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一说国人和西人的认识与行为的区别。我的认识是：认识上，国人抱残守缺，西人开拓进取；行为上，国人擅于投机取巧，西人恪守正道。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人，汉人，汉朝人也，海外的华人多以唐人自居，华人的商业区多叫唐人街。由此可见，汉朝和唐朝两个帝国时代，是中国人心中的骄傲。其实，奠定中华基业的还是秦始皇，他使用法家人物，一统中华，成就中华万代基业。可以这样说，没有秦始皇，中华现在也许如当今散乱的欧洲；同样的，没有秦始皇，也不会有汉朝，凭刘邦那点本事，根本做不成一统中华的大业。秦始皇建立了旷世的伟业，却落得千秋骂名，为什么？因为他得罪了书生（相当于现在的公知）。书生是人群中最无耻的一群，他们以利取人，伤害他们利益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的攻击、污蔑，罔顾事实、造谣中伤，在所不惜。

汉唐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业绩，在于他们的开拓进取精神。汉代的张骞和班超是开拓进取精神的代表，他们出使西域，九死一生，传播了汉文化，引进了西域文化。另一方面，汉朝四百年江山，稳定了中华民族的疆域，周边的少数民族基本都融进了汉民族大家庭。尽管汉武帝实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政策，但是随后的南北朝期间，五胡乱中华，儒家文化没有得到认真的推行，国家虽乱，民族精脉却得到滋养，汉民族融进了许多新鲜血液，推动了历史大踏步前进，出现了伟大的唐朝。在唐朝，由于皇族有鲜卑血统，富有野性，开疆拓土，重点经营西域，威望四溢。这期间，许多有志之士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大漠边塞施展才华，独树一帜的边塞诗最能体现这一点，岑参高适的许多诗篇都反映了拓边的生活经历。由于国力强盛，外邦一直把唐王朝视为重要国度而与之交往，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方的繁忙的文化和商业走廊。唐王朝是自西汉以来，中华民族最为辉煌的时代。纵观汉唐两代，对开拓进取的褒奖体现在以武功封侯入仕，凡在边塞立功者均按功行赏，这是个人得到的；在国家层面上，扩展了疆土这是看得见功业，国家更大的获取却是外域文化的引进，这是软实力，从对外交流中，汉民族的造船业和冶金业都应获得到发展。同样的，火药、印刷术，也在交流中流传到外域，促进了世界科技的进步。

但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创建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儒学本来就是精英文化，其基本教义就是教人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培养出的精英道德操守。试想一下，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一直是农业国，让一个不知稼墙的人当“国师”，不出问题才怪呢！儒学作为百花中的一种花卉存在不足为害，但是当它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出现时，危害性就大了。程朱理学，把儒学改头换面，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凭空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天理，并认为天理是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所以说，程朱理学是对国人开拓进取精神的最大摧残。自程朱理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后，中国的读书人抱残守缺，抱着读书——从仕——升官——获得黄金屋——拥抱颜如玉一条路走到黑。结果是，国路越走越窄，西人的几千兵马，掠夺了中国的皇城；精英分子把持的北洋水师，一战成恨。中华民族真的面临被忘种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是，儒学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存在于精英阶层危害性不大，如果把它作为国家文化的主导，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四书五经中，看不到民族气节，看不到祖国的存在，哪个信任我，我就为哪个服务，只要那个地方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他们就趋之若鹜，故国家园全部被抛在脑后。当年的孔丘是这么干的，当代的公知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一边拿着帝国主义的津贴，一边干着伤害祖国的事。你要造航空母舰，他说造那玩意儿做什么？不如把钱发给人民（大意）。这分明是为反华势力站台呐喊，可国内偏偏有人为之喝彩。咄咄怪事吗？非也，拿外国基金会的钱，就是外国人养的一条狗，而且不是宠物狗，是帮着主人咬人的狗！

关于基督徒的开拓进取，这里不再重复。看一看基督教传播至全世界的期间，发生不少帝国主义及暴力成分，如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及殖民主义过程中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等历史事件，什么都会明白；再看一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航海的大无畏精神，更会明白；如果把1840年以来，列强是如何让瓜分中国的历史弄明白，那就会彻底明白，因为这是切肤之痛。我要补充的是，清王朝自入关后，大力推崇儒学，自身的血性逐步被侵蚀，在“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以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精英文化的教诲下，八旗子弟变成一群养鸟斗蟋蟀的纨绔子弟，在俄罗斯人抄了他的老底、侵占了他的祖坟的时候，他也只有割地求和的本领。

