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像头
华盛顿 —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北京饭店神秘的18层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 孔杰荣说，“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于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 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老大哥在看着你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据美国咨询公司HIS Markit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1.76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6.26亿。
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
9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
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日前在贵阳亲身体验了“天网”的威力。作为测试，贵阳警方用手机拍下他的面部照片，存入当地数据库，标注为嫌犯。之后沙磊投入了这个人口350万城市的茫茫人海。七分钟后，他在长途汽车站“落网”。
被中共尊为历史圣地的河北省西柏坡的一处警告标牌（资料照）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有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 孔杰荣感叹说。
英国左翼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一九八四》等一批政治预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老大哥”是这本书中的恐怖统治集权人物。在奥威尔的笔下，秘密警察和思想监控无处不在：
“你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今天重读奥威尔的这段文字仍然让汪女士脊背发凉。几年前，她因为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了看守所。
随着网络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七亿多网民中，像她这样遵纪守法，无意中触碰当局红线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仅仅因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遭受牢狱之灾。
越套越紧的枷锁
这样的情景让孔杰荣想起“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文革”时，单位中、弄堂里，处处都可能有告密者。说不准你的哪句话就会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
孔杰荣说，中国日趋成熟地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他对美国之音说。
恐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恐惧。
几年前，他和太太结束了一段在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闲聊中提到他们在中国的一位异见艺术家朋友。
孔杰荣回忆道：“说出这个中国人名字的一瞬间，她突然压低了声音，我说:‘琼，没事的，我们这是在美国。你用不着小声说话。’”
习近平和父亲背道而驰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孔杰荣和几代中国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来的趋势不满意，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建议，” 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
他说，80年代初，习仲勋在结束了16年党内流亡时明确表示，共产党要允许“不同意见”。
习仲勋的部下也回忆说，习仲勋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
孔杰荣说，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他和他父亲所倡导的完全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