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四篇网络文章：基督教与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现实
这个世界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决定了现世中两类政权的基本面貌。一类政权由于相信了几个简单的绝对真理和这只黑手的无限能量而获益；而另一类政权由于无视它们的存在而走入荒谬。这里转载的四篇网络文章基本体现了两大文明体系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现实的写照是，有着自称超过5000年文明史和高度发达的智慧的将近14亿庞大的东亚人口依然在痛苦地忍受着人对人的专制和奴役。他们的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吴邦国先生在2009年3月9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对全世界说：“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中国范畴内绝不承认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人在国家事务上的政治权利。 针对《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一文，以理于2012-03-31 15:10:17 引用他人的文章发表评论： 基督教的政治现实主义与宪政民主
http://jidian.bokee.com/3687791.html 作者：刘宗坤 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与二十世纪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名字似乎连在一起。不过，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却源远流长，它深植于《圣经》对人性的理解之中。只是，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政治灾难后，对于尼布尔阐述的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的智慧有了更深的体会。 立足点 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的立足点在于：正视人类本性的缺陷。用神学语言讲，就是人的罪性；用哲学语言讲，就是人的局限性。任何政治学说都与对人性的理解分不开。比如，孟轲讲性善，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修齐治平，这自然就有了圣王政治论；韩非讲性恶，人人天生叛逆，所以需要高压政治，严刑峻法。而《圣经》对人性的理解既非单纯的性恶论，也非单纯的性善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人类有上帝的形象，一切均为美好，这似乎倾向于人性为善。但是，始祖的沦落改变了这一状态。上帝的形象即使没有在人类身上完全丧失，也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人既沦落到罪的状态，故无法继续生活在非政治的伊甸园中，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组成社会，因而有了法律，有了强制，有了政治暴力。 奥古斯丁神学的看法 奥古斯丁以降的主流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尽管世俗体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它毕竟是人类罪性的后果，是人陷于沦落状态之后的权宜安排。在历史上，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状况，比如奴隶制、暴力、强制、压迫等，但这并不意味基督徒认同这种种不良状况。一方面，人类因沦落所造成的混乱和罪恶必须受到扼制。在世俗领域，国家便承担起这项任务。国家要维护最低限度的和平与正义，使人类在沦落状态中不至于弱肉强食、彻底毁灭。就此而言，国家法律无异于上帝对人类沦落所做的补救。国家既是对罪性的惩罚，也是对罪性的补救。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必须看到，人类无法借助政治手段达到完善状态，建立人间天国。上帝的国度是非政治性的。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这反映在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分立。世俗国家本身不具终极目的，而成为向另一更高目的演进的环节。她的本质不在别处，就在于其政治性。这意味国家不能以神圣价值的承担者自居，国家权力不能超出世俗事务的范围，而进入信仰领域。属灵事务乃在国家的许可权之外。因而，在人类沦落的状态，国家权力在世俗事务方面仍然能起积极作用，这是一种消极状态中的积极，是一种否定状态中的肯定。
「沦落」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现实，也成为奥古斯丁思考人本性和命运的出发点。人类社会的一切建构、一切法律和学说都必须从这一基本现实出发，否则便会导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不过，尽管他承认国家法律及其所维护之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但是他却不认同强权逻辑。换言之，尽管奥古斯丁在世俗范围内容忍强权的存在，但是强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理，建立在强权之上的国家和社会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正义的国度。奥古斯丁的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其奥秘就在于他所阐发的人类沦落与救赎的生存图景。这一图景把人之生存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即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世俗之城并非以信仰为生命，它只寻求地上的和平。其自身的和平目的，及臣民之间权力与服从的和谐关系，都当出于自愿，而限度则为：能够共同获得并维持有限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上帝之城——就是有限的人生中以信仰为生命和圣洁的那一部分——必须利用地上的和平，直到我们那需要地上和平的有限生命终结为止。”[1] 新教对世俗权力不同的看法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张力，构成了后来基督教国家理论的特征。尽管随著教会权威的起落兴衰，人们对于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所代表的空间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二者之间的张力，却从没有随著历史上种种世俗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而消解。比如说，改革宗的《比利时信条》就重申，国家、君王和官吏均是人类沦落后的产物，上帝因人类处于沦落状态而赋予世界以法律和制度。世俗权利由此出现，并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世俗权力之许可权只限于关注世俗国家的福祉和保护圣职，却永远不能取代圣职。
不过，在国家和政治问题上，新教改革却存在著不同的走向。路德宗更多强调保罗所讲的世俗权力来自上帝的观念，把世俗秩序看作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在路德的神学中，遵守世俗秩序便成为基督徒的义务和美德。国家权力赋有神圣性质，它不容质疑，更不容摧毁。即使对于不义的世俗权力也是如此。不过，路德宗并没有取消国家法律之上的上帝的律法。比如，《奥斯堡信条》就明确指出，上帝的律法高于世俗律法，若二者相矛盾，则信徒应当选择顺从上帝，而非顺从人。
