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镇反”运动的朱自清先生长子朱迈先
按:朱自清之子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51年被镇压处死,1984年平反。冤案是如何造成的?死刑命令是谁下达的?如果“平反”不能把迫害朱迈先至死的凶手找到并绳之以法,而是组织发个申明、或者领导人鞠个躬,那么所谓“平反”对被害人意义不大,对凶手却很重要:“平反”无异于以往的罪行打上句号,凶手不用担心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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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4/Chiang_Kai-shek_in_1912.jpg><br>辛亥革命时的蒋介石<br><br><img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b/Chiang1926.jpg><br>國民革命軍总司令蒋介石在北伐誓师仪式上阅兵<br><br><img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1/Chiang_2.jpg/240px-Chiang_2.jpg><br>北伐时期的蒋介石<br><br> 蒋先生早年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时,曾受苏联托派观点影响,甚至被1924年的美国《时代》周刊视为中国的托派。但他在苏联和“联俄容共”期间的经历可能奠定他一生强烈的反共立场。他的心路历程如何,现在已不可考,据说他的1924年日记可能被中共偷走(注1)。作为革命者,他在大陆积极统一事业,基本联合了各路势力,并在高层建立一个现代组织形态的政体(黄仁宇语),团结起一帮同志,甚至包括一批心怀鬼胎的军阀和政敌开始进行建国运动。(注2)他领导中国进行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一雪中国百年外战中屡战屡败之耻,让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步入世界新兴大国之列,并享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荣。 <br><br><img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2/2b/Chiang_Kai-shek_.jpg/250px-Chiang_Kai-shek_.jpg><br>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br><br> 1949年军事逆转之时,下野回乡的他,这样在1949年2月1日的日记反省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些反省的内容成了他在台湾进行改革与改造的基础。平心而论,蒋先生在大陆这战乱频仍的22年,他未能成就这些事业,实在无法完全归结于他的个人责任,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和客观的条件。 <br><br><img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9/95/Shuangshixieding.jpg/250px-Shuangshixieding.jpg><br>规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雙十協定》)<br><br><br> 二、 实干家 <br><br> 1928年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他在中国实施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段被誉为“黄金十年”的建设时期,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宝贵的相对和平时期。十年建设的成就无须多言。(注3)工业产值十年平均8%的增长是这个时期经济的成就。也显示出中国只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和相适应的经济政策,经济的奇迹是可以预见的。它奠定了中国8年持久抗战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在军力与国力相较的现代战争中,中国硬撑了下来。 <br><br><img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a/%E8%94%A3%E5%A7%94%E5%93%A1%E9%95%B7%E5%9C%A8%E5%BB%AC%E5%B1%B1%E5%AE%A3%E4%BD%88%E9%95%B7%E6%9C%9F%E6%8A%97%E6%88%B0%E9%96%8B%E5%A7%8B.jpg><br>1937年,蒋介石在廬山宣佈長期抗戰開始<br><br> 这一段时期,中华民国取得了走向现代化的诸多成就。如果不是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进程应该是一步步地在实现。我想提其中小小的几个方面,来看这位实干者对国家民族发展的眼光和对社会的积极改造。并且我也希望,会对今日的某些缺憾有所借鉴。 <br><br> 市政建设 <br><br> 国民政府1928年推行的“市政改造”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市政的开始。蒋先生亲自题写了“首都计划”,他要求城市:“发扬本国固有之文化,颜色搭配赏心悦目,光线空气最为充足,具有伸缩性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这样的市政建设概念就在今日,也是宜居城市的标准。今天,当我在中国的大中城市的钢筋高楼中行走,看着一座座渗透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古迹园林、宽窄深浅的小巷渐渐消失,回忆起从前我们幼时城市的宁静之美,不能不感慨蒋先生对“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和规划的有情有心。”(同注3) <br><br> 国民性改造 <br><br> 蒋先生对于国民性的改造也是倾注着心力,他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评价不一,但他提倡的要国民“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素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确实透过“假借儒家传统,来建构能够迎合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积极的国民性(注4)。看中国30、40年代的电影,常对里面人物的活泼而又谦和的性格赞叹不已。当时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一边积极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理念,一边在尊重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一些重要的学者们清理中华文化,剔除不符合现代发展的成分,整理国故,进行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五四中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穆拉儿小姐(moral)”,和新儒学运动等都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积极的传播与实行。 <br><br> 国民政府时期尊重“专家治国”,这至今仍然是学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丁文江、胡适、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蒋廷黻等专家学人本身就是3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筹划者和执行者。资源委员会培育的几万包括众多“海归”的知识界、工程界人士更是中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中国战时工业进步的功臣,和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仰赖的建设人才。(注5) <br><br><img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a/1958-4-cks.JPG/300px-1958-4-cks.JPG><br>蒋介石與胡适合照<br><br> 教育为本 <br><br> 教育是蒋先生一直的情有独钟。中国现代史上两次规模巨大的“迁校运动”都是政府特别为保护抗战和内战战火中的各级学校“弦歌不辍”而采取的耗资巨大的宏大举措。30年代起国民政府就在逐步实行学龄儿童强迫“四年制义务教育”。中日交战后,鉴于军队巨大的减员和兵士素质的低下,很多社会人士要求改普通教育为国防教育,号召师生应征入伍,共赴国难。但蒋先生发表著名的“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政策,他认为: <br><br>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注6) <br><br> 这是蒋先生“抗战、建国”的思维。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有对社会改造的坚毅性格与不为环境改变而动摇的坚定性。他对教育为建国之本的眼光令今人读来依然感慨不已。战时中国经济被封锁,政府为打击侵略者,保卫大后方而发起无数次大小规模人力物力浩大的会战,这些都需要大量战备与金钱的投入,势必影响对其他事业的投入。但蒋先生一直坚持抗战时也要坚持建国。建国在他的眼里高于一起,而建国,建什么样的国,一直是蒋先生的考虑。在他眼里,中华的文明与文化的传承高于一切。这当然和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相符合。因此,即使在政府丢掉所有重要的税收来源的东南工业基地与港口后,“国民政府财政就是极其困难,仍然将巨款投向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注7) <br><br> 蒋先生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政策,保证了在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它为国家战后复苏保留了元气,影响深远。即使在战争非常吃紧,政府已经出现严重财政崩溃前兆的1944年,仍然对外派遣出国公派留学人员,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就是这个时期派遣出国的科技人才。 <br><br> 对于蒋先生的国民政府,我还要提到,在中国最易被忽视的农村,国民政府农委会积极支持晏阳初、梁漱溟等在中国农村试点并推行农村识字运动、农村卫生运动、农村公民运动。即使在中国对日战争时期,这一社会实践并没有停止。在战后,这一运动更是得到很大的发展。 <br><br> 同一时期,中国的学者积极在教育的领域,开办大中学校、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并使民主与自由的思想极大地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发展和被接受,涌现出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宪政派人士引领社会思潮。可惜,这些人在政府败走大陆后,有些到了香港海外,有些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大多遭到整肃。 <br><br> 坚持抗战使蒋先生在中国达到威望的顶峰。他领导的中国8年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就在1941年战争进行中,他开始规划中国战后建国计划时,各种毁灭的种子已经埋下。观欧洲战场,战争四年,战后饿蜉遍野,很多国家经济无以为继。英国战时英雄丘吉尔政府战后下台,美国战后不得不紧急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大规模世界性援助。中国以复兴中的穷国经济抗战8年。这场战争当然也透支并打垮了中国的经济。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这样指出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的传统情况:风调雨顺让一位暴君都可成为明君;一场灾害,明君也可成千夫所指(中文大意)。中国的情况就这样不幸出现了可怕的逆转。国民政府的溃败当然有蒋先生内政军事中的失误与误判,也有当时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孰重孰轻,一直是史学争论的焦点。但国民政府败走台湾,却带走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成为一个现代化宪政国家的希望。(注8) <br><br>)
百年民国记怀蒋介石先生(组图)
作者:慧心
今年是民国百年(辛亥革命100年纪念)。蒋介石先生作为中华民国的重要领袖,前总统,统治中国大陆22年,统治台湾26年,不能不让人记怀。
中国政争而纷乱的现代史,对于我们去认识一位政治人物,是非常困难的事。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先生统治中国大陆达22年之久。其间经历中国近现代史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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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g.blshe.com/resserver.php?blogId=203&resource=95afee1f4c8826ece0fe0b9f.jpg&mode=medium><br>罗稷南先生<br><br><img src=http://img.blshe.com/resserver.php?blogId=203&resource=152_20090921225852_1.jpg&mode=medium><br>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现场<br><br>毛泽东身后左一黄宗英 左二赵丹 照片右下角背影者为罗稷南<br><br> 1957年7月7日,上海文艺界一些著名人士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出席并与这些人士一同座谈。<br><br> 会上,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又非常敏感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以我估计,他(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br><br> 鲁迅一直被称为革命文化旗手、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 鲁迅精神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所依赖的精神财富之一。