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出国的中国精英教育阶层去哪了?还回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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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轮子触地的瞬间引起一阵震颤。晃动感逐渐平息时,沈峰的心也一同安放下来。残留的一丝不确定被暂压在心底,他大步迈向出口大厅。未来的领导正等在那里迎接。

12年前,沈峰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读博士。一路做到博士后、与同学合伙创业,公司从芝加哥搬到洛杉矶再打入硅谷,如今完成C轮融资,他选择退出管理层,回到中国。作为第13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他于2017年加入上海交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任特聘研究员。


沈峰在实验室

像沈峰这样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回国的青年学者,近年来每批都有600名左右。更广泛意义上的留学回国人员,2017年有逾40万人。此前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1978-2016年间,已完成学业的出国留学人员中,有八成以上已经回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因此在2017年“两会”期间提出“回国潮”的概念。

从高校的角度,以“双一流”为代表的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大背景下,人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一流的师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引进。”时代学者网创始人张宏雷说。在2017年创立这个学术招聘平台之前,他有五年高校人事工作的经历。

而对于优秀的青年学者而言,归国是环境、机遇和情感方面的综合考量。

“第一感觉是踏实”

为了回国,沈峰家一度气氛紧张。

“很焦虑啊心里,睡不着觉。”妻子回忆说。她与沈峰在国外读书时相识,携手走过八九年的时光,从女友成为妻子。

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想家。没有亲人朋友在身边,孤独感分外强烈,国外虽然好山好水,也好寂寞。签证不方便时回国不易,偶尔飞机从头顶飞过,她怔怔看,心想,这是不是回中国的飞机啊,要是我在飞机上就好了。

毕业后工作几经变动,沈峰的公司也搬了两三次,其间种种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她始终有漂泊感。直到结婚,拿了绿卡,买了房子,入职一个同事都很友好的公司,一切似乎才安定下来。房子很大,阳光也好,朋友多起来,安逸和幸福触手可及。

这时,沈峰说想申请“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几番讨论,夫妻俩达成一致:申上了就回国,申不上就不回。“我当时心想,青千那么难申,那八成申不下来。……你不让他申,万一以后成为吵架的祸根,是吧?”提起当时的想法,她调皮地笑。

后来这事儿板上钉钉了,她心里的犹豫一下变成特别失落:“想想都觉得前面的路布满荆棘。好像突然又要回到大学刚毕业那种状态,居无定所,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各种挑战,各种不适应,各种苦要吃……”担忧的小火苗时刻闪烁,一不注意就会引发争吵。

看她这么焦虑,沈峰说,要不把这机会推了吧。她又不忍心了。采访时忙着为沈峰说话:“一辈子能奋斗的就那么十年二十年,年纪也不小了……他还是想回国做一番事业。”眉梢眼角都是真爱。虽然自己没那么有事业心,感情上也需要适应,但理性上,丈夫的选择她都能理解。

“(回国)第一感觉真的是踏实。”沈峰说。2018年元旦,他和妻子一起回岳父岳母家,从上海出发,坐高铁3个多小时。妻子说,突然就感觉离家近了。尽管从硅谷飞回来也就十来个小时,但时差在,隔着海,心理上的距离感远非仅时间可以衡量。

岳父岳母做了满满一桌菜,开了红酒,看小夫妻俩吃得开心,脸上的笑意没停过。以前,他们从没说过让夫妻俩回来的话,一直觉得他们在国外发展挺好。现在回来了呢?“回来也好。”饭后收拾完,岳母靠在门边,略带腼腆地笑。下意识地又念叨一遍:“还是回来好。”

夫妻俩都是80后独生子女。沈峰说,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他也很希望多跟父母有高质量的相处时间。朋友也一样,在国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那种纽带,他觉得是在国外体会不到的。妻子的朋友聚会上,总免不了谈论起来来往往的其他人,曾有人打趣:“有人情味儿的都回国了。”

早在出国留学时,沈峰就打算好要回来。自小在北京长大,也一直在北京读书,他出国的初心是想拓展视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别人又是用怎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他给自己规定,五年内读完博士。博士期间跳了很多“坑”,经历过累积的阶段,临毕业那年豁然开朗,几乎每个月都有可期的项目成果产出。“哇塞这个……感觉太棒了!真是待在实验室都不愿意走,觉得哎呀时间不够用。”沈峰回忆起当年,依旧笑意盈盈。

