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言论应该被管制吗？
恶意，在人类世界里从来不曾缺席，然而身处多元社会，恶意是否也属于多元的一部分？近几年，仇恨性言论是世界各国关注的议题，任由歧视蔓延可能侵害人权，但出手管制也挑动了言论自由的敏感神经。本文专访长年研究国际人权法的廖福特研究员，分享他对台湾人权进展的观察。他认为，从台湾社会的实际演变观察，订立全面平等法能具体改善社会群体的不平等处境。
管制仇恨 vs. 言论自由的两难
“同志死光光！”“东南亚来的就是没水准……”，仇恨、攻击性言论近年在公共论坛迅速流窜，这类偏激极端用语一度被包装为网路社群文化──认真就输了！但真是如此吗？随着社群平台发酵，许多人开始质疑法律为何不限制，任由歧视攻击散播、扩大伤害。
管制仇恨性言论并非新主张。德国刑法早已将公开支持纳粹、种族仇恨入罪。法国政府 2015 年推出《国家行动计划》，特别针对网路的反同仇恨做管制。加拿大也禁止公开发表煽动对特定族群的仇恨言论，因为“宣传仇恨并不是言论自由”。
然而，反对者诉诸言论自由的珍贵价值，主张“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亦是个人有权自由表述的言论，保护多元言论共存空间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一旦国家介入管制，难免有落入思想审查的危险。
尽管法哲学上仍有争辩，但回到现实情境，当我们面对网路上不堪入耳的攻击、公众人物带头极端发言，许多人或许更想知道：对抗仇恨歧视、攻击，法律能做什么？
仇恨言论的两种招式：明刀亮枪、暗藏歧视
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员廖福特认为，限制仇恨性言论的讨论立基在两个前提。
我们都同意“言论自由”为民主核心价值，但是言论自由并非不受规范。散播假讯息牟利、诽谤、故意在满座戏院内大喊“失火了”，都不在免责之列，可被刑法论处、民法求偿。在此前提下，
面对仇恨言论的第一个层次，也是限制言论的信念基础：言论自由有其界线，我们维护言论自由，但也不能任由仇恨歧视侵害人权。
保障个人与群体的人权尊严，不因民族、性别、性倾向、宗教等身分受到歧视或威胁，与言论自由同样重要。
廖福特将仇恨性言论分为两种类型，分析共同特征。
一类是攻击、排除性，比如欧洲白人至上主义者扬言给有色人种“好看”，看一个打一个，让他们滚回老家；台湾也曾见对同性恋者的攻击言论，要以性暴力让女同志知道什么是男人。
另一类则是歧视与贬抑性，用公开贬低、贴标签把弱势群体标志为次等或糟糕者，比如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新住民水准低等。如果攻击性仇恨属于明刀亮枪，歧视羞辱型有时更幽微难辨，不一定诉诸暴力，但同样传递排斥、蔑视与贬低。廖福特强调，
不论攻击或贬抑型都具有高度目标性。攻击者经常针对特定群体贬抑伤害，个人只要隶属这些身分类别，就可能被烙印标签，遭受仇视。
公道在人心，让仇恨言论“越辩越明”？
纽约大学教授沃德伦（Jeremy Waldron）在《仇恨言论的伤害》（The Harm in Hate Speech）中提及，仇恨言论不能被视为单纯的“言论”，因为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视、贬抑才是其目标。换言之，仇恨言论的实质作用、影响不应被忽视。
廖福特认同法律有责任消弭歧视，他认为：
这也是面对仇恨言论的第二层次：当歧视仇恨、偏颇性攻击损害了另一群人的权利，应该受法律规范介入，但立法内容需要细致讨论。
“我们基本上不会同意国家事前审查，而是事后以刑法或行政法论处。”
然而，反对管制的其中一种主张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限制只是让仇恨言论地下化，根本方法应该交由公共论辩。廖福特并不赞同。他解释，“言论自由能让民主更落实”是支持言论自由的一项论述基础，但这并非单一内容，还必须牵涉其他内涵，比如：改善创造更好的公共论述空间，让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参与。这正是限制仇恨言论的目的，换言之，
任由仇恨言论扩散蔓延只是造成民主伤害，无法促进公共思辨和讨论。
“仇恨言论不是越辩越明的‘真理’，一旦任由它公开谈论宣扬，就已经对弱势群体造成侵害。新住民都没水准、原住民都好吃懒做，这些议论是越辩越明吗？或其实是破坏民主对话？”廖福特严肃地反问。
法律无用？看看三十年前的女性处境
然而，以法律对抗歧视仇恨真的有用吗？这恐怕是许多人内心的怀疑。毕竟歧视贬抑不见得都是“穷凶恶极”，更常来自传统偏见。
廖福特以性别处境回应，他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验，“我读大学时，法律系只有五分之一是女生。更往前追溯，我阿嬷常常骂我妈，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没有用啦！”过去，这些“常情”实实在在是许多女性受压迫的处境。如今，女性结婚就该辞职顾家、怀孕就资遣，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应当。
翻转歧视除了性别运动、教育的长期着力，其中一个关键力道是：性别平等法令，透过法律标志出标准和界线，实际扭转不平等的现实待遇，限制各种权利义务如继承、职场规定等。性别环境的改善，提供一个正面的好例子，廖福特强调，
法律具有“树立价值”的意义，应更优先确立民主人权的标准，不论是刻意攻击或无心歧视，透过立法可以直接限制这些压迫。
怎样算仇恨歧视？实践中答案更清楚
法律介入意味着必须设下一道言论界线，但是我们真的能清楚拿捏仇恨言论的界线？那条红线到底该怎么画？
“拿捏言论自由的界线，是永恒的高度挑战！”廖福特坦言，“我们很难用定义直接画出一条线，得从判例中寻找实践脉络。”
爬梳国际人权法令，仇恨言论的概念出现晚，许多国际法令未明确表述，例如欧洲人权公约便没有明文限制，大都得从判例中做分析。由此，廖福特强调法条只能做某种程度地概述、轮廓化，难以将所有可能情况全数罗列，如何画出那条界线，是在具体实践中型塑建立。
这也是面对仇恨言论的第三个层次：社会实践。
三十年前，说同性恋都是变态、性侵受害者活该不检点、没结婚的女人有毛病，许多人可能不觉有异，但如今我们越来越能清楚辨识哪些情况不对劲，哪些言词是歧视羞辱。这种界线共识，便是在立法后的具体实践中慢慢浮现而出。
“性别平权是很好的参照，法律是改善不平等的第一步，但不会只透过立法就解决所有问题，下一步是该怎么让它最高地被实践。”廖福特说：
这是一种累进概念，透过法律确认、公共论述和社会实践，整个社会慢慢就会从中确立出有共识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