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编剧。出版过的作品《相遇的别离》（长篇小说）《味道》（长篇小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长篇小说）、《城市符号》（文化随笔集）、散文集《逆风的逍遥》与《思想的钟摆》《活着-张艺谋》（纪实文学）、幽暗的岁月三部曲（由台湾出版）——《六六年》（长篇小说）《浮桥少年》（长篇小说）、《海平线》（长篇小说）。策划与编剧过的电影《活着》《英雄》《霍元甲》《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漂亮妈妈》《千里走单骑》《十面埋伏》《青春爱人事件》与《美人依旧》。
我的台湾版的＂幽暗的岁月＂三部曲这几天（似乎是昨天）在台湾正式上市了，海外的亚马逊还沒卖的。我的一位海外朋友帮我搜到了在台湾的购买网址，只有哪位飞墙走壁的网俠能夠邮购了，以下是台湾购书网址：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9%BD%E6%9A%97%E4%B8%89%E9%83%A8%E6%9B%B2%E7%8E%8B%E6%96%8C/cat/all
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读到它，我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三本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大书(三本加起来近100万字）。
在其中，文革仅是一个背景，我更关心的是动荡的大时代下的人性和人之命运。我始终对人性与命运感兴趣，我以为这才是文学要去凝视、关注与挖掘的内容。文学是超越政治和道德的。
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我的半自传，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主体事件全是真实的，我不过只是将真实的人与事以文学的形式予以改造和重构而已。文学也是在此一建构自身的同时抵达了其他叙事难以抵达的人生本质，这其中，自然地涵盖了幽暗的人性与命运。
文学于我的关系与其说是在书写，莫如说是一场自我拯救，总是有某种外在的力量在迫使我们沉沦，甚至堕落，因此拯救与新生成了一个人个体的救赎行为，它是一种觉悟，一种丢失了来路与心灵之后的再度寻找与再度出发。文学之为文学的高贵与尊严就在于它是有人文立场与精神境界的，亦由此，文学见了高下。
希望朋友们以你们的方式或关系能买到这三本书（我自己还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能拿到书），我渴望你们读后能与我交流，发现自己、拯救自己以及让自己摆脱精神和命运的困厄以获新生。高贵而尊严地面对自己与时代是我们出发的原点，我们必须走上这条路，因为我们是人，是人就必被赋予追求自由与真理的权利，它与生俱来。
在此，我愿更多的朋友与我同行。
2019年元月15日于手记
若不是我在美国的好友吉米兄的提醒，恐怕我也不会想到，要为我的三部曲写一前言，那是因为该说的话，都在《幽暗的岁月》中说了，好像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一向认为，让小说自己说话是一作家最好的选择。现在看来，显然我错了，在大陆，某种我们曾经以往熟悉的“现象”又在风云再起，从而仿若有一种责任在向我高叫：你真的应该说几句了！
这一套以《幽暗的岁月》命名的三部曲，除了《六六年》在大陆出版过外（我专门为了这次的台湾版，对《六六年》重新做了一次文字的修订与增补），其余的二部在我电脑里已存放了七、八年了，有的是因为“题材敏感”（《海平线》），被最高书刊审查机关束之高阁，且不告你任何原因；有的似乎因了一段不可触碰的中共历史（《浮桥少年》），而被告知不能出版。《六六年》之所以幸运，得益于七、八年前，大陆的言路相对宽松，这才让它幸运地得以获得“示人”之身。
我是有意识地将三部曲命名为＂幽暗的岁月＂，若按这三部小说所涉及的题材内容，它似乎该以“文革三部曲”之谓更显恰当，毕竟写的是在大陆发生过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这么做，是我个人认为我的“三部曲”已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革小说＂，重点写的乃是人与命运，也就是说，当多少年之后，文革历史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远去，那些未来的读者再来读你的小说时，他们会专门为了文革而来吗？我想答案一定是否定的，那时他要读的还是小说作为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人物在故事中所呈现的永恒的人之命运。
我厌倦于文革结束后在大陆文坛上一度时兴的“伤痕”文学，我以为它让小说独有的使命过多地诉诸于政治控诉了，小说一旦被政治化了，它还能称得上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吗？小说在本质上是超越政治的，若非要将小说之“叙”，纳入一个文化范畴，那么我个人认为它必当高踞于政治之上，归属于人类学的文化范畴。