2010年他如期毕业,决定留下来再做一年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同步开启,创业的激情燃起,再也停不下来。2011年5月,他和同学一起创立了科技公司,出任技术总监,初创期每周扑在工作上的时间达100小时(法定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周40小时)。

他没日没夜打拼之时,母校另一位年轻的毕业生刚刚收拾好行囊,和曾经的他一样,飞抵了大洋彼岸。他叫顾实,17岁考入清华数理基础科学班,2011年以全系前五名的成绩毕业,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项目博士录取通知书,研究人脑认知控制机制的建模问题。

“根上还是个中国人”

棉衬衫,牛仔裤,潮牌运动鞋,黑色风衣,搭配一个时尚的双肩包,行走在校园里的顾实看起来更像一名学生。只有宽边半框眼镜下偶尔闪过的略带狡黠的光,和站在白板前随手指着晦涩英文术语的姿态,会在不经意间暴露他更专业的一面。

顾实生于1990年,与沈峰同批次经“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归国,加入电子科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任教授、博导。这个自称“中学数理化基本靠自学”的男生,在本科阶段被优秀的老师激发了对学术的兴趣,又在清华浓厚的出国氛围中,确定了毕业后的道路。

他直言不讳:“国内本科生教育,好的学校还可以(和美国)比;但研究生教育即使是顶尖学校,还是有差距的。”在他看来,自二战算起,优秀的科学家大批集中于美国,整体一两代积淀导致的师资水平差异,深刻影响着学生能否做真正最前沿的研究。

这也正是他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学习、工作六年,他希望把自己接触到的好的方法论带给学生,比如如何做科研,如何找问题。这些都是做学术真正的奥义所在。说这些的时候,顾实的脸色就严肃起来。

待话题转到兴趣爱好,一瞬间他就变回了90后。喜欢的动画片是《圣斗士星矢》,少年时的读物是《儿童文学》,学习累了就打游戏。从小到大,他随父母一起看完了不少优秀国产电视剧,比如《康熙王朝》《大宅门》《前门楼子九丈九》。

读博士期间总不免孤独,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倒也安之若素。闲下来会看美剧《权力的游戏》,国产剧《走向共和》,困顿时就去翻《资治通鉴》。时间待久了,历史看多了,心里的图景渐渐清晰起来。

“(中国和美国)两边其实都还是挺有感情的,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太残酷了。”顾实沉吟着,试图将抽象的情感解释得不那么复杂:“我是希望说世界人民大团结,努力创造灿烂文化,追求先进知识。但现实就是国际社会间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存在,就是赤裸裸的利益。”

他说,看多了近代史,真的会觉得自己的国家是从深重的苦难中一步步走到现在,很不容易。美国社会的一些价值他认同,但对整体社会的归属感,还是在中国。而如果有更深的认同和归属,就会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不仅想让自己发展得更好,也会想关注一些更宏观的东西,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己所认同的这个群体的发展结合起来。

“过去(一百多年)那么糟,这个国家都能一步步越来越好。可能现在社会是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谁都不去解决,那它怎么会变得更好呢?”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反问。

年长七载的沈峰不再说那么抽象的概念。对他而言,在一个由世界各地移民组成的国家生活多年,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已经融入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因平淡而愈加强烈。

回国前正值《战狼2》在北美上映,场场爆满,大部分观众都是中国人,沈峰和妻子排了两个星期的队才买到尾票。电影结尾,中国护照上出现“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时,全场鼓掌欢呼,一片沸腾。

“一直在国内的人可能体会不那么深,在国外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沈峰说。独在异乡为异客,尽管多年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说英文、喝咖啡、看橄榄球,但吃饭他还是喜欢中国菜,看奥运会等体育赛事时还是会给中国队加油,平时上网还是会分外关注国内卫星发射、大飞机上天的新闻。

每逢春节、中秋,他都会和妻子一起守在电视电脑前。“真是老了,年纪越大越爱看歌舞表演。”妻子自嘲。他哈哈笑。人山人海的热闹感隔着屏幕透过来,像蜿蜒的枝蔓悄然攀上心头,缠绕着丝丝缕缕的思念。

“你就知道,从根上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沈峰笑言。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秋高气爽的时节,如果天气好,沈峰就会骑共享单车回家。学校安排的人才公寓距离校园骑行大约一刻钟。从美国飞回来当晚,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亲自去机场接他们,直接将夫妻俩带到这里。

安顿下来三个月,沈峰已迅速拥抱了高铁、共享单车、网络支付……这些在他看来“比美国先进多了”的事物。享受便捷的同时,他敏感地觉察到背后的潜力:“国内大家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这是整个的大环境,对吧?整个趋势是非常好的。”