加尔文恢復了人的罪性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在加尔文看来，人类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之所以平等，乃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皆是罪人，人人皆要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之所以不平等，则是因为上帝让一部分人服侍别人，另一部分人则统治别人。这与人类始祖的犯罪无关，而是人类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就此而言，上帝的意志是人类靠理性无法把握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上帝为何会做如此的安排。加尔文派据此而以人的罪性作为社会学的出发点，即人不是因上帝所造才处于平等地位，而是因皆犯罪才有了平等。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种犯罪的命运，掌握世俗权力的统治者更是如此。因而，加尔文反对路德神学中把世俗权威神圣化的倾向，他更多承袭了奥古斯丁神学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把理性的个人主义与非理性的权威主义联系起来。
那么，对于加尔文而言，人的罪性和沦落，在社会政治方面到底意味著什么呢？简单地说，这导致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制约权力：“从人的堕落这一原理中，加尔文所引出的第一条结论是，统治者必须受到统治，换言之，应该施行某种‘控制与均衡’系统（简称制衡系统）。……，在政府之中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实施‘制衡’，这在加尔文看来无论如何都不会贬损上帝的主权；事实上，它是对统治者内在悖逆上帝、自命不凡倾向的永恒控制，是对压迫人民之专制暴虐的永恒羁绊。”[2]显然，就人性沦落的现实和制衡权力的必要性而言，加尔文的思想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更具有实际的意义，更具实践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加尔文派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宪政民主革命的滥觞，并不是偶然的。 近代神学家重新阐释 近代以来，人类进步的观念风行，许多人相信人性的罪或缺陷可以借助社会进化或政治革命来克服。基督教的政治现实主义似乎被知识精英所遗忘。不管是卢梭还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其政治学说中，均不太正视人类的罪性。及至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运动先后兴起，席卷全球，造成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人们方觉察到近代各种乐观主义政治学说的悖谬。一些有远见的基督教思想家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中，重新阐释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并以此为宪政民主制度辩护。比如，尼布尔在阐述基督教人性论与民主的关系时就指出，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义的倾向则使民主成为必须[3]。
同样，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 S. 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4] 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
参考文献：
1. Augustine,CityofGod,NewYork:ImageBooks,1958,页464。
2. 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上卷，1993，页386。
3. Reinhold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4, 页xiii。
4. C. S. Lewis：Present Concerns，见罗秉祥：《认识应用教义学》，校园书房出版社，1991，页85。 原载《恩福》杂志
参阅网络文章： 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31/1703785.html 作者：铸剑 重庆事件以来，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力量角逐，各种角度的解读不少，比如党内派系权力斗争说，左右路线斗争说等等。看后总觉得未必可靠——这些解读能够解释“为什么薄被搞倒”，却无法解释这个非常强大的人物“为什么能被搞倒”。我这里试着从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角度分析这次事变以及未来的政局可能。
早期共产党有一个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政党的特征：有领导力的领袖是党内思想竞争的优胜者，领袖常常是党内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即便是分裂出来的或变形的共产党派别也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国也不例外，早期的陈独秀、后来的毛泽东。毛在文革中有一句话：什么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导师就够了。导师，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进的领先者，毛的话清楚的体现了共产党领袖对于思想或理论的重视。
共产党由思想导师做领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党用律师、演讲家或者职业政客，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为共产党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这条路能不能走的通，怎么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论的领先性对于这个党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既由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影响，也由于民主相对于权威的效率损失，处于抗争地位的共产党一般都抵触选举的形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该拥有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威呢？于是，思想的说服力就成为了决定性指标。这一是因为它的竞争特征，权力产生具备了一定的可显示性；也是因为它的可检验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对不对了，在形式上具备了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选举制度肯定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权力产生和运作由此被认为有了相对广泛的支持度。
因此，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思想路线竞争产生权力，用其政必用其人。长期执政后的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传统逐渐退化了，执政党成为一个官僚政治系统——权力，包括最高权力来自于“简拔制”，即由现权力拥有者及其小团体指定权力继承人。这种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及其稳定运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共产党已经不是在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而是走在一条老路上了。但这不是现在关心的要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与选举制、思想路线竞争产生领袖相比，最高权力的简拔制，更像是一种密室政治，缺少权力产生的正当性。