但毛泽东此话却表露了鲁迅在他心中的真实价值。即,鲁迅若继续保持这种战斗风格,就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威胁。言外之意,就是要知识分子识大体,闭上自己的嘴巴,否则,只能在牢里去写、去说!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惊得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br><br><img src=http://img.blshe.com/resserver.php?blogId=203&resource=158820-1.jpg&mode=medium><br>鲁迅、许广平夫妇与儿子周海婴<br><br> 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首先披露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这段对话。但却招至一些极左人士的质疑和围攻。他们认为,作为伟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br><br> 就在周海婴陷入极左分子疯狂围攻之际,一位罗毛对话的历史见证人出现了,并发表了专题文章,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等等一些确凿证据。这位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电影表演艺术家黄宗英。黄宗英不但为周海婴勇敢解围,而且以当事人的身份证实了一个铁的事实,这话出自毛泽东之口准确无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确实抱有鄙视、警惕,甚至是敌视心态的。<br><br> 三、当事人黄宗英的记述<br><br><img src=http://img.blshe.com/resserver.php?blogId=203&resource=1123_242565.jpg&mode=medium><br>赵丹、黄宗英夫妇<br><br><img src=http://img.blshe.com/resserver.php?blogId=203&resource=000bcd48742f0a32d76b3c.jpg&mode=medium><br>黄宗英当年照<br><br> 对当时情景,黄宗英是这样记述的:<br><br>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br><br>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br><br> 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br><br>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br><br> 四、罗稷南先生简介<br><br><img src=http://img.blshe.com/resserver.php?blogId=203&resource=xin_57020619145346815661.jpg&mode=medium><br>罗稷南译著之一马克思传<br><br> 罗稷南(1898~1971),云南顺宁人(祖籍南京),原名陈小航。后以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坐骑瘦马罗稷南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民进成员,我国著名翻译家。<br><br> 1923年,罗稷南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一说,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0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三军28师师部秘书,19路军总指挥部(蔡廷锴的)秘书,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精通英语、俄语。译著有《萨木金的一生》、《没落》、《暴风雨》、《双城记》、《马克思传》、《有产者》等长短篇小说、戏剧、论文、传记20余种,约600万字。<br><br> 罗稷南先生性格刚正、耿介,硬骨铮铮。谈吐率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最讨厌空话、套话。因此,被姚文元之类的御用文人讥为谬论大王。文革期间,罗稷南以反动学术权威和中国爱伦堡等莫须有罪名,被关进牛棚,受尽虐待和侮辱,全家都受到迫害。但其伟大人格不改。<br><br> 为让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互相揭发,红卫兵便强迫这些“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互相打耳光。罗稷南拒绝这种野蛮行为,他不畏淫威,始终不动手打自己的同事和领导,因而遭到红卫兵更加严厉的辱骂和毒打。翻译了《十日谈》等名著,并坚持自由翻译的著名翻译家王科一,因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身亡。那时,自杀被认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反对文革的反革命行为。红卫兵、造反派勒令所有人表态,写大字报批判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罗稷南被逼无奈,也贴出一张大字报。但他用我与王君素昧平生,他的情况我并不清楚,但自杀是一种非自然死亡,我不赞成......。的委婉语言,对施暴者的反人道暴行进行了抗议。红卫兵和革命造反者见了他的大字报恼羞成怒,立刻对他进行了更为残酷的群众批斗。<br><br> 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1970年,罗稷南患癌症,1971年谢世。<br><br><br><br> 主要参考资料:<br><br>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组图)》_凤凰网<br><br> 《毛罗对话--假如鲁迅还活着》周海婴撰<br><br> 《铁骨铮铮罗稷南》2002年6月《文汇报》草婴撰<br><br>)
毛泽东对罗稷南说了什么让知识分子毛骨悚然
作者:魏洲平
罗毛对话已经过去53年了,当事人基本都已不在这个人世。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史事。研究这段史事,对认识我们当代史,对客观评价毛泽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罗毛对话的历史背景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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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东方红”迎来苦日子——看《解放》有感
辛子陵
在革命史诗《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占领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率精干的统帅机关转战陕北,在偏僻的山沟王家湾短暂停留。这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两次胜利后,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
