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农民骑车10年环行23国 13本日记解锁不服人生

撰文 | 袁琳

摄影 | 吴家翔

编辑 | 金赫

连夜出逃

徐玉坤61岁那年，决定换个活法。那天夜里，河南省南阳市溧河店这名普普通通的农民，趁老伴睡着后，偷偷摸摸从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里溜出来，合上了进出几十年的两扇红色木门。

他一路谨慎又激动，先是到达离家不远的朋友家——朋友姓张，是新交的，家里人还不认识，这样可以避免走漏风声。

老张是唯一知晓徐玉坤计划的人，他比徐玉坤年长将近十岁，在溧河店一家厂子里看门，住在几平米的保卫室里。徐玉坤觉得他可靠，理由是：老张爱好中医，平日里热衷给左邻右舍看病，不收钱。

那一夜，老张已经等候多时，他几平米的房间里，藏着徐玉坤此次“出逃”的所有装备：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个手工缝制的油皮大包。帐篷、睡袋、修理工具、照相机、相机支架、日记本、换洗衣物……塞进油皮大包里，满满当当，统共60斤。过去几个月，徐玉坤像蚂蚁搬家一样一件一件把装备往老张屋里挪，今天一把扳手，明天一把钳子，后天一块塑料布。

老张现在八十几岁了，还总记得那段时间。徐玉坤趴在自己家屋里的地上缝一块大油布，一边制作旅行袋，一边兴奋地讲述他的“梦想”。

他要离开溧河店。他要“上路”。

徐玉坤趴在自己画的地图上讲述自己的骑行故事图片 | 吴家翔

徐玉坤的一生都活在这里。他的家是一片看不出差别的砖房里的一户，屋里光线昏暗，厨房还保留着烧柴的土灶，洗衣机是洗甩分离的老款式。门前一条小河流过，河水是浑浊的土黄色。

鲜花让徐玉坤的家与其他门户有了差别。他和老伴都爱花，在红色大门前摆满了颜色鲜艳的盆栽，一直延伸进屋里，红色的最多，大朵的是菊花，小粒的是装饰性的红色小辣椒。红色是老太太最钟爱的。

溧河店的时间过得慢。老人们总是醒得早，四处收拾一通，便聚到巷口靠着墙嗑瓜子聊家常，天气好的时候，搬出凳子在河边搭起桌玩牌，打发时间，吃过晚饭到子女家串串门，一天就结束了。

这样的生活，让老年的徐玉坤感到恐慌。

他原本想像正常情况那样，和家人商量一致，光明正大地上路，但是失败了。大概八年前的1999年，他想出发想得厉害，整夜失眠，脑子里不停设想上路需要哪些东西，会出现哪些困难，怎么应对。“当时我太急了，我买了好多装备，我想上路。”徐玉坤说，他召集了家庭成员，跟大家说了想法，结果没有一个人同意，“全都训我、弹劾我，最后，没走成。”

徐玉坤心里着急，但还是顺从了子女的想法。他最终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四个女儿，有两个还没成家，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放下吧。

徐玉坤和家人在一起图片 | 吴家翔

2007年，徐玉坤的四个女儿都结婚了，孩子们告诉他，以后不要干活了，在家休息吧。徐玉坤心里想，到时候了，可以上路了。这次他选择暗度陈仓，表面若无其事，背地里在老张家谋划路线。

这一刻他已经心心念念了几十年。他一路摸黑，朝着北京的方向骑，确认已经离家很远很远，他才停下来，给老伴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上路了，已经骑了一百里开外了，具体位置就别问了，不要找我。”

他每天早上五点醒来，骑到七点左右，天完全亮了，停下吃早饭。接着再骑，除了吃饭，一直骑到晚上七八点，夜里就在空地里搭帐篷，钻进睡袋睡觉、写日记。条件实在恶劣，也会到别人家借宿。

到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他会停下来欣赏一会儿，把相机架子撑起来，给自己拍张照。每到一个城市，他首先找邮局，在准备好的空白本子上盖上当地的邮戳。两个月后，身上的钱全都花光，徐玉坤结束了第一次旅程。

这样的旅程一共进行了十三次。他十三次出发，把内陆省份走完，又去了港澳。他谋划出国骑行，接连去了东南亚、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澳大利亚。

