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恢复高考问题。邓小平针对高考政审连说三个：“繁琐！”，严苛的高考政审得以改变。时隔40年，高考政审却又回来了！
11月6日，中共重庆机关报《重庆日报》在提到2019年高考报名时，称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高考。报道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的必备材料，主要考核高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现实表现，工作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进行。
政审的结论分合格与不合格两类，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重庆日报》还列出政审不合格事项，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高考罪行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学生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关高考政审，最严苛时候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严格政审，依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把学生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有的地方用不予录取）。
当时，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只要是高考政审表上被盖上“不宜录取”或“不予录取”印章的考生，尽管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优秀、优异，甚至是当年省文科、理科“状元”，其结果必然是“名落孙山”。
文革期间，中国的高考制度中断。1966年全国高考取消，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大学开始按推荐制招生，后来这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中共现任领导人中，很多人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有人还险些因为政审而上不了大学。
1971年至1976年这六年，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实际上“不宜录取”仍在延续并扩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了，不仅对原来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视，当然不能被推荐上大学。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主导之下严苛的高考政审得以改变——邓在审阅招生标准时要求政审“摒弃繁琐，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诸多考生因为“不宜录取”政策仍在延续而落榜，尽管他们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7年高考时就因刘少奇冤案当时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准予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著名记者陆铿回忆录中记述，其子在恢复高考后在四川省报考医学类研究生受阻，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陆铿不顾一些朋友的劝阻，大胆地上书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批示后该问题才顺利解决。
此后4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考政审就开始淡出公众视线，除了一些特别情形，诸如军校和国防生之类需要单独进行政审外，中国上过大学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政审，更不知道政审表为何物。可以说，高考政审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哪成想，在2018年，中国恢复高考40年的这个初冬，因为重庆的一纸公文，时隔40年高考政审又回来了。
其实，早在2017年，政审就已有死灰复燃迹象。是次政审由“事前审查”改成了“事后审查”，即不是在大学录取时政审而是毕业时政审。
当时，一则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在学生毕业审查中，增加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审核。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要想毕业，得先过政治审查这一关。
这份题为《关于在毕业生茶中怎讲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审核要求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强教学环节中意识形态把关”，在毕业审查（含对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和创作的审查）中增加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审查。
《通知》要求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创作中存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及时发现，及时纠偏。《通知》还明确：对学士学位论文及本科毕业作品的审查，参照上述要求进行。
现在，“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都出现了。40年并不太久，历史教训还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