小平先生在评价华国锋时说：他不是一代领袖，没有自己能立得住的东西。意思是说，华尽管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因为他自己没有领先于党内同事、指导实践的思想，不能视为“合法正当”的党的领袖。因此，即便某人通过简拔制获得了权力，却不代表他能最终拥有权力运作的正当性与历史继承性。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在党的领袖离开政治舞台时，他必须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思想家或者理论导师。这种动作的意义在于，尽管他的权力来源最初是含煳的，但是回顾过去，他一直是党内的思想导师，因此，根据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他拥有权力的正当性最终被确认了。于是，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里先有了邓理论，后又有了三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从最初的“思想导师领袖化”过渡到官僚政治文化。在官僚政治体制中，最高权力由简拔产生，最终通过“领袖导师化”完成权力正当性追溯。
从这一政治文化的变迁来考察重庆事变，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了。不管重庆主官究竟是因为作为“简拔制”的失败者而转向，还是因为个人信念的引领，他这些年的作为，实际上遵从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党内的思想路线竞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工作路线的核心内容，被总结为“重庆模式”，看上去在信仰构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各方面建设都领先了他的同志，并赢得群众的广泛民意支持。这样一来，该主官隐然有了导师的雏形。如果这一模式，最终被确认，那么将会影响官僚政治体系运行的两大支柱——简拔制与权力正当性追溯。
首先，简拔制的基础被动摇了，将难以为继。简拔制中的权力来自上级的授予，未来最高权力来自现权力集团合意下的传递。重庆主官如果最终进入了下届权力圈子，那么他的权力来源就成为疑问。究竟是来自上面的简拔，还是来自其依靠重庆模式所获得的下层巨大民意支持？一旦重庆主官成为“九长老之一”，以后的简拔制度就必须更大程度的考虑民意，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了。如果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可以不以民意论，而是对路线成功者的奖励，这样可以不改变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然而，按照传统政治文化，导师本该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重庆主官目前的成绩就并非是“九长老之一”可以解决的了。
其次，现最高权力的正当性追溯成为难题。现任权力核心，需要几个月后通过“领袖导师化”来完成对其过去10年的权力合法性确认。重庆模式一旦通过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得到确认，那么现任领袖导师化的效果就很尴尬。重庆模式与某某观，谁是过去真正应该施行的方向？尤其是除了重庆模式，还有幸福广东，而且这两者还互相冲突，如果勉强将它们都解释为某某观指引下的实践。但这样一来，现在的指导理论就不是能明确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而是一个风车——风怎么吹，它怎么转。
在重庆调整的讲话中，中央明确说明，调整是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当前的形势是什么？是2*9大即将召开。当前的大局是什么？是在2*9大上用简拔制架构未来权力和通过领袖导师化确认现权力的正当性。而重庆主官及其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重庆模式，在当前形势下根本性的挑战了官僚政治系统的这两大支柱，影响了官僚政治的大局。因此，与很多认为重庆事变源于路线斗争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重庆事变不是根源于“重庆的路线”，而是“重庆有路线”，是官僚政治体系捍卫自身当下利益的措施。
无论从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来看，还是从左右的路线斗争来看，重庆主官在党内高层都有自己广泛的支持者。正因为此，重庆才能在重重压力下搞出令人瞩目的重庆模式。然而，他的支持者们本身也是官僚政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继续成为体系中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重庆主官及其模式对官僚政治的威胁，使得越临近29大这个时刻，他的前进就越困难——他原来的支持者变成态度暧昧者，原来的态度暧昧者成为他的反对者。形形色色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中对立的人物，都在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大局面前联起手来。最终，重庆主官会发现，自己死敌很多，却一个没有死党。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广东”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体系的难处，在记者会上断然拒绝了以前曾默认的“乌坎经验”：“解决乌坎问题，什么创新也没有，就是把原有的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落实好！”而重庆主官秉承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他最后的记者会上坚持捍卫了自己在重庆的实践和理念，最终在共产党官僚政治文化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产党传统政治的叛逆者面前。
共产党的官僚政治相比于思想竞争产生权力一个优点是权力交接的稳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权力正当性不足因而难以持续。用“领袖导师化”的办法进行权力正当性追溯，看上去很像买个书号，就当自己是文豪了。民间有云，“毛思想一本一本，邓理论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这反映了民意并不认可这种权力正当性追溯办法。重庆主官用路线追求民意支持，实际上开启了对官僚政治权力正当性不足的补救，但却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当下利益所挫败。
按照传统理论，共产党除了为人民服务外，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文革官方语言中，使用“党内走资派”的说法来说明一部分人会背离这个宗旨，这是一种温和留有余地的判断。而在日常讲话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阶级"这个名词。阶级与官僚相联系，说明毛判断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整体意义上，共产党可能会抛弃他名义上所代表的社会大众，拥有自身独立的特殊利益，最终成为一个独立阶级。重庆事变证明了毛的判断，官僚政治背离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体系自身的利益已经压倒了他理当代表的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从这个时刻起，它成了一个除官僚系统和暴力工具外无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强调，重庆事件不是纯粹由传统意义的左右路线斗争引发的，但是，这一事变对国内路线斗争和方向的影响却是最需要考察的。但这种斗争，是在传统的两大阶级对抗之外加上官僚阶级的三国演义了。