在房东的农家院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房东李老汉和他的孙子,有一段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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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奸女青年数十人少将儿子如此残害妇女长达四年多(转)
1979年11月14日下午,杭州市的各界干部、群众六千多人参加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一个公判大会。会上,审判长用洪亮的声音宣读对以熊紫平、熊北平为主的结伙强奸轮奸妇女一案的判决书。判决书在列举了此案各犯的犯罪事实后,宣布:为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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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hnol.net/c/2010-07/08/09/201007080908518661-2278633.jpg><br><br><img src=http://image.hnol.net/c/2010-07/08/08/201007080857097981-2278633.jpg><br><br><img src=http://image.hnol.net/c/2010-07/08/08/201007080854453591-2278633.jpg><br><br><br>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林彪,一是因为林是红一军团的嫡系,对毛一直很忠心。二是毛吸取了高岗的教训,不能找太跋扈和难驾驭的人。林彪在1949年后一直在家养病,为人低调,从不与人争锋,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是一个在党内,军内有资历,听话,低调,体弱多病的人,这正符合毛的标准。林彪出山后在庐山会议的第一仗批彭德怀就很成功。毛是对林满意的。<br><br> 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林对毛的思想和为人是了解的,而且也知道自己曾统帅过近百万军队,毛不可能没有戒心。所以,林彪在1949年后一直躲在家里休养,以免卷入党内斗争。林彪看到了高岗的下场,所以一出山就把对毛的个人崇拜得有声有色。而这个时候,毛也进入了他在中共党内的艰难时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整个中共高层都有责任,但毛是第一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毛是中共第一把手,而是毛泽东非常相信共产主义的一些空想理念。毛泽东一生看不起金钱,年轻时就自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曾和同学一道一文钱不带周游乡村来证明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靠金钱。毛对资本主义,甚至对商品经济,对金钱都极为反感,他对张春桥的赏识就是从张在大跃进时宣扬军事供给制的文章开始。毛在内心深处也是向往供给制,只是知道在现实中行不通而没办法。相对而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则比较务实,希望采取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党内陷入了孤立,面临着被官僚派虚位化的危险,但林彪在关键时候出手相助,使形势发生了逆转。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说,林彪对毛的吹捧是出于无奈是完全不尊重事实。在1962年,毛泽东在党内已经陷入极为孤立的状态,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胁迫别人给他抬轿子。林彪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出面力挺毛泽东是出于理念,出于历史渊源,出于个人义气的主动出手。对毛泽东来说,林彪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强力支持是板荡识忠臣,是雪里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更谈不上是出于无奈而随大流。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关键讲话给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基本定位。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把江青也放了出来加入政坛。至此,党内两个集团基本形成。在中共党内,毛林同盟居于少数,但毛林二人掌握了军队,这使得党内官僚派不得不处于一种守势。在此期间,林彪开始在军内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给毛泽东1966年在党的体制外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br><br> 从跟毛泽东的关系来看,高岗之死冤,林彪之死冤,但刘少奇不冤。刘确实是对毛在经济建设上的做法颇有看法,而刘的追随者对毛在大跃进的做法感到愤怒。现在仔细读一读燕山夜话,三家村杂记,那确实是在对毛泽东搞大跃进冷嘲热讽,是在骂毛泽东。毛对此心知肚明,也知道彭真是这些骂他的人的靠山,而彭真后面是刘少奇。但是,真正对毛泽东打击最大的一点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让刘邓来收拾残局,刘邓居然出乎他的预料成功了。刘少奇在大饥荒的 1962年推出他的农村政策来挽救中国经济,这就是著名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四大自由”是指:“土地租佃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个纲领中的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但这个带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纲领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仅两三年时间,中国社会就摆脱了大饥荒的严峻状态,物质短缺的现象迅速得到改变。到 1964年,农副产品在各大城市的货架上已经堆满了,价格大幅度回落,1962年一元钱一个的鸡蛋到了1965年只有一毛钱一个。刘少奇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得他在党内的威信急剧上升,这对在大跃进中失败的毛泽东是一个巨大打击。关于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的说法在党内蔓延。刘少奇也开始不把毛放在眼里,开会时公开打断毛泽东的讲话。这时,毛下了决心一定要搬倒刘少奇。毛坚信,他若不搞垮刘少奇,刘一定会像赫鲁晓夫利用党内多数搞垮马林科夫等人那样搞掉他。在这个时候,党内高层真正支持毛泽东的在高层只有林彪,康生,周恩来等几个人。但是,毛泽东凭借助林彪搞的狂热个人崇拜和军队的支持,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br><br> 无论是从毛跟林的思想观念,历史渊源,个人感情,林彪都是毛泽东合作的最佳人选。两人联手确实把整个刘少奇的官僚体系打垮了。而林彪在吸取高岗教训的基础上,也始终小心翼翼地把毛泽东捧着,不要让毛把他看作有二心。从毛林的个人关系看。林彪对毛泽东始终是忠心的。但是,毛林在联手打击刘少奇的官僚集团时给全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千上万的无辜老百姓被牵连其中。