基督徒用行为书写的历史，是一部世界战争史，除非他们统治了世界，战争才会在世界消失。儒家文化导致的历史，是一部王朝——腐败——人民造反创建新王朝——再腐败往复循环的内乱史。不把儒家文化降格成为普通的一家之谈，国无宁日。

当今的世界，想达到理想的社会，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当下，国内的反腐斗争前浪推后浪，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胜利，打趴了不少大老虎，拍死了无数的苍蝇。从人心背向上说，民众一致拥护，既得利益集团一齐反对，像剪子剪得一样整齐。反腐斗争在有些领域一路高歌，在有些地方处于胶着状态。相信，反腐斗争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习李王新政也一定能顺利推行下去，三十几年的积弊一定能得以消除。天佑中华的神迹一定会在华夏大地再次出现。

       总结反腐的成果，我们会发现：贪官可恶之至。他们卖官鬻爵，鲸吞国有资产，疯狂受贿，嫖娼养妓，甚至和黑社会沆瀣一气，迫害正良。一句话，贪官的贪与黑，怎一个“恶”字了得！

       总结反腐经验，我们还会发现：贪官之所以贪，除去放松了自我控制力之外，后台的放任怂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视党纪国法为废纸，玩权术玩到极致。为了执政顺手，用人唯亲，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听话就受重用。几十年下来，纲纪坍塌，贪官遍地。

       但是，我们不能把贪官的出现，简单地归咎于贪官自身免疫力下降、监管失察和后台的放任和怂恿。我不相信贪官上任伊始就是坏人，从许多贪官的悔恨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贪官是本着当一个好官的愿望上任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很好的官员一改初衷，放弃了自我约束，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黑道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国民中普遍存在的投机性。简单地说：人们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关系来解决，其次是用钱来摆平。社会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国民中存在这样的思想，想保持官场的清廉和民风的淳朴怕只能是一句空话了。我有一个搞销售同事，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铭刻在心，他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没有我炸不开的碉堡，难炸，多装一点炸药而已。

       所以，反腐大计，当从硬软两方面解决；硬的就是严厉打击贪官污吏，连行贿者一同打击，而且力度要大，下手要狠，让那些既得利益的旁观者心惊胆战、睡觉也会被噩梦惊醒。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震慑效果；软的就是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公知们嘲笑雷锋，那么世界上还有比雷锋更好的模范形象吗？在公知们把持的媒体上，雷锋不见了，彭宇案成为浩荡之歪风，结果呢？老人跌倒没人敢扶，这乃千年少见的社会风气，拿外国津贴的公众们乐见其成，受西方思想洗脑的精英乐见其成。所以，加强国民素质教育迫在眉睫，彻底铲除社会上的投机行为。这种教育也应当具备软硬两手，学雷锋树新风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大张旗鼓地表扬好人好事，大张旗鼓地批评歪风邪气。对上不了刑法的歪风邪气，要实行张榜公布的方法，将其丑行公布于众，使其成为过街老鼠。

       我们经常去远离20英里外的解放区（新唐人街）买菜。途中，小牧开车非常谨慎，特别是在穿过没红绿灯的道口，左顾右盼，小心翼翼。细心观察其他车辆通过也是如此。还有，华语导航中也经常提示前面有警队（警察），这说明警察是驾驶车辆的人的一道阴影，很具震慑效果。一次，我问小牧，“如果交通违规，送礼给警察能解决问题吗？”小牧立刻回答：“那他得去蹲牢。一辈子彻底完蛋。”

    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对话，但它反映出一个基本的现实：国人擅于投机取巧，西人恪守正道。善于取巧，因为有巧可取；恪守正道，因为走歪道的成本太大，一件丑事缠身，会毁掉一辈子，谁敢冒这个险！

       所以，治乱需用重典。中国当今极其需要重典，最好是运动加重典。因为精英不怕重典，他们多数是权势人物，官官相护，犯事暴露的几率极小。这也是后面的贪官，奋不顾身地踏着前任贪官的尸体前进的原因。但精英们最怕运动，最怕大字报（当今的网络部分起到大字报的作用），大字报一贴，他们原形毕露，想隐藏都难。所以当年某人上台伊始，就废除大字报，致使官倒成风，共和国的腐败由此而始，且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