根据前面对事件原因的分析，现执政集团不会像目前左翼所推测的那样立即走上明显右倾乃至易帜的道路，还是会试图根据官僚集团的利益需要，一会拉右打左，一会拉左打右。现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招牌来维护，重庆模式会被从形式上整体否定，以清除原重庆主官的影响力；但具体内容不会被明确否定，以便作为未来执政集团的可能选项。
但是，在重庆事件后，官僚体系内部斗争将加剧，路线分歧会凸显。未来走向何方，不仅是普通中国人的疑虑，也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疑虑。官僚集团内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区别，在左倾的重庆领导人离开后，由于力量平衡的变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试探对方的边界。因此，党内左右各方都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强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导向掌控中国未来，路线斗争将会激化，最终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变局。对于未来，斗争的均衡点和变局方向难以预料，但因为重庆事变已经根本性的动摇了现政权权力的正当性，我们能够确定预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难以久长。
重庆事件的主角，这个一直带着官僚手铐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后时刻坚守了底线，逼迫对手和他一起把路线斗争引入到已经30年“不争论”的中国政坛。在315那天，作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为政治家，他的生命将可能真正开始了。
针对300年前英国人早就看透了中国一文，归一于 2012-03-29 21:52:55引用下文发表评论 儒文化的劣根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931541-1-1.html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关系。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噼头想发扬民主。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那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就连杜甫这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事实上，2000年来的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生。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没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就姓了孔。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仍当了大夫。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所学校。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他事实上的第一个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和“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但各国大抵都把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在孔丘当官、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人。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顺民。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规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所谓“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就这样，理学还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爵体现）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道德叫嚣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因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阁，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更没了百姓的公道。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正规祭祀可麻烦，除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后来，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熘就跑去看热闹了，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岗位上。“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挂前编修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孔丘自鸣得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只传旧，不创造。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易篡改加添。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后人对前人只能亦步亦趋。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的范围，这叫“师承”，超出了，不光学说成立地不能，还违犯法条，要打要罚。宋明理学也剧烈强调尊古复古，以周公、孔孟为不变真理。凡此种种，使得文化人热衷于对经典的注释、考证、汇编，不热衷于各抒已见。尤其在文禁最严的明清，成就了许多的“全书”、“字典”、“大典”啥的。这种态度，扼杀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这样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传承，在中华大地屡屡掀起复古热，阻碍思想文化推陈出新，及政策、法令随时代而变。几千年里，只要时代跟古书不搭脉，就说时代错了，谴责“人心不古”，压根儿没与时俱进这一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惊，变法才引来无穷大的阻力，并最终玩完。不光他，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找不出哪个有好下场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国民性中。连可多象阿Q这样最底层的草根都喜欢竖起大拇指，晃着小瘦腿跟人吹：“想当年，俺祖宗……。”从个人到民族都好跟人夸历史夸祖宗。悠久的历史中的确有有价值的遗产，可更有大量该淘汰的糟粕，给人负担。