整个文革最黑暗一段是从1967年到9大期间。毛林二人打垮刘是一种党内斗争,对走资派的批斗也属党内斗争。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各级被整的官僚干部,确实也曾整过别人,文革被整虽说不公平,但也谈不上冤,一报还一报。但是,毛林两人最大的问题是对普通民众的镇压。毛泽东林彪吸取了1957年大鸣大放的教训,一开始就颁布了《公安六条》,无论老百姓怎样造反,就是毛泽东,林彪不能反,如果反了就是现行反革命,或枪毙,或关押。在文革中因反对毛泽东林彪个人而被杀被关的人成千上万。更严重的是,在利用民众力量打垮刘少奇之后,毛林两人开始兔死狗烹。毛泽东先把红卫兵送到农村去,然后跟林彪联手在1968年底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全国大约有五十万人被迫害至死,三千万人被关押整肃,这是 1949年以来对普通民众最大的一次整肃和迫害。一些为林彪辩护的人说,这些都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林彪没有参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一是从政治发展的一般常态看,毛为主,林为副共同构成这场运动的最高领导层,无论是谁亲手签署的镇压命令,毛林二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讲到签署镇压的命令,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直接签署镇压命令,但这并不等于毛不必负首要责任。这就是所谓政治责任。第二点,从林彪后来的行动看,林彪在九大前急于把利用过的造反派和普通群众镇压下去的心态要强过毛泽东。林彪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更不是理论家,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林彪来说, 1959年出山帮毛泽东打天下既是出于历史渊源和个人关系,也是对井冈山的老战友讲义气,更是对刘少奇的非军人系统1949年后在中央掌权的反感和愤怒。但是,林彪在打垮刘少奇之后就认为大功告成,准备开九大分享胜利果实了。在1967年中,全国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省市地方政权,各企事业单位都被军官会控制,在九大之前,一定要把各种阶级异己分子镇压下去是毛林二人的共识。这一点是有事实根据的。从1967年下半年起,全国各级政权基本上是被掌握在军管会手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完全是由当时各地军管会主持进行的。林彪的几员大将都有很多具体的讲话,其中以邱会作的讲话最为杀气腾腾。当时派到云南当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谭甫仁是林彪四野的亲信,在云南清理阶级队伍时的讲话是一个范本,把林彪讲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讲得是杀人有理,说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在整个文革期间,由军管会在全国各地搞的红色恐怖杀人最多,迫害最严酷,远远超过了文革初期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这一点,由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难咎其辞。<br><br> 按照林彪对毛泽东的理解,刘少奇打垮了,九大也开了,一切就该停下来。但是,林彪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人,因此对毛泽东犯了两个大忌。一个是林彪把个人崇拜搞到自己头上,要求老百姓不仅要崇拜毛,还要崇拜林,不仅要有毛语录,还要有林语录,并且跟毛语录一样人手一本。毛泽东把老婆江青弄进政治局,林彪也把老婆叶群弄进政治局。最惹毛忌讳的就是林彪让四野亲信黄吴李丘掌握总参总后和几大兵种。毛泽东历来害怕搞清一色,他自己也这样讲过,因为清一色难驾驭。毛泽东的嫡系是一方面军,但在全国军区的布局上,把非常重要的南京军区交给了原张国焘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武汉交给四方面军的陈再道,这就是为了互相钳制。林彪在军内搞了个四野将领的清一色,各军兵种大都由四野干部掌权,这使毛泽东感到很不放心。毛对林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觉得这个沉默寡言,长期称病在家的林彪并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淡泊于权力。毛开始有了尽快换掉林的打算。另外,从思想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要搞掉刘少奇的官僚集团,而且还要进一步实行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所以九大后,毛泽东并不打算收手,还要把继续革命一直搞下去。而且中共的权力最终要交给江青和江青的追随者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的军人集团只是一个过渡。但是,林彪得到权力后不准备再往前走了,而且也不准备让位给江青的文人集团。所以,九大之后,毛要搞掉林彪是必然的了。<br><br> 从林彪当时的地位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林彪是没有任何动机和可能来暗害毛泽东。毛和林的冲突,是毛为主动,林为被动。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只是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出于政治的需要给党内外的一个说法和交待。说林彪不可能暗杀毛泽东的理由如下:<br><br> 第一,林彪在九大之后已是钦定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林彪来说,最大的利益是保持现状,等毛死之后接班。就算毛比林长寿,林作为一个副统帅也很不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林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暗害毛?林即使杀了毛,是否能顺利夺得最高权力也还是未定之数。在这个问题上,风险和收获不成比例。因此,只要毛仍让林当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就没有暗杀毛的动机。<br><br> 第二,有没有可能是林发现毛已经不信任他,准备搞掉他,于是林彪横下一条心搞政变,先下手而杀掉毛。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分析,更不可能,因为这样更没有条件搞什么武装起义。如果毛泽东开始不信任林彪,以毛的警觉和丰富斗争经验,早就会对林彪,林立果等人进行严密监控。林彪本来就调不动军队,在毛的严密监视下,他怎么搞武装起义。就林立果那几个人,搞一个政变计划,还要去搞一个名叫五七一工程,谐音武起义,那么露骨,能有这个可能吗?<br><br> 第三,最重要的是事实。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和林彪发生冲突,陈伯达被打倒,黄吴李邱写检查,林彪的老婆叶群也被迫写检查。