在过去的文革小说中，我看到的更多乃是被简单化的坏人作恶，好人受难，而在其中，文革的“参与者们“则缺乏最起码的反省与忏悔意识，就好像那场席卷大陆的红色恐怖仅仅是个别人在施恶，而与卷入这场风暴中的每个个体无关似的。
如此一来，文革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化的文学类型，便被局隘地限制在了一个狭窄的甬道中了，无以戡破它之所以发生的人性本源乃至其存在本质，也由于此，普通人仿佛都成了在那场运动中的无辜者，只是一个个从这场空前的劫难中走出的“幸运者”，从而得以轻松地撇清了自己在这场灾难中所应担负的道义责任。
不，不是这样的，这场涉及十几亿之民族的旷世灾难，绝不仅仅是由个别人所为就能达到的，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最终酿成严重后果，乃是因为它首先具备了让这一切人间罪恶得以横行无忌地席卷中国大陆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亲历者其实又都是难逃罪责的。我们不仅仅是这场史无前例之文革之祸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无形中（或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名施恶者。当这场运动已成一个并不遥远的记忆时，抚今追昔，回望在那个岁月中我们共同度过的惨烈人生，以及在此人生中命运的浮沉，我们显然不能再以简单的政治眼光去看待了，那是浮浅的，非文学化的。
文化大革命在我的三部曲中，不仅仅只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文学叙述，同时，它也是我对自我的一个冷峻的审视、追问和反思，亦由此，它便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了一个形而上的关于人之处境的命运高度，从而也就超越了作为特殊性的所谓“文革题材”，成为了具有普适价值的事关人与其命运的小说。
我一直认为，当岁月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流逝之后，文革作为一桩发生在过去的遥远的历史“传说”，存留于世，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代人，则带着他们关于那段历史的真切记忆，早已消失在了浩瀚的时空中，那些未来的读者，究竟还想从描述那段历史的小说中看到什么呢？仅仅是一段残酷年代的展示？抑或是在那个年代中好人受难、坏人当道？我以为不是的，到那时，那些走在未来之路上的读者所渴望读到的，还是在一部小说中所呈现的具有普遍之意义的人性以及人之命运。这才是超越时代的文学，亦由此，这类涉及文革的小说就不再仅仅是在陈述一段特殊性的文革历史了，而是作为一种镜鉴过去与未来的提示，警钟长鸣，从而防止类似的悲剧再度卷土重来，因为它曾让一个民族为此付出过巨大的血的代价。
历史，从来就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面镜子，借由于此，人类得以看清自己这一路走来的曾经以往，由此也让人类认识且从而尽可能地洗涮掉身上的那一层层被隐蔽着的人性之污垢，并对人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变异及社会机制的“失陷”，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觉，以避免人间惨剧的重蹈复辙。这其中，文学最最重要的使命还是：认识你自己，文学也将由此而进入一个至高、至纯、至真的境界，惟当如是，文学才能超越某一特定题材的局限，由特殊走向普适性，从而反观在我们人性与社会中所存有的征象。
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还处在某种知或不知的命运劫难中，且无以脱逃，文革“十年浩劫”这一早已被国人定性的历史共识，却被暗度陈仓地修改为“艰辛的探索”，那场波及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就这样被人轻轻地一笔抹煞了，变成了是因了某个人为走向“正确的道路”所做出的必要的“艰辛探索”，几代人为此付出的毫无必要的苦难乃至生命代价，就这么被轻易地遮掩了，以致今天在中国大陆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几近不知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十年中，他们的上几代人都曾经历过怎样的罄竹难书的人间苦难。
文革的发生，的确具有其历史的特殊性以及制度性的逻辑必然，但却绝不可以由此就认为，正是因了其特殊，我们就可以推卸我们自身所应承担起的历史责任；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处境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种种不堪入目的人性“变异＂与丑恶，就可以以特殊性为由，为自身的全情投入做出辩护。在一场空前的命运劫难中，个体的道义责任与义务，始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拷问和探究的。
