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育养后代发生了极大转变，与传统的重“生”不同，当代农民家庭愈发重“养”，相比于打工经济兴起之初的隔代抚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选择留在农村，承担起抚育子女的亲职责任。
留守妈妈面临着哪些困境？亲职抚育对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们是如何在个体价值、家庭目标和社会互动上实现平衡的？
一、留守妈妈面临的困境：育养焦虑、关系摩擦和情感缺失
留守妈妈面临的困境之一是精细化育儿带来的育养焦虑。孩子出生后，小到喂养、辅食，大到培养自主睡眠习惯、训练婴幼儿感官能力，就有一套精细化的方法在指导。笔者前年在沿海地区某农村调查就发现，一些年轻妈妈在孩子2岁左右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早教机构，一次为期6个月的早教课程套餐就要近3万元，当然，最令她们难熬的是做选择的过程：即既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家庭成员的意见，也要考察机构的资质、人员以及各种资源配备，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接送方便，价格是否能够承受，甚至还要现场考察并亲自参与试课。一方面，早教“训练”对于孩子和家庭而言并不轻松，但妈妈们又担心自己家孩子不送去早教，“学习”、“培养”得晚，会落在起跑线上。
然而，即便孩子进入学龄阶段，育养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妈妈们一方面自动进入紧密的家校合作育儿体系中，同时会倾注大量的精力在孩子的教养上，小到关心孩子在学校每天的吃喝玩行，大到关注其学习进展和社交活动。笔者去年在鄂东农村调查时，一位33岁年轻妈妈，独自一人在家抚养女儿，尽管学校提供住宿，她仍然选择在镇上女儿就读的学校边租房，接送并照顾女儿的一日三餐，晚上亲自辅导学习，为了更好地辅导孩子学习，这位初中学历的妈妈甚至还在网上自学，尤其是学习儿童心理学地内容，暑假期间，她也给女儿报了绘画培训班，一个绘画兴趣班收费从4000到5000不等，而在镇上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最多2000元，而像她这样抚育子女的年轻妈妈并不是个案，对于诸多农村的“80后”“90后”母亲来说，育养焦虑伴随着抚育孩子的漫长历程。
留守妈妈面临的另一困境是育儿观念冲突下的代际关系摩擦。不同于隔代抚育中的粗糙、包容和情感溺爱，母亲参与的亲职抚育，相对更加精细，也更加严格，而代际之间育儿经验和育儿理念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代际之间关系的摩擦。比如，笔者在家乡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位邻居大婶在给孙子喂饭时，总是习惯地先在自己嘴里咀嚼，再喂给孩子，她的儿媳妇看到了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很不“卫生”的，当场拒绝老人喂食。除了照料方式，教育方式也是如此，笔者在调查中接触到一位34岁的年轻妈妈，几年前丈夫意外离世，她边在镇上打零工，一边照顾女儿和儿子，每当儿子调皮不听话，她就会打孩子，但是爷爷知道后，就会责怪她作为母亲太过狠心，而她则认为她是在管教自己的孩子，公公管得太多，因而感到不满。
留守妈妈还面临着“丧偶式”育儿的情感困境。在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外出务工是家庭的主要谋生手段，尤其是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男性，往往常年在外，即便在亲代抚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一个家庭中，往往只能留下母亲在家照顾孩子，父亲则继续在外打工，这意味着父亲的角色长久仍是缺失的，亲职抚育从根本上讲是不完整的；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家庭中年轻女性不仅是母亲的角色，同时是妻子的角色，不仅有抚育子女的根本责任，也有个体的需要，丈夫的长期不在场，极容易造成一种“丧偶式”育儿局面。在调研中，一位28岁的妈妈，在怀上二胎后选择辞职在家，专心待产，生育后，全职在家照顾儿子和女儿，从职场精英到全职妈妈，这位母亲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丈夫的常年在外，公公婆婆的年事已高，琐碎繁重的家庭照料事务令她压力巨大，也挤占了她几乎所有的时间，她十分渴望有独处的休闲的时间，也渴望丈夫能够分担压力，但是孩子的需要、空间的分离，使得她不得不压抑、妥协。
二、亲职抚育对留守妈妈意味着什么？
亲代抚育主要是由父母直接承担孩子的照顾、抚育事务。近年来，父母尤其是母亲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孩童的照顾、培养和管教。这种照顾模式下，家庭抚育事务主要由年轻家庭主导，并且也越来越成为年轻女性的生活重心，那么母亲的亲职抚育实践对于留守妈妈意味着什么？有何意义呢？
从生育与家庭制度的形成来看，母亲与子女因生育结成了天然的亲子关系，而父亲的养育实践才确立了父亲的角色，这无疑将父母的角色分别置于结构化和建构化体系中。然而，事实上，血缘的纽带还不足以支撑当今社会中家庭健康亲子关系的形成，育养过程便是一个情感互动与亲密关系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隔代抚育缓解了农民家庭发展转型的阵痛，但是也引发了诸多新的问题。一是隔代抚育中的孩童往往受到祖父母过分溺爱的影响，而在成长教育中缺乏严厉管教内容；二是家庭抚育中父母在场的长期缺乏，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情感建设与亲密关系发展受到影响；三是在新的家-校沟通环境下，孩童智识教育往往需要更年轻化、知识化的家长参与合作。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夫妇，相对于“60后”“70后”的祖父母，拥有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更现代的教育观念，年轻母亲从劳动市场退出或是半退出，全心投入家庭、参与子女的抚养教育，一方面可以克服隔代抚育中的诸多问题，同时也能够发挥年轻人在子女教育上的角色优势；另一方面，亲职抚养还满足了父母、子女双向的情感需求。