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已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林彪全部家人的行踪,包括他儿子林立果在空军的行动肯定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严密监视,而他的亲信黄吴李丘实际上已对毛投降而处于有职无权状态,军队的大小事务都必须通过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内斗争的林彪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象他这样一个在毛泽东面前失势的光杆司令谁都指挥部不动,更何况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毛周的监控之下,武装起义和组织暗杀都是天方夜谭。<br><br> 也许毛泽东要搞掉林彪早在启用林彪出山时就决定了。毛当初留下周恩来没有搞掉,邓小平没有彻底搞垮是毛预先留下的两个棋子。本来在文革之初,毛林联手把周恩来跟刘少奇一并打倒完全有可能。但毛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一是国家还需要人管理,在文革的动乱时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大管家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二,留下周恩来防止林彪坐大。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打算时利用林彪达到打垮刘的目的。但毛害怕林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留下周来制约林彪。事实上,林彪从来都没有反过毛。那个五七一工程完全是毛搞的假文件。编造这个五七一工程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下一步搞垮周恩来。周是毛留下来搞垮林的一个棋子。但是,当林死之后,周就成了下一个目标,周对这点很清楚。在整垮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迅速扩大他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在林彪死了的那几个月中,朝中权力几乎尽归于周。毛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立即动手打击周。在林死之后,周采取的策略是把批林整风以批左的方式来获得党内官僚集团和民众的支持和好感。批左意味着重新建立官僚统治,恢复生产,这一举动得到了党内官僚和普通民众的拥护,周的威望也因此而大增。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要让文革继续下去,要打垮周恩来凝聚起来的官僚复辟势力,必须把死老虎林彪定位为右,必须要批右,批复辟才能打垮周恩来的势力。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炮制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并迅速改变口径,把批林说成是批右,也就是说中共政策还要继续沿着左的路线前进,还要继续打击中共党内的官僚复辟集团。但是,就权力斗争而言,毛在很难战胜周恩来。无论是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和亲和力,长期的特工生涯和组织能力,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毛都不如周。所以,批右的批林整风几乎没有伤到周恩来,周的威望在林死之后继续急剧上升。毛在无奈的情况搞出了批林批孔运动,这样就把问题挑明了,谁都知道林彪这个军人跟孔子没什么关系,毛的批林是幌子,批孔子是要搞垮周恩来,这就是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到后来人人都知道批林是假,批周是真。从林彪死到毛泽东死,毛都一直在跟周恩来斗。<br><br> 现在再来看看邓小平这颗棋子。邓在中共党内既不属于刘的系统,也不属于周的系统,邓一直是紧跟毛的,但是从1962年到1966年,邓小平开始跟刘少奇走得很近,这不是个人关系,而是政治理念。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因此二人走到一起了。当1975年毛重新起用邓小平,是希望用邓彻底取代周,因为毛所信任的四人帮中没有一个人有军中的资历,有治国的能力。相比较而言,邓小平还是一个取代周的理想人选。邓在政治局里的角色是以周的对立面出现的。但邓小平复出之后并不是按照毛泽东所期望的路线走,而是希望把继续革命停下来,恢复经济建设。这在毛看来是要否定文革,因此又不得不把邓小平打下来。<br><br> 但是,毛的这些政治手段后来越来越不管用了。权术可以用于一时,但不能反复使用。民心最终是最根本的。到了1976年4月,周恩来的去世,使得周恩来成了文革的最大赢家,毛泽东最后成了最大的输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经表明了人心所向。毛一去世,毛的老婆,侄儿和最欣赏的几个文人都成了阶下囚,整个政治路线被改变,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跟当年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毛一生最大的失败。<br><br> 从上述中共的党内斗争来看,高岗和林彪冤不冤?就高林二人和毛泽东的关系而言,高冤,林也冤,因为他们都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而是毛泽东要为了党内斗争要让他们牺牲掉,高林二人紧跟毛,最后死于非命,当然冤。但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对中国来百姓来说,这二人有什么冤屈没有呢?应该没有,二人都是中共党内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跟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大跃进的弊端,为民呼吁而遭受迫害有着本质不同。特别是林彪,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罪是无法推卸的。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历史中,从1959年到1971年这一段是最糟糕的,其中尤以从1966年到1971年这五年的红色恐怖为甚。这当中,没有林彪的鼎力相助,毛泽东无法进行文革,中国也不会死这么多人。说林彪出来捧毛参政是出于无奈是站不住脚的。在1959年,毛的威望还没有到为所欲为的状态,林彪是可以在家称病不出的,事实上有些中共的元帅或大将就一直称病不出,最后也得到善终。到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很孤立,根本无力胁迫林彪出来捧他。相反,若不是林彪在军内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若不是林彪在关键时刻主动力挺毛泽东,毛很有可能在党内被剥夺实权,被迫永远退居第二线。如果这样,文革也无法发生。所以,说林彪对文革没有责任,对人民没有犯罪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说毛利用林彪后又搞掉林彪,林彪就没罪了。<br><br> 今天到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共党内的人事斗争,而是看到了中共在掌握了政权后,决策集团在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上的分歧,看到了毛泽东在 1949年后的心路历程。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中共需不需要变成执政党,需不需要官僚化,(官僚化在这里并非贬义词,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管理体系)需不需要抛开意识形态埋头搞经济?这个问题在中共建政后折腾了三十年后才基本搞清楚。<br>)
