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学诚法师的丑闻曝光。对他的举报材料长达95页，材料中记录了学诚法师诸多不法行为，更指出学诚法师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等。中国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在佛门圣地违反教规，这对于任何宗教，恐怕都会是一场灾难。长期以来，龙泉寺的光环使得信徒们趋之若鹜，而宗教领袖的“倒掉”，颠覆了公众的想象，影响了佛教的声誉。佛门圣地的“大德高僧”尚且如此，那些民间散养的仁波切呢？他们的生活状态，经过“龙泉寺一役”，或更令人浮想联翩。
是仁波切还是转世高僧？
仁波切源于藏语，原义是“珍宝”，意义与和尚、阿阇黎、喇嘛、高僧相近，在汉语中大众常用上师和活佛来称呼仁波切。通常来讲，僧人在三种情形下会被称作仁波切：一是转世高僧（即活佛）并被认证；二是学问堪为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也就是说转世高僧一定是仁波切，但被称为仁波切的人不一定是转世高僧。
释学诚性侵丑闻被中国官方定性属实，此前举报材料中所提龙泉寺违章建筑等亦属实
近些年，经济的繁荣之外，仁波切也同样风生水起，一时“真假活佛”难辨。为治理“假活佛”乱象，2016年1月中国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正式上线，希望能够借此平台给信教人士辨别真假活佛，这也是中国宗教教职人员省份信息首次实现互联网查询。该查询系统一共有五大查询入口：中国佛教官网查询入口、中国国家宗教局官网查询入口、中国西藏网官网查询入口、中国西藏网官方微信查询入口、中国西藏网官方微博查询入口。查询首选活佛证编号、其次是身份证号，其后就是传承的寺庙。
查询系统上线后，当时就有媒体调侃地表示，“活佛查询系统上线
朝阳的假活佛们昨夜失眠了”等诸如此类的段子。这里的“朝阳”，是指北京市朝阳区，这一区域频繁出现在各种明星与富商供奉“假活佛”的传说中，朝阳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宗教界一个备受嘲讽的代名词。“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万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约90%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回答‘这是密法不可说’，约100%只有在听到‘供养、双修’时会精神振作”，这是互联网上关于朝阳区与散养仁波切颇为有名的一个段子。
而2015年一段名为“张铁林坐床”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后，更加引发网友对仁波切现象的关注，并逐渐开始反思“仁波切现象”狂热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警惕各种打着藏传佛教的幌子行诈骗之名的活动，同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依法打击与严惩，不要让这些假仁波切们利用佛教中饱私囊，妖言惑众。
在对仁波切现象反思的同时，中国一些影视明星与富商也渐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仁波切被“供养”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等诸如此类问题，也不断有媒体披露。
仁波切与明星富商的纠葛
其实，活佛入京并非近代社会的产物。公元13世纪，作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就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北京，这被后世看做藏传佛教入京的重要标志。但“朝阳仁波切”与历史上藏传佛教由西向东的传道路径不同，他们是由南向北。上世界七八十年代随着港台经济的起飞，藏传佛教备受两地上流社会青睐，一些明星富商纷纷成为信徒。九十年代，随着港台与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藏传佛教徒开始将此风带入大陆；这些明星信徒因为自带的光环效应，加速了传播，而在朝阳区这个新富崛起之地，与仁波切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活佛从藏地庙宇中走出，来到内地传教写书并接受采访，北京成为他们的聚集地，信徒们把他们奉若神明，亲昵称之为“活佛”、“上师”、“仁波切”。随着影响力的日增，仁波切们邀请被邀请去高校、企业做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日趋增多，甚至开始受邀走出国门。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活佛们，他们从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就逐渐跳脱出来，经商、拍电影等，也利用互联网来弘扬佛法，并聚集越来越多的明星粉丝，明星也乐意为他们站台，甚至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的效应却通过明星的加持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客观地讲，有些活佛，在获取了足够的经济利益后，也开始用他们的盈利来资助偏远地区的失学儿童。
