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

疫情之后，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健康码？这两天，不少人应该看到了这样一份调查。但这份调查的结论，和人们的实际反应却截然不同，连胡锡进也忍不住发文表示，对调查的科学和准确性表示怀疑。

首先要澄清一下，确实有过一份这样的调查，但它不是最新的，而是2020年7月左右公开发布的，这次只不过是被重新翻出来了而已。

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是，同样一份调查，为何在两年后激起了更强烈的舆论反应？为何被很多网友嗤之以鼻？

这两年来，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化的防疫工具，在几乎全覆盖的同时，不断升级，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出行的一个标配，进出场所，查验核酸，出差旅行等等，大量的场景都得用上。

在疫情防控方面，健康码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也必须承认，它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管理工具。就像新冠肺炎一样，是乙类传染病，但参照甲类进行特殊管理。

两年前展开调查时，国内疫情一度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对健康码预期向好，本质上是因为对发展预期向好。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出现反弹，尤其是很多城市经历了静默甚至封城，长时间的封控下，人们心态出现变化很正常。

以前希望它继续发挥作用，现在希望它快点退出历史舞台，大家对健康码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其实也是担心疫情一直无法结束，担心生活迟迟无法回归常态。

毕竟，健康码的存在，是建立在民众牺牲、配合的基础上的，是我们让渡了大量的权利和隐私的产物。比如记录行程信息，在非必要的日常状态下，它根本就不应该、也不会存在。

在评价健康码时，有网友说，它是牺牲隐私成就的，是出于防疫大局大体的共识，“这份善良绝不应该被进一步蚕食”。

在某种意义上，健康码已经成了当下疫情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技术本身是中立中性的，对健康码的疲态情绪，当然不是针对健康码和它代表的数字技术本身，而是不希望牺牲隐私、让渡自由，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

尤其在疫情期间，不乏健康码被扭曲使用的情形。一些地方在防疫上层层加码，动辄一刀切，更有甚者，打着防疫的旗号，利用健康码的便利作恶，比如某地黄码事件。

扩大健康码的适用范围，侵犯民众的合法权利，类似的极端案例，让健康码偏离了本来的轨道和初衷，也让人们对健康码的使用，会更加警惕。

其实抛开这种舆论心态的变化不谈，“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两年前的呼声落地为一种现实，也缺少足够的必要性。

比如，调查说，人们希望健康码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继续发挥作用，但其实这些领域已经有数字化的管理工具了，根本无需叠床架屋，再来一套系统。

而且，健康码表面上只是一个简单的二维码，但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系统的运营和管理，从信息的核验，到数据的存储，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疫情没有了，还继续运营，还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健康码就该跟一些临时性的方舱一样，完成历史使命后，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一些技术层面的积累和经验，确实可以运用到其他各个领域去，为数字化管理提供效率。

总之，一份两年前的调查，能在今天重新搅动舆情，这本身就值得深思。人们对这份调查结论的担忧，说白了，是对通过健康码等工具把社会一直严管起来的担忧，这无疑不利于社会活力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