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孤独是全人类的命题。

那么孤独地死去，则是全人类都不想面对的事。

——度公子

2010年，日本东京足立区发现一具111岁的男性干尸，引发全国震惊。

据统计，一年间，这类身份不明的自杀者竟然高达32000例，他们被统称为“无缘死”。






多半是退休后，脱离社会，长期独自生活，直至孤独离世，死后很难被人知晓，尸体也无人认领。

日本NHK电视台走访了全国，推出纪录片《无缘社会》。

一位记者说：“现在，我是怀着吊唁这些死者的心情在进行采访的。"

这些无人知晓的死者，生前和我们一样，都是勤勤恳恳活着的众生一员。

01

第一个受访者是露宿公园的石田君。

50岁那年，失去了劳务派遣工作，被人从公司宿舍赶了出来，从此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隆冬时分，无处可去，也只能夜宿在东京市中心的某公园长凳上。

入夜越来越冷，他就起身不停地走，脚上的鞋子早已开口。

为了不让自己冻僵，只能露着早已冻得乌青的脚趾继续走。

石田君并非浑浑噩噩、游手好闲一族，事实上，他一直很努力。


“我已经没有钱和时间了，流浪在外，体力也会衰退。明天又得开始找工作了，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工作，我都会二话不说立刻去干的。”

工作人员建议他去申请一份救济，他明确拒绝了。

“我才51岁，还能工作。”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早上捡到一份报纸，石田君打了上面的招聘电话，刚说完年纪，对方就婉拒了，连面试的机会都没给他。

摄制组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饱餐了一顿，石田君积极地说：“又能精神满满地继续找工作啦。

几天后，摄制组再回到公园时，并没有再遇见石田君，找寻了一圈附近的街区，都没有那个流浪的身影。

石田君，到底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

在这个隆冬，冻死一个人，和死去一只饥饿的鸟，一样容易。

政府公告上，每天都在更新大量的“无缘死者”，关于他们的叙述也只有性别、服装、随身物品这些表征。

无愿死者们根本无从认起，更可怖的是，或许根本无人辨认他们。



02

2009年3月，又一个独居老人，独自死在了出租屋。

邻居发现他时，老人仍旧垂头坐着，正对着开着的电视，头顶的灯还照常亮着。

如果从背面看，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死亡五天了。

当摄制组去之前，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邻居帮忙从家中搜寻蛛丝马迹。

在空荡荡的房间找出一张泛黄的房契，原来死者叫小林昭利。


在东拼西凑的信息中，得知小林先生生前在附近一家饮食中心工作。

到了那儿，前同事却告知自从退休后，就几乎不联系了。

只知道孤身一人在东京打拼的小林，一直都很寂寞。


从公司翻出他当年入职的简历，查找到小林先生的老家，秋田。


赶往秋田老家后，小林的身世又揭开了一层面纱。

父母双双离世的小林，早已在故乡没了归处。

祖屋土地也转让他人，就连同学会也再也回来参加过。


当年同窗的大叔遗憾地说：“同学会上早已不谈起多年未归的小林了。”


他的名字如今静静躺在同学花名簿上，却在消息不明者之列。


在人世孑然一身的小林，生前将双亲的灵牌都安放在寺庙，每个月都会按时交钱，尽心供奉。


哪怕退休后，做临时工贴补生活，也没断了这份孝心。

父母即故乡，他始终是想回到父母身边的吧。

而今，赫然离世的小林，不仅没能回到故乡，还在死后埋在了东京的一处无主墓地。

如果不是拍摄纪录片，他在世间的痕迹将被抹除得一干二净。


毕竟，死后见诸报端不过短短十行字。

“户口，住址、姓名不详的男性，随身物品，现金十万零九百八十三日元。银行存折两本。”



03

无独有偶，一个月后，在东京当出租车司机的常山先生以同样的方式被人发现。


情况稍好的是，摄制组最终联系到了他的两位亲属，一位是远房叔父，一位是亲生哥哥。

叔父表示，由于姓氏不同，不便将常山先生收纳祖墓。

而亲生哥哥则由于经济困难，也无法接收弟弟遗体。

在征得亲属同意后，医院只能将其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生解剖实习用。



至此，常山先生就在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他有了新的称呼——“683”号，是医学院分配给他的遗体编号。


将来，常山先生将和小林先生一样，被埋入东京的无主墓地。

明明有亲属，却也无法妥善包管死者的身后事，只能交由政府按照“无缘死者”处理，这在过去的传统社会简直不可想象。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逐渐淡漠，原本紧密的血缘之亲，其功能也不如以前。

而这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往往与其人情的厚度呈反比。

04

众所周知，日本人几乎是最怕麻烦别人的民族，所以很多独居者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早早搬进敬老院。

高野先生退休前是一名银行职员。


42年兢兢业业跑业务，收纳了满满几大盒名片，这是他积攒大半生的荣耀。


年轻时，他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为了业务四处奔波，吃饭、睡眠都极其不规律，40多岁时，身体几乎就彻底垮掉了。

如今在这里，每天有人配送他的糖尿病专用饮食，餐前还要先服用几粒抗抑郁药，为了抵抗早年工作时，压力太大患上的抑郁症。


视工作为人生首要目标的高野，直到退休后，才意识到家庭的重要。

可那时，不堪忍受的妻子已经提出了离婚，同时带走了孩子。


在停止工作后，生活出现了巨大的空缺，又无人陪伴，他只好住进了敬老院。

随身带着，视若珍宝的是儿子修学旅行时给他带回的礼物。


退休后，他还特意去拜见了父母的灵牌，这是双亲过世后，他第一次想到来这里。

当生活只剩下孤寂时，有回在路边，高野看到一对老夫妇相依偎着吹竖笛，他潸然泪下。


年轻时，为了工作，亲人家庭都不要。

柜子里几大盒名片，看似热闹的人际，转眼间，在退休后，就成了一堆废纸。

高野懊恼地说：“现在想想多可笑啊，阖家团圆、天伦之乐，明明是向往的生活啊。”