从2007年4月到2016年9月，徐玉坤从61岁骑到71岁，用了十年时间，换了六辆捷安特，用坏三口电饭锅，穿旧十套一模一样的户外服，磨破四个自制油皮包，写了十三本日记，一共穿越了23个国家。

徐玉坤的旅行日记供图 | 徐玉坤

他是不是神经了？

整个溧河店，没有人能理解徐玉坤的选择。他们都说他病了。

第一次骑行回到家里，徐玉坤变得又黑又瘦，头发和胡子留得很长，衣服也破破旧旧。家人和邻居都像看异类一样盯着他，其中一个女儿说：“他可能神经了，要不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没有人接纳徐玉坤的新活法。有一次他骑行回来，头发和胡子很长，他自认很有些艺术感。刚到村口，被一个女婿看到，冲他放了狠话：“你再不剪掉，以后不养活你了。”徐玉坤不愿意剪，被老伴抓住领子拖到理发店，强制性剪了。从此以后，每次回家前，他总是先把头发和胡子剃了。

2016年，徐玉坤在澳洲朋友家中做客，那时他留着头发和胡子，很有艺术感。供图 | 徐玉坤

听到女儿说要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徐玉坤害怕，不敢再与家人争论。“其实这句话，我最扎心。太急了，真送去我一定会死，当时是死也要走那种劲儿。”他说。

溧河店位于南阳市市郊，起初是彻底的村落，后来城市扩张，溧河店村变成城中村，家家户户修起楼房，村里的人们享受安乐的小日子，很少出门。隔壁县来的老张，都会被称为“外地人”。徐玉坤四个女儿里的三个都没有嫁出村，最近的离家100米，远的300米，只有一个女儿稍微远些，也还在南阳市里。

女儿们起初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出去骑车。二女儿徐海棠说：“我们想象的一家人和和气气地团聚在一起，就很幸福了，出去受那个罪做什么？”开始骑行前，徐玉坤是一个150多斤的微胖老头，患有并不算轻的心脏病和肠胃病，严重时四肢无力，蹲下就站不起来，吃一小碗饭就觉得撑得难受，不敢碰凉食。

孩子们最担心的是父亲身体受不了，在路上遭遇意外，同时也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件事，另外，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支持。“我记得他第一次出去，走出一百多公里给我打电话，说了几句，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打点钱。”

二女儿家以养奶牛为生，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挤奶，白天洗用具，晚上要再挤一次，整日忙碌。说到钱的问题时，她正在冬日的冰水里洗刷奶瓶子，有些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徐玉坤第一次骑行东北花费的2000块钱，是他务农时大约半年的收入。后来出国骑行，每次的花费更高达万元。这个数字对溧河店的人来说，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邻居冷言冷语地评价：吃饱了撑的，有那个钱来好好享受不行？尽给子女添麻烦。

邻居老太太回忆，当初听到的消息是，反对徐玉坤最厉害的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觉得徐玉坤要把她丢下了，老两口闹得很不愉快。

1999年那次，孩子们集体反对徐玉坤上路后，二女儿记得，父亲最终坐火车去四川玩了一趟，回来整个人都神采奕奕，兴奋地向他们介绍路上见到的新鲜事物。在那之前，父亲没有离开过他们，他没有出过省，甚至没有到过河南省会，最多去过别的县城。二女儿以为，那次旅行已经了结父亲的心愿了，在父亲“出逃”之前，她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在徐玉坤的印象里，最初几年，他收到的反馈全是铺天盖地的嘲讽，“是个傻子都在讽刺我，所有人都讽刺我。”他说。印象最深的一次，他骑行出门，碰见一位是退休教师的老朋友，俩人站一起愉快地聊了几句，徐玉坤准备离开走出几步后，听见一个人凑上去问那位朋友：“他是不是神经了？”那位朋友回答：“不神经干不了这样的事！”徐玉坤在几米外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觉得很难受。