顺势而为,是沈峰在国外多年学到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他总觉得自己能力一般,但运气挺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回国前常在小圈子内交流,当年的同校同级博士中有9个中国人,其中4个已陆续通过“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回国,对彼此境况的了解,部分奠定了沈峰对国内大势的信心。

他所从事的分子诊断领域,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他在创业的过程中学到了完整的一套方法,把各方面的资源组合起来,用技术解决问题,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真正能够应用的产品,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国外是锦上添花,回来就可以雪中送炭,个人价值实现的成就感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他说。

说到激动处,他几乎要从椅子上弹起来,一贯富有逻辑的语句打起了磕巴,整个人却像在发光:“如果我的仪器能帮更多的人,比如摆脱一些疾病,或者早一点确诊能正确地使用药物……甭管救了多少人,这个事儿本身,你知道吧?作为一个工科生看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有用!那个感觉,多少钱也没法衡量。”

拥有五年人才引进经验的张宏雷透露,国家对青年千人入选者提供一次性补助50万元,很多省、市另有额外补助;高校和科研院发放薪酬大多采用年薪制,30 - 80万元不等;住房以货币形式发放补贴,上海地区150万元为正常水平,也有高校以低于市场价格售卖“人才房”;此外,国家提供100-300万元科研经费,高校多按1:1进行配套,三年预算分批用完。

到底能拿多少钱,沈峰没有说,笑眯眯地打太极:“和国外(作为公司创始人享受的待遇)相比的话,至少对半砍吧。”相比于薪酬福利,他更看重平台。最终选择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因为谈得投机,认定学院发展方向与自己想做的事十分契合,未来的成果也有机会在附属医院实际应用。

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富有热情的研究者,而非商人。资本逐利,公司做产品是集中化方向,完善后投入生产获得利润;而他还有很多改变世界的想法,和更多新的东西要做。危机感如影随形:“这个时候不回来,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沈峰说,一代一代人就像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特别快:“00后已经马上要进入大学了!就这种感觉。”

00后想换代大概还早,但90后确实已经迎头赶上。

顾实回国是个意外。尽管长期计划是要回国,但博士毕业时,他本打算再做两三年博士后,或者在美国找个教职拿到 tenured position (终身职位)再回来。结果回国更新签证时被延期,平白多出一个多月只能在国内待着,正好电子科技大学邀请他去交流,帮着他递交了“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的申请材料。

交完材料他就回了美国。三个月后被通知材料通过,准备答辩。顾实很开心,也迷茫,从学术追求的角度,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再积累一点,多学点东西再走。问老板,老板乐了:做博士后不就是为了找教职吗,有教职还做什么博士后?

思来想去,他脑子终于绕过弯来:从学术角度,博士后阶段的意义本就是从“被人带着做研究”到“独立做研究”。如果待在美国,短期内不可能组建自己的团队,项目课题也还要依赖于导师。对他来说,博士毕业后几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间,作为一个从小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都足够强的人,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回国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要走科研这条路,要回国,这个转型迟早要做。在国外学术圈混了几年,顾实看到一些华裔科学家前辈虽已拿到终身教职,但还是会遭遇传说中的“透明天花板”,囿于某个层次无法再进一步发展。

这未必是源于歧视,可能涉及文化、信任、社交习惯等等因素。“人和人之间产生认同感是个很微妙的东西。”顾实说。特别是在工科领域,研究小型课题没有关系,但如果想做大的项目,需要相关资源支持时,“和这个领域内特别有影响力的人能玩到一块去”就至关重要。而这往往比较困难。

张宏雷也提及这一点:“很多因素也不是他们(在国外的中国学者)能够控制的。在国内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限制。”做过很多例教职申请和咨询之后,他总结归国学者的选择:发展是前提,所以第一看平台;城市也是平台的一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环境有助于尽快融入,减轻转变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不适感;薪酬方面,本身相对影响力较小的一些学校可能给出更高;住房支持则是各高校差别很大,一线城市相对缺乏竞争力。

在所有的条件之上,是国家人才计划的大背景。顾实和沈峰都坦言,如果不是入选了“千人计划”青年项目,他们还是总有一天会回来,但肯定不会这么早。不难推测,对后来者而言,国家意志也将是最重要的潜在考量。

