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40年了,高考政审居然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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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恢复高考问题。邓小平针对高考政审连说三个:“繁琐!”,严苛的高考政审得以改变。时隔40年,高考政审却又回来了!

11月6日,中共重庆机关报《重庆日报》在提到2019年高考报名时,称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高考。报道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的必备材料,主要考核高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现实表现,工作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进行。

政审的结论分合格与不合格两类,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重庆日报》还列出政审不合格事项,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高考罪行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学生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关高考政审,最严苛时候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严格政审,依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把学生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有的地方用不予录取)。

当时,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只要是高考政审表上被盖上“不宜录取”或“不予录取”印章的考生,尽管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优秀、优异,甚至是当年省文科、理科“状元”,其结果必然是“名落孙山”。

文革期间,中国的高考制度中断。1966年全国高考取消,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大学开始按推荐制招生,后来这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中共现任领导人中,很多人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有人还险些因为政审而上不了大学。

1971年至1976年这六年,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实际上“不宜录取”仍在延续并扩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了,不仅对原来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视,当然不能被推荐上大学。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主导之下严苛的高考政审得以改变——邓在审阅招生标准时要求政审“摒弃繁琐,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诸多考生因为“不宜录取”政策仍在延续而落榜,尽管他们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7年高考时就因刘少奇冤案当时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准予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著名记者陆铿回忆录中记述,其子在恢复高考后在四川省报考医学类研究生受阻,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陆铿不顾一些朋友的劝阻,大胆地上书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批示后该问题才顺利解决。

此后4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考政审就开始淡出公众视线,除了一些特别情形,诸如军校和国防生之类需要单独进行政审外,中国上过大学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政审,更不知道政审表为何物。可以说,高考政审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哪成想,在2018年,中国恢复高考40年的这个初冬,因为重庆的一纸公文,时隔40年高考政审又回来了。

其实,早在2017年,政审就已有死灰复燃迹象。是次政审由“事前审查”改成了“事后审查”,即不是在大学录取时政审而是毕业时政审。

当时,一则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在学生毕业审查中,增加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审核。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要想毕业,得先过政治审查这一关。



这份题为《关于在毕业生茶中怎讲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审核要求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强教学环节中意识形态把关”,在毕业审查(含对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和创作的审查)中增加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审查。

《通知》要求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创作中存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及时发现,及时纠偏。《通知》还明确:对学士学位论文及本科毕业作品的审查,参照上述要求进行。

现在,“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都出现了。40年并不太久,历史教训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