“神经了”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外孙眼中的徐玉坤图片 | 吴家翔

唯一不反对的是老张。老张有过一瞬间的想法，想和徐玉坤一起走，但他丢不开手上看大门的工作。其实他也不理解徐玉坤的理想，他对徐玉坤的判断依据来源于：他写了一手好字，总是义务给村里墙上写印刷大字，这样的人一定是好人，没有坏心。总有闲言碎语传到他耳朵里，说徐玉坤疯癫了，瞎折腾，他怼回去：“你懂什么？就知道坐井观天！”

老张如今81岁了，别人说话不太听得清，徐玉坤和老伴提着水果去看他，大声喊话谢他：“老哥，当年是从你这儿打响了长征第一枪，多亏了你！”老张呵呵地笑，话题总是不自觉地转移到自己对于免费帮人看病的愿景上，临走前说了一句：“我挺羡慕你。”

第一次骑行回家，家人们想了很多方法阻止徐玉坤的再次出发。他们把他的钱没收了，又偷偷把他的相机藏起来，以为这样父亲能安分下来。但这一招没有奏效，2007年10月，徐玉坤取出自己私藏的1500块小金库，花1420元买了一个新的卡片相机，在全身只有80块钱的情况下，再次出发了。

“我太压抑了”

徐玉坤问过自己那个所有人都在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上路去？他给自己的答案是：“我太压抑了。”

五岁的时候，徐玉坤的母亲去世。1959年，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徐玉坤的父亲双目失明，当时徐玉坤13岁，刚上完五年级，他还有四个哥哥姐姐，都已经参加工作离开溧河店，照顾父亲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他肩上。徐玉坤因此离开学校，回家务农。

徐玉坤的四个哥哥姐姐全都脱离了黄土地，两个进了工厂，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土产公司职工。他原本也想出门打拼，读书时，他的成绩是班上前几名，字写得好，也爱写文章。但照顾父亲的重担把他拖住了。

“只有在家务农和照顾父亲是我应该干的。没人照顾，他一天也没法生活。”徐玉坤说。

父亲离不开他，父亲去世后，妻儿离不开他。徐玉坤打心底里羡慕哥哥姐姐，“我啥时候能出去，能走得更远？”从回家务农开始，这种想法就在徐玉坤心里埋下了，他还想上学，不甘心。

二女儿徐海棠幼时对父亲的印象，感觉他总是在给爷爷做饭。她觉得父亲性格果断，说一不二，并且总是为别人着想。她记得小时候，父亲当过大队民兵营长，村里每次有进厂工作的名额，父亲总是优先分给其他人，“其实他自己也有资格去的，他总说这样不好”。

徐玉坤的心老是在溧河店之外。他养成了练书法的习惯，平日里爱写点文章，《河南日报》是他最爱看的，他不太关心生活琐事，喜欢关注国家大事、政策方针、社会名人，愿意跟朋友聊些国家层面的话题。

“我总觉得一种压抑，劳动中总是不想服输，生活总是不开心。”徐玉坤说。

徐玉坤在家中图片 | 吴家翔

他有时候看着自己身边的环境，对这种生活感到震惊。这原来是农村，现在是城中村，人口几十倍的增长，“这些年死了好多年轻人，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下五十个，一年两三个”。他留意到，“人死了，大家就不以为然，死了就埋，埋了谁也不说。”

侄子的经历让他反思人的生存方式。37岁那年，他侄子脑出血倒在麻将桌上，落得半身不遂，走路一瘸一拐。在溧河店，打麻将是最为常见的生活方式，包括年轻人。他看着身边的人“虚度时光”，“我不能这样，我必须干我想干的事”。

到了四五十岁，所谓的中年危机时期，被压抑的心理越来越焦灼，想走出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徐玉坤开始睡不着觉，夜夜失眠，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想上路旅行，想看看别的地方是什么样。

同样的几个问题，在徐玉坤脑子里整年整年地绕，落灰一样，一层一层积成了一堵墙，最终爆发了2007年那次“出逃”。他做过许多自我反省，其中一个是：同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被压住了，别人为什么就没想冲出去，怎么就你想了？他想不明白，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答案——大概是一种天性吧。

没吃的，他煮了三只被撞死的袋鼠

第一次出国，徐玉坤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办签证。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先是骑了几千公里到新疆喀什，想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那待了半个月，被告知无法办理，又转到北京的大使馆，才明白出国原来要很多的条件。要收入证明，要银行流水，要邀请函，很多是他没有的。又过了几个月，他终于在旅行社的帮助下，办了去东南亚的签证。