就张宏雷的观察,理科申请回国的人很多,因为在国外相对较难找到教职;工科找工作容易些,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大部分还是对科研有很强兴趣的人;近两年,有一些学校也开始注意文社科人才的引进。张宏雷说,人才计划中各学科的比例调整,对申请者最终能否入选也会是重要影响因素。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咚咚咚”,工作日下午,顾实的办公室响起敲门声。一位技术人员走进来,把大包往地下一放,挺客气:“顾实老师,我帮你看一下网。” 折腾一个多小时,走的时候很抱歉:“现在应该可以了,你先用。再快的话没办法直接搞,要改整个系统架构,我再去问问。”

送走人,顾实耸耸肩,吐槽一句:“网真是太落后了。”对比是忍不住的,因为在美国,基础层面的支持实在要好太多。回国后,花在科研上的时间没有他设想中那么多,大把时间消耗在日常琐事上,比如处理户口、建实验室、设备采购……“真正着手去做事情,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他眉头微皱。

“融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国内和国外的学术文化、社交文化不一样。”张宏雷说,他接触过很多和顾实一样的青年学者,连续读博士、博士后,没有接触过具体工作,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有点理想化。落地之后申请项目、与一些行政部门交流,有很多不可抗力,就会影响情绪和状态。张宏雷常劝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一半的时间都要用在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上。”

顾实的心态倒是始终很平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被国家人才计划引进,专业水平受认可,同行信任度高,很多资源也愿意开放合作……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好处。只是具体操作起来涉及人、事、钱,总有制约因素,也免不了繁琐。

真正让顾实犯愁的是招学生。博士名额有教育部的限制,学院可以争取两个名额,但也是统一规划招录,算入系里的名额总数,而非加在某个具体的博导头上。他刚刚回国,资历浅,学生对他也几乎没有了解,有规避风险的考虑是人之常情。但做项目需要团队,招不到好的学生,他的科研计划就很难顺利推进。

按张宏雷的话说,这叫“学术人力资源”,是科研经费之外最重要的科研支持。正是由于国家对留学归国人才的重视,优秀的学生往往优先考虑出国读博士后,因此在国内,博士成为抢手的科研主力。而新老师招生,总是相对更难一些。

沈峰倒不担心这一点。承蒙学院照顾,两个月就帮他搭建起了实验室,现在有一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后在开展考研工作,下半年还会有一个博士和一个硕士研究生加入课题组。他很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对未来他充满希望,并称之为“有过创业经历的人一种盲目的乐观”。沈峰说,有时候偏执是一件好事,如果太多顾虑就做不成事情了,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风险的。

他的压力更多来自于要出有竞争力的科研成果:“学院教授都蛮年轻的很优秀,peer pressure(同侪压力)还是很大。”据张宏雷介绍,好的高校和研究所会支持tenure-track 体系,即需在一定阶段内晋升到学校的固定职位,而后保持终身教职,可定义为“非升即走”,竞争压力很大。不过国外回来的人才,对此大多认同。

顾实也支持。但他同时对国内的晋升模式怀有疑虑,因为主要参考标准是看文章数量。“这种体制不鼓励你去做一些原创性的工作,因为风险比较大,你又有论文压力,应付不过来。”在他研究的脑网络建模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领域,国内学者发文章很多,但能发在顶尖期刊上的原创性内容很少。顾实担心,年轻教师最富创造性的几年会被浪费。

他认为真正能评价一个学者工作质量的其实是同行评价。“但这个前提是说大家要比较客观,不那么看人情。可能这个在国内比较难做到,所以我也不建议在现行体制下直接改成同行评价。”顾实说。和行政效率、财务管理等问题一样,他觉得解决大概还是要靠耐心。

对他而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顾实的计划是,用五六年时间带起实验室的研究梯队,再争取每年固定的经费养活这个团队,克服一些相对困难的研究课题,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混吃等死的话,又何必回来呢?回来还是想折腾一下吧。”他扬扬眉,泛起一丝笑意。

至于再往后,他笑言:“更大的项目就要看国家的需求,要靠缘分了。”非要畅想的话,一个隐忧是,大项目很容易形成有等级的组织。而他偏向于更平等的交流,这是在国外和导师相处养成的习惯,也是回国后对学生不习惯的地方——他们对老师有天然的敬畏感。

“科研不是说你积累得多就是对的,这是大家一起探求真理的过程。”顾实极认真地说。他身上有着同龄人少见的沉稳,却也随时满溢出蓬勃的少年感。收回因思索未来而定格在某处的目光,他想了想,又说,不希望有一天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