文革中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林彪搞党内斗争的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林彪,一是因为林是红一军团的嫡系,对毛一直很忠心。二是毛吸取了高岗的教训,不能找太跋扈和难驾驭的人。林彪在1949年后一直在家养病,为人低调,从不与人争锋,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是一个在党内,军内有资历,听话,低调,体弱多病的人,这正符合毛的标准。林彪出山后在庐山会议的第一仗批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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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cus.org/Data/Editors/fanyou/002.jpg><br><br>1957年中国大陆党外人士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br><br>普通民众的人权经常受到共产党官僚的任意践踏。在整风期间,控诉党员干部的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是一些地方大字报的重要内容。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等22名学生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内容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在我们新中国神圣的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鸣放”的主题,是该所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其家中女佣,所党支部不依法行事,却只召开党内会议,给了该主任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了事,办公室主任的官还可照当,而且替他保密,不让党外群众知道。鸣放中,群众得知此事,便贴出无数大字报,将批评矛头对准了包庇罪犯的党支部。<br><br>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戴占奎说:“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优良传统给毁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共党的干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首先由纪委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交检察院起诉;或者以党纪代替国法“私了”。党员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权,不与庶民同罪。<br><br>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党教育党员,‘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但有不少党员却在升级、加薪和福利等方面‘得利在前,吃苦在后。’”<br><br>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党员一年可以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地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王文了解内情,他写了一篇《两种工资》,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名义工资”之外还有“实际工资”:“房租低于市价十倍的小公馆,为私人和家庭服务的厨师和公务员配备齐全的家具、设备,私用小汽车的汽油,各种免费戏票。这些额外享受,往往高过他的薪金二、三倍,而且,这些薪金以外的额外享受,还到处得到制度的保障。”<br><br>周大觉以“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的名义写道:“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官官相护(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br><br>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共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1936年参加共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195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185页)。<br><br><img src=http://www.cicus.org/Data/Editors/fanyou/004.jpg><br><br>北京大学学生把矛头指向“特权阶层”。一位理科学生的大字报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7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群学说:“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佚名的大字报:“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br><br>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张贴了一份《20条大纲》,提出反对特权:特权是官僚主义的特征,它产生奴颜媚骨,阿谀逢迎,趾高气扬,鱼肉民众。<br><br>1957年5月2日,四川大学大礼堂参行了生物系4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冯元春时年25岁,四川灌县(青神县)人,出身贫苦农民,靠姑妈支持;1950年后即参加工作。她是川大生物系4年级学生,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震聋发聩,许多人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为历史所证实:“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br><br>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2、3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br><br>第一个是“高饶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br>第二是胡风事件。冯元春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①反党,②上书30万言,③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已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br><br>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今后要是发生灾害便会饿死人。可是,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是党棍。