05

另一位离异男性，也出现在“无缘死者”的名单。


他叫木下敬二，名字是离异后才改的，所谓“敬二”，是鼓励自己重新来过第二人生。

木下先生与妻子离婚，被迫与两个女儿分离，当得知女儿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后，他搬进东京一所公寓里，背靠一家幼儿园。


那时，木下先生整日闭门不出，活得死气沉沉。

直到幼儿园园长的女儿出现，9岁的智子因为好久没见到邻居叔叔，就带着妹妹踩过屋檐去探望他。


木下先生的生活因为两个孩子的参与，有了新的曙光。

从那天起，两个孩子的成为了木下先生重要的陪伴，他逐渐从离异、丧女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多年后，临终前，他交给智子一本相册，上面都是他所拍摄的两姐妹。

在相册的扉页上，他写道：“眼睛叔叔写给智子的话，来到东京后的一段时间，每天面对房里的墙壁，感到非常寂寞。幸亏你们两个经常来玩，热热闹闹的，我十分高兴。作为回报，我做了这个相册感谢你们。”

偌大的城市，角角落落里都是孤独的人。

有时候以为自己在深渊，其实只不过暂时的黑暗。

06

离异可能导致心理缺失，由此走上“无缘死”的悲剧。

一生未婚的“生涯未婚”，在“无缘死”的人群中，占比更高。


若山女士在40岁时，终于买上了自己的公寓。

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相依为命，还在医院当护士。


日复一日，终身大事就这么被耽搁过去了。

年纪越来越大，对爱情、婚姻的希冀，也逐渐转为了对死亡的担忧。

几年前，罹患癌症，手术后，身体虚弱不能常出门，她就在冰箱里备上了三个月的充足食物。


后来哪怕身体恢复了，这个习惯也改不掉了。独居一人的安全感，来自满冰箱的充足食物。

她的精神伴侣是一排毛绒玩具，都是病人送的礼物。

退休后，若山女士把它们都摆放了出来，每年还会给他们重新更换一次外包装，她还立下遗嘱，希望它们在死后能够继续陪着自己。


关于后事，她已经操办好了，是东京的一处合并墓地，约莫有四百人葬在那里，“在天堂不想太寂寞了。”


“我一个人这样孤独地生活过来，在那边认识很多人就最好了，去了那个世界也想做同样的工作。”


而现在活着的若山女士，唯一的担忧的是“我死在这，化成白骨，就算有电话打来，也不知道我死在这儿了。”

07

这样的担忧，真实发生在了另一所公寓。

同样是“生涯未婚”的馆进先生，还没来得及预约后事，就死在了公寓。


在这所密闭的公寓里，他的尸体孤独地停留了一个月。

房间里晾好衣服，冰箱里分装好的食物，无不显示他的离世，有多突然。

工作人员前去打扫时，发现电话里有多通未回复的留言，都是远在北海道的姐姐打来问候的。



姐姐想要给他寄来食物，从寄前问候，到无人接收被退回。

姐姐面对的都是电话那段空荡荡的回应，和明明就在房间却毫无感知的弟弟。

姐弟俩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印象中唯一一次弟弟主动打电话，也已经遥远得记不起日期了，他难得感性地说：“突然很想听听姐姐声音呢。”

没有伴侣的馆进先生，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恐怕就剩远在他乡的姐姐了。

那次，挂电话前，馆进先生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了。”

08

随着年轻人结婚意愿的走低，“生涯未婚”的人数还会上涨。

预计2030年，日本社会，每四名女性中，就会有一位“生涯未婚”；而男性，则是每三名有一位“生涯未婚”。


这样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无缘死”发生。

日本社会现已衍生出相关服务业，譬如帮助政府替“无缘死”死者打扫房间、整理遗物，将骨灰寄给家人，或者无主墓地，这样的公司几年间就出现了三十多家。

另一项，为生者服务的NPO，许多人退休前都会来办理，甚至年轻人参与的趋势也逐年增多。

生死皆大事，无论身份、地位、阶级。

最后NHK电视台将这些“无缘死者”拍成了纪录片《无缘社会》。

摄制组说：“釆访的困难程度前所未有，因为这些案件是连警察都中途放弃确认死者身份的悬案。可是当采访到后来死者身份渐渐明朗时，我们才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09

《无缘社会》虽然拍摄的是日本社会的问题，但对我国依旧有不容忽视的警示作用。

这些年，日本被贴上“人口老龄化”“低欲望社会”“不婚社会”等标签，生育、死亡危机的背后，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落。

中国社会也不例外。

人口出生率的逐年降低、离婚率的爆发式增长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未有当下如此松散。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社会比作“人情社会”。

这是五千年的文明决定的，但随着互联网普及、工业化进程加快，传统观念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崩塌。

或许尚未这么明显，但是显然不加引导，日本社会的今天，将是我们的明天。

事实上，这几年丧文化的大行其道，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露出这种危机的先兆。

当社会无法改变一部分人的生育愿望、生存方式时，如何安排独居群体体面地结束人生的最后时刻，是最为社会体现文明高度的一件事。

无缘社会，如果终将到来，只愿人生走到终途时，能够被有尊严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