在很多报道中，明星与仁波切共同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甚至有的明星与将活佛当成自己的心理医生，做事情前要先向仁波切请示，得到许可方才行动。由此可以看出，仁波切之于明星，更像是前进道路上的导师，至于明星更倾向于笃信佛教等，似乎可以存在这样一种解释：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明星之间的心理孤独比常人尤甚，他们在大把财力支撑的背后，更有条件去获得这样一种“救赎”。根本上来讲，依然是社会孤独感与迷茫在涤荡；另一方面，担心拥有的荣耀与财富未来会成“昨日黄花”，他们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庇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明星富商的追捧给“仁波切狂热”营造了生存土壤，而当藏传佛教遭遇内地富有者冲击时，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在发生。真活佛们希望通过慈善事业利益众生，假活佛们有时则用各种公益头衔包装自己，以此鱼目混珠。比如说，藏传佛教中的供养关系，就成为明星、富商与仁波切包养关系的一个绝妙契机。他们向寺院和僧人供养与布施（捐赠食物、田地、金钱），而“仁波切们”则确保捐赠者善的“因果报应”。当供养累积到一定数额，有些活佛会选择用慈善来回馈社会，普度众生。但是这其中依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问题：信仰一旦与富裕者和大额金钱挂钩，藏传佛教以及其背后的供养制度就难免陷入争议了。
中国互联网平台腾讯旗下“贵圈”栏目几年前在朝阳系列调查中曾对“朝阳仁波切”有着比较全方位的描述，并最终得出结论表示，“有人在谈论藏传佛教热时，将其与“养生党”、“鸡汤党”相提并论，这显然是看轻了信仰的力量”。在朝阳区“30万”仁波切中，既有真心为度化而来的修行人，也有为骗取财物而来的假活佛。功利与浮躁往往就像障眼法，横亘在信徒与真实的藏传佛教之间。
“领袖”倒掉：荒诞的现实
实事求是地讲，各种利益裹挟背后，仁波切这个群体的声誉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一些利用关系获得活佛认证的假仁波切在取得证书后，开始进行敛财，但在汉地，因为没有藏区从小耳濡目染的佛教环境的熏陶，对真假仁波切比较难以辨认。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为了正本清源，2010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统一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经政府审批的活佛颁发“藏传佛教活佛证”，这被视作真假活佛辨别的最有力证据。但是经国家批准的转世活佛，依然存在走后门的关系户。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第七世珠康活佛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判断“真活佛的4条标准，一条也不能缺”：第一，要有传承，比如班禅现有十一世；第二，要有寺庙，活佛在寺庙里面修行；第三，有转世灵童制度，找灵童的时候要符合宗教仪轨；第四，要有政府批准。而一位活佛在被正式认证后，需要接受比普通僧侣更为严苛的教育，长期不懈地闻思修行，才能成为合格的转世传法者，这几乎要耗费十几或者二十年的时间。
国家宗教事务局2007年亦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不管大小活佛的转世，都应上报中国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批准，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等。
佛教的发展，近些年确实受到商业化的巨大冲击。比如一些地方把寺院当做“摇钱树”，变成“家庙”，变成“商场”，恰如现在的龙泉寺；也有一些僧人不守清规、不务正业追逐名利，比如这次被爆并已被查实的释学诚；一些街活佛利用似是而非的理论“宣讲佛法”，骗取钱财……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龙泉寺。庄严慈悲的佛教形象被商业企图心玷污，清修之地更像大肆敛财的“窝点”。
这些乱象或许不足以代表佛教的主流，但造成极坏的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道风建设不扎实，相关监管机制有待加强等内在因素制约了佛教的健康发展。一切看起来像一场闹剧，然而，它又是真实发生的，荒诞且悲哀。释学诚的倒掉，对这些散养的仁波切，又意味着什么？意味深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