交通大学的足球场----早先，那也是他们家的花园。楼房之间有天桥相连，形成口字型围绕在另一个大天井四周，隔着照壁，对着大门。对开的木大门漆成黑色，各有一大铜环，门槛高到要做“跨”的动作才能进出大门。70年代末、80年代初，居委会在照壁前做了一个小橱，安放一个硕大的黑白电视机。夏天的晚上，从照壁到门槛可以放四排小凳子，附近的居民都来边乘凉，边坐着看电视。
大院的房子不是西式的，没有煤气和抽水马桶。里面的布局主要是中式的，餐厅、客厅陈设着八仙桌、红木镶嵌大理石的椅子。笨重且不舒适，这是先生对中式家具的总结。外公、外婆的卧室是中式的，有小房子一样的床。其他的卧房是日式布置的，配以榻榻米和移门壁橱。壁橱的空间大到可以睡人，是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先生最喜欢躲的地方。层高比他爷爷家西式联体小楼还要高，窗户是中式镂花窗棂，高且重，同大门一样要费力才能推得开。院落的外围是低矮的棚户房，以前都是为他们家做杂役的。为郑孝胥直系家属和族人做杂役的分居院落的两头，每头的范围都足足有两个街区那么大。院落里本只有族人居住，后来政府在门房的地方安插了一户不相关的人家，家里人进进出出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了。
先生的描述的院落很像我住过的福建人会馆，只是，用料和家具更考究。我不知道是日式的屋子是谁布置的。郑公在建这栋楼前，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共三年，担任过使馆书记官，神户、大阪总领事。而且他极其喜欢樱花。其日记曾提到在海藏楼、在虹桥路大宅院赏樱。虹桥路栽种樱花的地方，我估计就是后来做了交通大学球场的早先的花园。日式的屋子可能建房时，就是如此设计的。当然，还有可能是先生的外婆嫁过来后改建的。先生的外婆不是福建人，是郑公朝中同僚——罗振玉先生的侄女，算是门当户对的包办政治婚姻。武昌起义后，外婆随家人避居日本数年。不过，也有可能外公的族兄娶日本妻，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是他们改建的。我认为后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旧式女子家庭地位都不高，外婆也好、日本太太也好，都不工作。早先，家里还是说福州话，吃福建菜为主。我婆婆说，她的大哥福州话说得最好。到了我婆婆这里，她唯一会讲的福州话竟是“我不会讲福州话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对福建菜的偏爱。
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东北建立小朝廷，郑公便卖了海藏楼，带着自己的直系家眷一路从天津追随了到东北。算一算，外公当时刚结婚不久。他曾在英国人办的税务学校读书，毕业后就在海关工作，算是国家公务员。外关因为要上船验货，会和商人直接接触。当时的海关为了防止外关的官员和商人互相勾结而贪污腐败，像今天的军队调防一样，外关的官员在一个地方的海关工作若干年后，会被调到另一处地方。而内关的官员则是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书，无需接触商人，也无需调动。外关的收入自然比内关好。外公本在外关工作，在长江口岸和宁波海关的外关都工作过。外婆是不出门工作的，她的职责就是指挥家里的佣人们做好家务。外婆断文识字、能写会书，还是天足。据我婆婆说，那时因为罗家是新党（维新派），所以女孩子们都不缠足。
外公在宁波海关工作时，远在上海虹桥路的外婆听到了安插在外公身边的佣人传来的风言风语。于是，放下家务、带着孩子赶赴宁波，千里探夫。外公于是就回到了上海，一直在海关的内关工作。外公在海关工作的薪水不仅要养自己一家七八口人，还有族兄一家，共二十几张嘴靠他养活。一直到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工作后才停止。比起我家市井小民，真是小有小的难处，大也有大的难处。这族兄就住在隔着天井的另一栋楼里，是律师，东洋留学带了日本老婆回来。但是抽大烟，染梅毒，整天无所事事。婆婆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还有来往。她见过日本太太，说她们都中国化了：说中文，和大家一起吃中国菜。这中国菜其实是福建特色的：有红糟的鱼和肉，燕皮馄饨，各式的海鲜。到了先生的时候，两个家庭已不再往来，大人都关照他不要过天井去那楼里。所以，要说是两位太太把房子改造成日式，可能性真不大。主要是她们的先生们也没有这个财力。
随着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转移到台湾岛，先生的外公和我的阿公这两个地位悬殊、互不认识、又同在上海谋生的福建人差不多同时共命运了——都失了业。先生的外公比我外公年长二十来岁左右，加上背负着家族的、为外国老板做事的黑历史，后来就再也没有工作过。外公在文革中就去世了，那时先生还很幼小。在先生记忆里，晚年的外公还拿着英文字典在背单词。外公留给他的是勤勉好学的背影。
先生的姨妈，家中的长女没有读大学，出来在中学工作养家，资助弟妹们完成学业。好在下面的孩子基本上都在文革前读完大学，大多还是名牌大学。工作后，都是专业人员，只是没有做官的。有两位被分配到皇城北京工作。其中，勉强可以算上和政治沾边的，大概只有在国家安全局从事翻译工作的。外公、外婆的姻亲里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学者、资本家，但结婚对象都是儿女们自己认识的。唯一和福建人结婚的阿姨，也是在工作中认识对方的。
当然，其间卖掉一点家当也是有的。只是不需要像我阿嬷一样典当衣服，他们变卖的是古籍字画。和抄家相比，变卖的流失根本算不上什么。当时来了四辆大卡车，除了金石古玩、金银细软被查抄，家具也被搬走了。说是查抄，却没有收据之类的登记、记录。以致文革结束后，拿回的东西连一卡车也没有。最后连房子也连根拔起，片瓦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