当然，就农村家庭而言，亲代抚育实践的强化，亲子接触的密集化，也不必然产生良性的情感互动，要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父母自身的能力、教育的理念、教育竞争的压力、家校协作的模式等等都会影响农村家庭亲职抚育的效果，影响着留守妈妈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对她们的评价。
调查中一位叫JS的年轻妈妈，为了照顾两个儿子，在县城买房，专门照顾孩子上学，她提到“为了照顾他们学习，我五六年都没有追过一部电视剧看看，干什么都是围着孩子打转”。孩子不仅成为年轻父母的生活重心，亲职抚育的经历也成为年轻父母媒体社交的主要内容之一。
因此，就留守妈妈的亲职抚育来看，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母亲所做出的牺牲，部分女性边工作边照料孩子，极尽全力平衡工作和家庭，而更多的女性则是选择离开职场，放弃了劳动创收的机会，放弃了经济独立的可能，投入到家庭子女教育中来；而当她们完成阶段性的抚育义务，再返回职场时，她们面临着极大的市场压力，甚至是就业歧视。就农村的观察来看，由此造成了女性的精神压力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留守在家照料孩子的年轻妈妈不仅要牺牲或是压抑自我需求的一部分，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照料当中，另一方面还因为经济上对丈夫的依附，面临着社会舆论、家庭成员乃至自身的压力甚至苛责。
三、在自我、家庭和社会中寻求平衡
1.成为生活老师：平衡工作与抚育的压力
从打工地回到农村，从职场回归家庭，无疑是女性在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时，做出了让步和牺牲，对于她们自己而言，放弃了工作与自我发展的机会，对于家庭而言，则是闲置了一个青年劳动力。对于部分农民家庭而言，代际的支持和青年男性的打工收入足以支持家庭教育和家庭发展的支出，留守的年轻妈妈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但对于部分农民家庭而言，留守的年轻妈妈则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或是减少自身对不能挣钱的思想负担，部分留守的年轻妈妈，选择在家乡就近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都是和孩子密切相关的，其中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进入孩子所在的学校，成为一名生活老师，所谓的生活老师，即是照顾学生的生活起居、卫生内务等等。生活老师的门槛不高，但学校会做考察，通常是某位或是某几位孩子的妈妈。笔者去年曾在鄂东某村的寄宿小学调查，有2-3位“95后”的年轻妈妈在孩子学校当生活老师，每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对于他们而言，成为生活老师，解决了自身没有收入的窘境，同时兼顾了对孩子的照料，在放假的时间，还会带着孩子，甚至和同事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这无疑丰富了留守妈妈在农村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其工作和家庭。
2.代际合作育儿：重构农村家庭育儿模式
在隔代抚养与亲职教养中，二者实际上都存在代际合作的关系，但是农村长期的隔代抚养实践中，祖父母往往具有教育的主导权，而亲职抚养过程中，祖父母通过支持子代家庭间接支持着孩童抚育。不同于这两者，代际合作中的祖父母与父母在时间或程度上参与并没有明显偏向，但试图寻求二者之间明确的分工与权力分配。也即让父母成为孩子抚育的绝对主导者，让祖父母主要成为家庭抚育资源的稳定支持者。笔者此前调查的中部地区农村，不少农民家庭中五、六十多岁的祖父母通过农业生产或是就近务工的方式获得收入，为家庭积累资源并向子代家庭输出，协助并更新照料方式，不干涉媳妇对孙辈的教育、教养。如此一来，年轻媳妇，也就是留守在村的妈妈逐渐成为家庭权力资源分配的主导，母亲既站在“台前”，同时，她们也成为了育养的主导者，由此形成的代际支持与合作推动新的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建立。
年轻女性的育儿困境还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具有差异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女性角色与家庭地位具有极大的差异，有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了南、中北的划分，分别形成了“宗族性”、“原子化”以及“小亲族”结构的村庄，女性的角色受到文化的塑造，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结构的挤压和影响。在宗族性村庄，妇女往往被视为家庭，尤其是男性的附属，在原子化村庄女性往往被视为更加独立存在的个体，而在“小亲族”村庄，女性的价值裹挟在村庄社会的竞争评价中。因此，在职业和家庭之间，不同文化传统的村庄中女性面临着不同的舆论压力。对于年轻女性而言，留守村庄，投入到精细化照料、“内卷化”培养和严格化管教的亲职抚育，也需要得到来自社会文化体系的包容和支持。
总之，对于绝大多数年轻妈妈而言，进入劳动市场与照顾子女既是权力也是义务，而回归家庭抚育子女，除了个体的心理准备，还需要物质条件、情感动力、关系基础和文化支撑的共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