文化大革命于今看去，似乎已成在历史中消散的烟云，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在回望那场惨绝人寰的民族劫难时，还当责无旁贷地扪心自问：在那场悲剧中我们在其中又做了些什么？我们反抗了吗？我们仅仅只是一名受害者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放纵”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肆无忌惮地任意做恶，以致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在那场文革运动中，一代人曾经历过迷狂、困惑、迷茫及至最后的觉醒，但这个所谓的“觉醒”，又仿佛在隐约地暗示我们，我们似乎无须为这场人道灾难承担任何罪责；若真是如此，那么我甚至可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一场波及整个民族之劫难的深重涵义。
文学的存在，其实是上苍赐予一名作家的天赋与天职，饶是作家可以基于＂实在＂之真相，架构起一个以虚构之名抵达的人性揭示，而虚构在此的本真之义乃是对我们生存本质的一种直视与穿透。这才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理由，它所呈现的，皆是具体可感且经梳理与过滤后的真实存在的人生或命运之向度，与此同时，作家深邃的思考与认知，亦巧妙地隐身在此一被描述的诸多繁复＂现象＂的背后，最终以结构化的叙事形态，完成对命运乃至人生本质的追问、呈现与揭示。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然抵达了我意欲抵达的目的地，我也不知道，《幽暗的岁月》是否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我最终的心愿？但我知道我为之努力了，这就足慰我心了。当有一天，我决意写下这个事关文革岁月的三部曲时，我曾暗暗地告诉自己，我要写下可以留给历史及后人的小说，它将会延续我有限的生命，让后来者从我的小说中获得某种人生启示。
我原以为在我的有生之年，三部曲中之二部将无以见晴空呢，最终我只能以遗嘱的形式交代后人，帮我了却此一夙愿。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朋友给了我一个伊妹儿邮址，让我不妨将小说寄去试一试。我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以我在大陆的感受，没有点儿熟人引荐或背后搞点潜规则，远在彼岸的台湾，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出版我的小说呢？更何况我写的又不是畅销小说。我小说的叙事是沉重了，这便决定了它很可能只能是小众阅读。
我犹豫了几天，后决定投去试试，我没想到没过半小时，秀威的编辑总监伊庭小姐就及时地给我以回复，热情地告我三星期后再告知我最后的审核结果，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她果然没失言，临到三周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徐佑骅的小姐主动联系了我，告我她将是我小说的编辑，而我的小说她细读后“非常非常感动！”
坦率地说，我听了此言后也很是感动，因为这一叠加句式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足见她是认真阅读了我的小说，且深度地沉浸其间，这才有了如此的“感动”一说。这么认真的编辑在大陆已然鲜见了。佑骅小姐又说，我在信中道及的《六六年》，是否也能交予她们作为三部曲一并成套出版？这又是我没想到的，我原本计划只让她们出版我在大陆出版不了的《浮桥少年》与《海平线》，若能出版这二本，我已然心满意足了，我根本没想到还能作为三部曲成套出版，尽管我确实是将此三部作为一个互有关联的系列小说来写的，它们分别展现了大陆文革的不同阶段。
我愉快地答应了佑骅小姐的请求。此后，我们之间的沟通始终令我快乐，一切都是那么的舒畅，没有丝毫的交流障碍，这令我感到了惊异。我这才觉知，台湾的读书人犹在，台湾的编辑中仍有人在热爱着她们的职业，她们依然渴望出好书，并将此视为自己职业的一份荣耀，在此，我要向她们致敬。
对我而言，出版社之大小于我一点儿也不显重要，我个人的所谓名气也无须一家出版社来帮我获得提升，况且我也从来不重视那些无聊的浮名。我是经历过风雨的人。我更关心和重视的，乃是我是否能遇上知音与知己，她们是否真的认识到了我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显然，秀威的伊庭总监与佑骅小姐认识到了，她们正是我在冥冥之中寻找的最好的出版社和编辑。
我期待《幽暗的岁月》三部曲的出版，我渴望看到它们以正体竖排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始终以为中华汉字惟有以正体示人时，方显出它的高贵与尊严，从此意义上说，我的《幽暗的岁月》能以这么一种字体形式出版，也让它们由此而获得了在我心中的高贵与尊严。
再次感谢秀威公司，感谢伊庭总监与徐佑骅小姐，没有比以书交友更让人欣慰的了，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我已将你们视为我的朋友。
2018年元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