毛泽东就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负担地太重了，减负地大应该，轻装地大应该。历史有时跟一个人的恋爱经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过份在意从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难以轻快前行。 六、鼓吹“亲亲”，重小团体利益，轻公共利益，重人情，轻正义 中国人一直少博爱精神。尽管孔丘吵吵过“仁者爱人”，听上去挺美，可紧接着他又说“爱有等差”。就是说仁者的爱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洒向人间，而是要分亲疏尊卑远近：先爱君主、父母及老师等地位比自个儿高的；再爱兄弟、老婆孩子、族人、亲戚，及地位跟自个儿相当的人；再爱朋友、邻居、老乡，及地位低下的人；再爱同国的人；最后还剩余有爱，才给毫不相干的天下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说在敬自个儿老人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老人；在爱护自个儿的乖乖的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乖乖。是有顺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简单理解成“象敬自个儿老人样敬别人的老人；象爱自个儿孩子样爱别人的孩子。”要那样该这么说：“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爱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爱有等差”基本上是围绕自个儿向外划圈，离自个儿越近越爱，越远越不爱，爱不同，对人对事儿的态度就不同，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亲亲”，即亲爱、维护自个儿的亲属。“亲亲”是儒家提出的另一爱的主张，跟“爱有等差”相类，更强调家庭、家族。为了落实“亲亲”，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团和气，互敬互爱，要是谁犯了罪危害了社会还要互包互庇，才显得抱团儿。才好保持家庭稳定。孔丘周游列国时，在叶县叶公曾跟他显摆自个儿家乡人民巨正直，说有个小伙儿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鲜明地站出来告发、作证，使偷窃者受到应得的惩罚，丢东东的找回了财产，实现了社会正义。孔丘听完呲牙一冷笑，说：“我家乡正直的人跟贵家乡不一样大大地，我们那儿父亲为儿子隐瞒罪恶，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正直就表现在这里头了。”后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规定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不论罪或减刑，而该隐不隐则要处罚，谋反、亲属间互害除外。就是说君亲不能害，害别人随便、不管。公开鼓励人们自私，为顾小家庭、小团体利益可以不搭理社会公义。
“亲亲”鼓励以人定是非，人情大于法，叫人多关心个人、家庭利益，少、不关心他人、社会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会人。这使得国民重私利轻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跟热情。可见，咱们的公民意识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养了。难怪西人说咱们是个人情社会，不是个是非社会，难怪咱们处处裙带翻飞，常常因情废法，每每不讲公德，难觅合格公民了。
实践中“父子相隐”的重点是“子为父隐”。当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说得过去，不构成犯罪，当儿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绳之以法。这里还是有个等级问题，还是不能以下犯上。跟“子为父隐”类似的还有臣为君隐、徒为师隐、贱为贵隐、穷为富隐、不肖为贤隐等等。“长者虽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违法犯罪行为要隐，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面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儒家认为必要的向亲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牺牲部分人（惯常是弱者方）的权益，必要的牺牲社会正义、良知，是维护秩序应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搁他们眼里，秩序比正义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严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会重要，狭爱比博爱更实惠。当关注下层，关注公义，胸怀宽广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爱”，号召不分血缘亲疏地位尊卑平等爱人时，被儒家老二孟轲破口大骂为“禽兽”。因为他觉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统治地位就没法维持了。回望历史，这些为贵族服务的自诩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兽”思想家排挤出社会舞台后，其作为、后果，客观地说的确不能把他们也骂为“禽兽”，应该是“禽兽不如”。
“亲亲”在破坏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使社会诚信缺失。要求人们为上位者隐，为亲属隐，为名流贤士隐，就是明要你甭说真话，真话都不能说，何谈诚信？诚信总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吧？所以，可知儒家虽然有时也吵吵诚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须服从等级、亲亲等各种秩序，是为秩序服务的。这样的“诚信”是建立不起诚信社会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残人性、人生 封建社会的核心等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扬的孝道跟忠君相连，为忠君服务，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长制跟封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孝道跟等级相连，为秩序服务，是奴性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孔丘的学生、因为尊容象他而在他挂后一度领导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讳、洞若观火地说：“做人孝父母、敬兄长，却喜欢触犯上层人物，这种人少有；不喜欢触犯上层人物，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是没有的。”
跟今儿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不一样样，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剧烈损害子女的正当权益，直至生命权，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杀人的刀子。
来看几个传诵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学生闵子骞同学打小没娘，后娘恶心他。冬天，后娘给自个儿亲生的俩孩儿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给子骞同学穿拿芦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挡风御寒。子骞同学冷得从早哆嗦到晚，也不找亲爹告状，不跟后娘的可恶行为做斗争，不维护自个儿的合法权益。