在国外，最困难的是语言问题。最初几年骑行东南亚，徐玉坤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找到华人，让对方帮忙换当地货币，买电话卡，然后按着导航骑车。后来有了翻译软件，语言问题基本解决。最大的困难变成充电。在国外，没有导航，徐玉坤一步都不敢走。

每次旅行回家，他都手绘一张大地图，把走过的路线仔细标好，海洋的地方全都涂成蓝色，跟买来的地图一模一样。他每天都写日记，记录这天的路途和遭遇，一次旅途是单独的一本。专门用来盖邮戳的笔记本上，他仔细地画好每个邮戳应该占的区域，盖上之后，再写上当地的地名，以免日后不认识。

徐玉坤用一种愚公的方式进行他的旅程。

徐玉坤在护照上记录骑行中的点滴图片 | 吴家翔

2007年春天，驴友老周在长春第一次碰见徐玉坤。老周与徐玉坤同岁，也是骑行爱好者。他们坐下来攀谈了一阵。老周见徐玉坤自行车后面绑的旅行袋，是用油皮自己缝制的，心想这个人经济应该比较困难。他随口问了一句：“你退休工资多少？”徐玉坤回答说，四千。

第二年，老周经过河南，到徐玉坤家做客。住了几天，才意识到，徐玉坤是属于没有退休工资的那一类人。和徐玉坤妻子聊天时，她对他谈到对丈夫骑行的反对，因为出去要花不少钱，但他们家没有钱。老周觉得徐玉坤路走得辛苦，也佩服他的毅力。

徐玉坤第二次上路，是在与家人决裂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是他最艰难的一次。他一路向东，打算完成中国东南沿海的路线。

路过南京时，徐玉坤在老周家借住了几晚。老周至今回想起来，只记得那是平凡的几日，驴友路过自己家，理应招待一下。

但在徐玉坤的视角，情况不太一样。那几日，徐玉坤的自行车脚蹬子正好坏了，老周陪他去捷安特专卖店换脚蹬子，维修要71块，但徐玉坤全身上下只有70块钱，朋友面前徐玉坤不好意思显露窘境，没有太讲价，付了全部的钱，变得身无分文。

他始终没有给老周说自己没钱了，住了两天又硬着头皮上路。他每天都到银行，把卡插进机器里，看里面有没有钱，他以为家里总会忍不住给他打点，但总是无功而返。他又给体育局打电话，问能不能给他打点钱，支持他的运动事业。每天去看，每天的余额都是零。

路上是艰辛的。徐玉坤每天骑行一百公里，“打瞌睡”是他最大的敌人。生物钟作祟，每天到11点，他就觉得瞌睡得厉害。天气好或有人的地方，他会停下来睡上十几二十分钟。遇上下雨或下雪的天气，他披着塑料布做成的雨衣骑，找不到地方停下来休息，只好强忍着睡意。

“有时候好像睡着了几秒钟，到路最边上的时候，马上醒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有一次骑到陕西，天正下着大片雪花，他瞌睡来了没绷住，摔到路边的深沟里了，正好从两棵树的空隙间摔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他想过很多办法。在东北的大兴安岭，瞌睡了，他就使劲大喊，让声音在森林里回响。这个办法只能奏效一两次，后来就不管用了。在新疆，他路上捡到一条机器用的皮带，挂在车上，瞌睡了就用皮带甩自己的脊梁，甩得啪啪响。

他在东北被虫子咬得满脸肿胀，在罗布泊的大桥下碰见过黑熊，在欧洲迷过路。他的印象中，还遇见过不少温暖的人。苏黎世的夫妇帮他找过充电的咖啡厅，澳大利亚的一家人盛情款待过他，比利时的女孩给他一条纪念围巾，他去哪儿都带着。

几次旅程后，他开始自己带上锅具，一路做饭吃，这样可以减省很多开销。他说，穿过澳洲千里无人区的那十天，粮食吃完后，他煮过三只被车辆撞死的袋鼠。

徐玉坤的旅行日记供图 | 徐玉坤

死在路上也心甘情愿

2018年11月24日，北京梅地亚中心，徐玉坤和来自各行业的学者一起坐在台上，台下座无虚席。徐玉坤像军人一样笔直地坐着，显得拘谨严肃，听别的学者回答观众的提问。讲到好笑的点，大家哈哈大笑，他也一动不动。