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br><br>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br><br>冯元春最后说:“苏联黑暗,中国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br><br>1957年6月18日李明阳竟大着胆子然跑到川大女生宿舍去找冯元春。此时冯元春已陷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教区到食堂,从操场到宿舍,全是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李明阳出于关怀,再三相劝:“冯姐,你若再次走上鸣放大会是否策略一点,不要再说毛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是剥削集团?”<br><br>1957年7月29日川大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对冯元春进行批斗的那天,李明阳得知消息公然跑去为她辩护,刚一跳上台就被左派学生轰下来,立即扭送到派驻所。不久,冯元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他也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冯元春被捕后关押在省公厅梓童巷看守所,在关押中拒不认罪,坚持自巳的观点,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1岁的学生李明阳,被成都市东城人民法院也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冯先在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文革”中因继续批评毛泽东被加刑5年,转送南充地区省第一监狱。加刑后冯仍不低头“认罪”,在狱中书写批毛文章,呼“反动”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因而被判处死刑。<br><br><img src=http://www.cicus.org/Data/Editors/fanyou/005.jpg><br><br><img src=http://www.cicus.org/Data/Editors/fanyou/007.jpg><br><br>1970年7月1日这天,南充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公审枪毙了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南充市城区万人空巷,街道两边全是麻木如蚁的看客,声嘶力竭的高音喇叭由远而近,缓缓驶来的几辆解放牌汽车上站满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第二辆是刑车,车上押着三个将要执行的“死刑犯”,突人有人惊叫:看,中间那个是女的,“女反革命”……那个女的年约40岁,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你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br><br>不一会儿,大街小巷贴出了杀人布告,布告说:冯元春被杀的“罪行”是:“从1957年以来就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借给党整风的机会,恶毒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说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吃人制度,污蔑伟大领袖是伪马列主义者,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粮食制度。”“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服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杀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br><br>她死得比张志新惨,是乱棒打死的,死时不足40岁。下令杀她的是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有分内部文件,全省有27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就有冯元春。<br><br><img src=http://www.cicus.org/Data/Editors/fanyou/010.jpg><br><br>)
为什么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变成“我花开时百花杀”
1957年中国大陆党外人士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
普通民众的人权经常受到共产党官僚的任意践踏。在整风期间,控诉党员干部的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是一些地方大字报的重要内容。福建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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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史上最大的会战:“八一三”淞沪会战70周年祭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
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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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血战四行仓库:淞沪战役的最后一仗
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女童子军杨慧敏
在四行仓库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慧敏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游过苏州河,把国旗献给八百壮士,其无畏壮举震撼中国。当杨小姐献上浸透了汗水的国旗时,许多壮士激动得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勇敢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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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罪恶:清朝大兴文字狱,对明朝历史全面篡改
清朝统治者对不满当朝或留恋明朝的书籍统统禁毁,甚至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要消毒。在编撰《四库全书》过程中,凡是记载蒙元、满蒙野蛮民族屠杀的书籍全部被销毁,就连《天工开物》等科技书籍也不能幸免。
满清统治者极力损毁、删削不利于满清统治的书籍,篡改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了奴化人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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