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博文
(2017-02-02 04:20:17)
秦育英的悲剧根源在哪里潘文鸣秦育英是何许人？他是我在原贵州教育学院工作期间的一个同事。他工作的部门是学院教科所，我工作的部门是学报编辑部。由于院领导安排我们学报编辑部和教科所两个部门每周五一起政治学习，因此，我与秦育英开始相识；又由于秦育英和我家住的都是教院职工宿舍，两栋楼相邻，出出进进经常见面，我和他就有些交往，慢慢彼此成了可以[阅读全文]
(2017-01-25 02:46:42)
谈周有光的长寿潘文鸣近日听一位朋友说，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这位朋友说，看到周有光如此高寿，他活得更有信心了。说这话的朋友1940年生，现年已经76岁。他是我来到多伦多以后碰到的一个奇人，奇在他一辈子没有在体制内任职，而是一个人单干，在广州靠教小提琴为生。他移民来到多伦多以后，每天孜孜不倦通过阅读英美[阅读全文]
(2016-12-25 05:25:24)
15、必要的说明一、在本文中，高玉升一直被称为“反革命《真理革命党》首犯”，但从现在来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抱负的年轻人，在60年代全国处于大饥荒的年代，他能够认识到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问题，并且甘愿坐牢也要设法改变中国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应该说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但从他的言行来看，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其一，他在中[阅读全文]
(2016-12-24 04:49:36)
13、吴桐琪又上门
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干校领导要求尽快对审查对象做出结论，结束运动，
于是，四连领导班子决定派刘培华和吴桐琪到河南和北京进行第二次外调。这次外调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听说他们此次外调，仍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证据；相反，一些有关的证人却进一步提供了对我有利的证据。所以，领导[阅读全文]
(2016-12-23 03:41:02)
11、如何用笔杀人四连领导班子最初是把我作为运动的重点来进行战略部署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发现娄广华的那条关键揭发难以成立，于是，就把高玉升的揭发当作重点问题来突破。出乎周晓山和刘培华等人的意料，经过七斗八斗，我对高玉升揭发几条始终不认账，并且还用一系列事实来证明高玉升的揭发纯属打击报复和陷害。因此，领导班子感到非常失望，由于不是[阅读全文]
(2016-12-22 03:44:11)
10、继续交代的问题不过，要处理我，必须要有过硬的材料。娄广华揭发我的那条致命的反党言论，我已经把事实真相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干校一大队负责人李部长，看来李部长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其次，我在大会检查交代中，对这一条也做了说明，省文化局里干部毕竟不是生产队的农民，他们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所以，这条罪状的性质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反党&r[阅读全文]
(2016-12-21 03:26:22)
8、我的检查和交代
1970年8月31日周一，全连早读后，由刘培华主持对我的第二次批斗会。
在这次批斗会召开之前，刘培华已经多次在背对背的会上向群众宣讲，说潘文鸣的思想反动是一贯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是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密切联系的，主张喊“打倒共产党”的思想也绝非偶然等等。
这次批判会开始，刘培华仍然是先定调子，说大量事实证明，潘[阅读全文]
(2016-12-20 03:45:27)
6、抛出“重磅炸弹”会后，刘培华向领导班子做了汇报，娄广华和刘培华认为我态度不端正，需要加大批判的力度，他们两个建议，抛出《真理革命党》首要人物高玉升对我的检举揭发材料，以便进一步发动四连广大群众，投入到对我的揭发批判和斗争之中。于是，他们第二天召集骨干和积极分子会议，把正在东北嫩江农场劳改的高玉升1965年5月15日针对我写的专题揭发[阅读全文]
(2016-12-19 04:34:04)
4、给李部长写信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产生的？那是在1969年4月11日，我下班回家，在大街上看到“411派”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街道两旁站满观看的人群，想到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的所谓“红色政权政权”对“411派”的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不仅感慨万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经过造反夺权，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都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这[阅读全文]
(2016-12-18 04:39:41)
2、五大罪状恰如钟淑华所说，我很快接到省五七干校四连领导的通知，要求我立即回干校四连参加运动。当时省革委五七干校一大队有上千干部，都集中在市内贵阳医学院搞“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由于文革期间大学都停止招生，整个医学院的教学大楼都空空荡荡，恰好干校学员可以在学生教室集中开会，若干领导班子则把学生宿舍当作办公室。省革委一大[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