有天他爹坐车出门，叫子骞同学搁前头赶马牵驴。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子骞同学冻得拿不住牲口的缰绳，一会儿一掉，把他爹掉恼了，一马鞭抽他身上，瞬间芦花打破的衣缝中纷纷飞出，跟雪花在空中纠缠。他爹这才大吃一惊，骂儿子蠢，为啥要忍受摧残，不报告爹哪？子骞同学说揭露娘的恶是不孝，不孝是大恶，比娘虐待他还恶，他不能作恶。他爹说回去就休了那坏女人，子骞同学忙跪雪地上拦住说，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冻，撵走她，俩弟弟也没棉衣了。
闵子骞被树为孝子标兵。可他这么做不光牺牲自个儿的合法权益，还不分是非正邪，姑息养奸，置正义、善良于不顾，对恶行一味投降、包庇、纵容。
晋朝一叫郭巨的，一噼头也是有钱人家后生，爹挂后，他托大把家产平分给俩弟弟继承，自个儿要个老娘来养活。后来，日子越过越紧，直到添了个宝贝儿子。瞅瞅白发苍苍的老娘，瞅瞅快见底的米缸，郭巨摸着儿子红朴朴的小脸蛋，跟媳妇说杀了宝宝吧，省下粮给娘吃。他媳妇超三从四德，忍着撕肝扯肺的疼，随丈夫到外面挖坑埋儿。搁今儿郭巨杀人犯的干活，但先前他一直当模范。
儒家的“孝”还剥夺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长，人格不能独立、健全，成人儿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业、置业等等大小事儿都要听从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狱了，也要“三年无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儿跟父母牌位请示。著名的老莱子，七十了因爹娘还在，就事事顺从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儿样承欢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摇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儿装哭撒娇。搁父母跟子女永远不能成长成跟父母有同样权、责、同等人格尊严的独立的个体，父母老是要管辖、控制、或说统治子女，父权扼杀了子权。
人们在家因“孝”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后，出了家门在国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对君、下官对上官儿童化，依附于上，奴性于上，缺乏独立见解，人格跟心智残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样样，男尊女卑也为维护皇权专制跟等级压迫做出了卓越贡献。孔丘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把女人打入被压迫阶层提供了依据。他当县长时，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锢、圈养女人的措施，那会儿男人是社会活动的主性别，将女人隔离于男人，就事实上剥夺了她们参与很多社会活动的权力。尽管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当做第二性，但跟她们比，中国女人受的歧视、压迫、残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缠足叫西方歧视妇女者相形见绌；节烈牌坊，“男女授受不亲”更是害了一拨又一拨女人。比方熟读“圣贤书”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岁的小小闺女肚肚饿了，随口咪西了男仆递上的一块饼，就逼她绝食7天，活活饿死，叫人拍案叫惨。完了，女权运动咱们也比西边开展晚，且开展之初也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总之，中国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来得又晚。 八、倡导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开启民智的，孔丘顶着道教育家的光环，说他愚民估摸可多人会替他喊冤，这就首先得说说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儿。
春秋前学校大抵官办，是真正的免费教育，不光不象今儿的学校样巧立名目乱收费，还倒贴一顿午饭，不过只收贵族子弟，是实打实的贵族学校。课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备的六艺：礼（礼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算术），教材主要是《尚书》、《周礼》、《易》、《诗》等古文献，教育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培养后备统治者。孔丘做为贵族子弟，接受了正规的贵族教育，吃了好几年免费的午餐。以后他自个儿办了学校收了学费，可说是开了民办教育跟教育产业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却不是为民而是为官的。他虽提出“有教无类”，叫富而不贵人家子弟也能上学，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可教育的内容、目的却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课程、教材，仍是为统治者培养后备军，学以致仕，只不过相对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而已。而且，由于有学费的门槛，广大无钱无闲的劳动人民的娃娃仍然进不了教室。总之，孔丘的教育实践并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孔丘拿过教鞭就认为他一定不主张愚民。
事实上，对广大民众，孔丘主张不必要教给他们太多知识。他的一个县长学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礼乐教育时，他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讥他使劲儿过了，应当“礼不下庶人”。庶人没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反对晋国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完全公之于众的做法，认为百姓不配跟领导掌握相同的信息，级别不够。这种态度有助于中国的暗箱政治，阻碍政务公开，有助于专制，阻碍人民参政议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现是通过忠孝奴性训练、等级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专制等方法，最大限度压缩个人空间，泯灭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成为无思想少主见的工具，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这方面，儒家做得超级棒。 九、重文轻理、轻武，重脑力轻体力 孔丘他爸武将的干活，士大夫“六艺”中“射”“御”二艺顶哌哌。孔丘不似乃父，虽说个头跟他爸一样“小巨人”，可甭管上学还是教学都偏科礼乐。他挂后，儒生把《诗经》、《尚书》、《礼仪》、《易经》、《春秋》跟音乐，称为“新六艺”，开除了原先“六艺”中所有非文科项目。以后，儒学当道，学生们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加“四书”。军事、体育、自然科学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书生及打书生上去的士大夫越来越文弱、发酸。文史以外的学问、技艺被叫做细枝末梢，雕虫小技，为人不屑，这些方面突出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书籍比，咱们的军事、经济、自然科学的书，只能在山脚下堆个土包。文史之滥，无疑对汉民族打仗常败给他族乃至他国、及科技落后误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缓慢，贡献大大的。