他在女儿秋菊的陪同下到北京参加这次演讲。头一天，他们刚从上海赶过来，在那参加了一个全球旅行峰会。迪拜的王子亲手给徐玉坤颁了奖，邀请他下个月去迪拜观光。

演讲和接受采访是他目前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从澳大利亚回来，由于经费问题，他暂停了骑行，打算筹足了路费再出发。他的目标是走遍五大洲，现在还差美洲和非洲，他的下一步计划是骑行加拿大和美国，需要路费至少三万元。

徐玉坤觉得自己总是很忙。具体忙了些什么，他又说不上来。他脱下迷彩帽子挠挠脑袋，回想自己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脸上掠过茫然的神情。

他今年72岁了。

徐玉坤在骑行图片 | 吴家翔

在家的日子，他也总是一身骑车时的装扮，军绿色的户外服装，迷彩帽，军绿胶鞋，裤腿用绑带束口。一模一样的这套衣服，老伴给他买了十来套，来回换着穿。这样的装束让他安心。

家里人已经不再反对他的旅程了。邻居和朋友中，“十成里有七成改变对我的看法，还有三成没变，还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徐玉坤说。但他听到的，更多的是对他的羡慕。

二女儿放下对父亲的担忧是在几年前。当时她和父亲一起去三楼晒麦子，她因为喂牛晚去了一会儿，发现父亲已经搬了十几袋了，还剩十几袋，两个人一起搬了，第二天她腿疼得走不动路，父亲却一点事没有，又去给别人家帮忙了。她才意识到出去骑车这几年，父亲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50多斤减到120多斤，身上一点肥肉也没有了，比年轻人还有活力。

这么多年过去，徐玉坤的老伴儿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接纳了他新的活法。她记得他第一次偷偷出去，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是早上七点钟。她知道徐玉坤在外每天会在晚上九十点的时候给她打电话，那时候他扎营完毕，才能空下来，她总是等着他报了平安才放心睡觉，不打电话就睡不着。

徐玉坤在家跟客人聊天时，老太太独自搬了洗脚盆，坐在幽暗的厨房里泡脚，面朝着丈夫的背部，仔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她有时也想插一句话，张开口又闭上了。过去十年，很多个日夜，她都是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在担心和孤独中寂静地度过的。

她不再阻止徐玉坤的远行了。徐玉坤担心她的病情，她对他说：“你走吧，我这个病永远就这个样，轻了回家来，重了上医院，你不用操心，有四个孩子们照顾，你别管了。”

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轻轻地叹气，因为常吃激素药，身体肥胖而浮肿。“生病了他总给我说，坚持住，再等他几年，回来以后一起做个伴。”

徐玉坤和老伴儿包饺子图片 | 吴家翔

2018年9月，为了凑路费，徐玉坤在郑州办了一个月的展览。他把有代表性的照片洗出来，贴在长布上，每一张下面写上注解，再标注上对所到国家的理解。有的好故事，他画成画，更直观好看。

他心里暗暗着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足路费，再次出发。最终，一名网红认识了他，在网上很快帮他筹了一万多，徐玉坤立马收拾回家。2018年底，徐玉坤在北京顺利地办好了美国签证，今年4月，他将启程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开始美洲的四个月旅程。

徐玉坤知道自己十年来旅行没有留下任何伤残是极大的侥幸。但他说，从他出发时他就做好心理准备，“就算死在路上也是心甘情愿的”。

走过的22个国家，他最喜欢的是荷兰：“那里面临着大海，水多，船多，到处像画一样，村庄、田野，到处都是大雁群，就连城市的街心花园都有大雁群，大雁和天鹅在人们面前都不害怕，人们也不会打扰它，动物和人和谐相处，真的特别好。”

“如果不走，等我真走不动了，我会后悔得要死，不如现在就走了。”他说，许多同龄朋友一年一年死去了，自己过得那么辛苦，却还好好地活着。“我现在七十多，想活的，反而活不了。不怕死，反而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