话又说回来，尽管跟理工军经比，咱们的文科发达，可正经的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却又欠发达得很，远落后西方。在毛泽东全面移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中国几无大哲学家。儒生们拿手的是道德说教，只教人服从，不教人思辨、推理。
传统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文理军工经的同时，也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儒家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理论上就剥夺了劳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只赋予他们被治理的“权力”。孔丘曾骂跟他请教种庄稼种菜问题的樊迟同学是“小人”，说“君子”是不屑干这种活计的。后来，他在周游的路上则被“小人”骂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劳动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脑力劳动不论在地位、名誉、报酬上都比体力劳动优越。直到今天，体力劳动者仍然没有获得与脑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仍没被正确认识，劳动价值仍被严重低估，他们从社会得到的回报普遍小于他们为社会的付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被扭曲，脑力劳一得二（与权力结合的脑力劳一可能得十、得百……），体力劳一得半。甚至，他们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实上受到了挑战，他们得不到跟脑力者同等的话语权。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长期、并仍在破坏社会的公正、公平、和谐。 十、轻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们认为人外有天帝，老天爷主宰国家、君主、及每个人命运，主宰万事万物。皇上做为天帝的儿子代表他管理世间，天子的权力既然受命于天，更变天子也只能由天不能由人，这为帝王统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据，有利其江山万代。做为一般人，儒家说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求人们“畏天命”。特别希望穷人贱人安分守己，甘于贫贱，甘于不平等，甘于被剥削压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挂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没有轮回。人们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狱受永刑。跟咱们不一样样，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这辈子干的好事坏事到挂时一块儿算总账，好人上天坏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为来世做准备的。这样，他们行善多了种动力，做恶多了种恐惧。尽管唯物主义认为天堂地狱是虚构出来的，但在人们的觉悟还未提高到极高程度时，这种说法的确起了些扬善止恶的作用。而咱们只信今生不信来世，少了种行善的动力，少了种做恶的恐惧。人们只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来，缺乏忏悔精神。
当然，宗教的硬伤也可明显，比方其整个体系是建在唯心、非科学基础上的，不真实性终将被人们认识到；易导致狂热、偏执，当宗教跟民族问题搅和到一块儿时，更叫人不冷静，如咱们西藏的问题；还有其上层也跟世俗权贵一样常将权力利益化，欺压剥削下层民众等。宗教是把双刃剑。
儒学之恶不止上述，还有散布中庸，鼓励人不敢为天下先，繁文缛节泛滥，过重婚丧等仪式浪费钱财，叫人好面子，说话办事好绕弯不直率扎实，文过饰非等等。
总之，正如陈独秀所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是导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无穷”，“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又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鲁迅也说“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今儿“国学”者们，不知是“可恕”的，还是“当得永远的诅咒”的。“国学”的核心说到底是腐臭的“四书”“五经”，尽管一些“国学”倡导者结合时代对其进行了些“新开发”，但换汤难换药。比方对《论语》，有人刻意张扬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论语》跟碗心灵鸡汤似的。姑且不说孔丘的可多议论并不是针对所有国人，而主要是针对上流人士所发，将其引为针对一般人是种误读，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更主要的是，只要受到煽动一读《论语》，大多数人就难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响，因为这才是《论语》的中心价值、主要内容。对主张现代精神，致力建设现代文明的人们来说，读经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桩赔本生意。
李大钊曾说“自由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笔者觉着，不光自由，几千年中国最大的祸害，前进最大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请大伙到啥时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锋吴虞的话：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陈、李、鲁、吴“打倒孔家店”的喊声犹在耳，他们未竟的事业急需进行到底。
当然，尽管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国粹的主体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专制文化、吃人文化、亡国文化，但中华文明绝非一无是处。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缚的人们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对中国的进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贡献。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韩非子、王充、李贽、黄宗羲、戴震、龚自珍、邹容、李大钊、鲁迅、毛泽东；文艺上的陶渊明、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吴道子、徐悲鸿、郑板桥、周星驰；科技上的祖冲之、张衡、郭守敬、郦道元、僧一行、毕升、沈括、宋应星、徐光启；革命上的方腊、钟相、洪秀全、孙中山、秋谨、方志敏、董存瑞；还有孙武子、张骞、郑和、文天祥、雷锋、王进喜等等。我们的四大发明、中医中药、瓷器、丝绸、茶叶、围棋、中华武术、相声、剪纸、泥塑、杂技等民间艺术、敦煌壁画等等，都是人类的魂宝。
今天，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抛弃腐朽传统文化的同时，咱们还应扔掉狭隘的民族观念，放开眼界跟胸怀，面向世界，实行拿来主义。不只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应开放。民族的精华是属于世界的，反过来，世界的精华也应当被各民族充分汲取。一切人类皆兄弟，兄弟的好东东自然应当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共产党应该是最拿来主义的政治力量，因为不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拿来主义需要魄力。瞅准了就痛痛快快地拿来，不要肉肉叽叽地想再搞啥中体西用那套，那套已经被历史证明不中。因为所谓中体是君（官）体，而现代社会是民体，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人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及彼此关系的平等程度看，人类社会大致是照这么个循环走的：早期个人时代（氏族部落以前；每个人对社会的作用大致相当，各人以个人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横向社会。）——早期平民时代（氏族部落时期；除少数被剥夺者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社会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早期精英时代（部落联盟、城邦共和国、奴隶制早期；少数领袖主导社会，有明显的阶层，贫富贵贱差别明显；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君主时代（正式国家建立、奴隶制后期、封建制时期；一人一家主导天下，阶级等级森严，贫富贵贱极其悬殊，社会极不平等；是竖向社会。）——精英时代（资本主义、初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平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个人时代（共产主义时期，这时个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层次的横向社会。）今儿世界上除少数国家还在君主时代外，大多国家在精英时代。
咱们也在精英时代中，并正向平民时代发展。传统的儒文化产生于、很适合、很服务于君主时代，加强了中国君主时代的残酷、腐朽，并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君主时代，阻碍了精英时代的到来，到今儿已完全过时、腐朽、反动。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将拖缓社会向前的脚步。同时，可以预见，儒文化的复辟，必将失败，跟螳臂当车似的。
为啥改革之初没人提孔老头跟儒家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硕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时，忽如一夜风雨来，儒学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历史画卷就知道，这事儿其实并不奇怪，类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主张守旧一噼头老不被当权者用，后来好不容易当政了但政策误国误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国也被创新图变、奋发竞争的各国弃。直到汉皇一统天下后，才请他出来当维护统治的法宝。以后，每当社会大变革时，革命者（比方各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头头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边儿凉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来，请儒文化当立国的指导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为他们都明白儒家“无革命之力，有维护之功”（五四时批孔语）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咱们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扬传统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碍深入、全面改革之实，以免改革半途而废，以使现代社会早日、扎实地建设起来。
参阅网络文章： 300年前英国人早就看透了中国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29/1701842.html
文章来源: 天涯社区 于 2012-03-29 21:37:29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就看透了中国。
比照今天的社会，应该说是“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考公务员。” 1、盛世下极端贫困的中国人 当时正处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当时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如何呢？对此英国人也有详细记载。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PS：我们的奥运花费了多少钱，给老百姓办了点什么好事？除了忽悠一下具有爱国情操的愤青，忽悠一下洋大人，剩下的是什么，奥运之后发现我们才是裸游者。 2、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PS：今天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体制内和体制外差距咋就这么大？
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PS：难怪今天还好找人民学雷锋好榜样了。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
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PS：哇！这不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吗？政府吃肉，房地产商喝汤，人民买单。 3、中国人精神文化上的极端贫困让人震惊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英国人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权、专职和严苛的礼法。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PS：即使今天人民情愿也会要跪下的。 三、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1、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
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PS：这不就是今天盛行的宰客门？ 2、官本位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PS：有领导的时候你的表情如何？ 3、专制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PS：今天是某一小搓左倾份子对善良人民的统治？ 四、黑格尔对中国的结论让人害怕又脸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得出了以下结论。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结论，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PS：今天还有许多人盼望自己的“父母官”为自己做主。可效果咋就这么的这么呢？
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因此，中国依然是一个属于空间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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