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忌对一些缺少真正技术含量、没有前瞻性商业模式却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包装的看似独角兽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最忌那些打着独角兽的旗子不断圈钱，又不断出现高管跳槽、大股东股权抵押套现搞庞氏骗局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因此，发展独角兽，应当重点在“100—100万”这些大规模产业化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中，选择有成为独角兽可能的予以支持。
这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6月15日在出席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与财新传媒联合举办的中国国际金融发展论坛时作此表示的。
以下根据其现场演讲内容整理，已经嘉宾本人确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国原子弹、氢弹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中诞生，告诉我们，只要沉心静气抓创新，培育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就能改变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局面，也能减少国际贸易摩擦，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抓科技创新，首先要抓研发投入，特别是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总量并不小，已达到世界第二，并且每年增长率很高，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100万亿元左右，R&D占GDP的比例将达到2.5%，全社会研发投入将达到2.5万亿元。研发投入量不小，关键要提高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
为此，结合今天论坛“探索金融服务科创经济新模式”的主题，我谈六点意见：
1
分类指导，把握好“0—1”、“1—100”、“100—100万”三大阶段财政、金融的科研投入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
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性推动创新的三个阶段分类施策，分别予以财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基础创新，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
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
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技术创新、是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
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干的活。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各类小微企业，在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做好技术转化创新工作。目的是形成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生产过程。
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大规模生产力形成，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
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
总之，创新有不同的阶段性，投融资的需求和性质各不相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在“0—1”、“1—100”、“100—100万”三个阶段以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品种分类指导、分类施策。
2
三个“1/3”的专利股权分配体系，是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
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和专利收益分配，能够激发科技人员和机构的巨大创造活力。比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周围，吸附了数千个专事成果转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了近万亿美元产值。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成果收益分配的“3个1/3”。
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1/3归学校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2000年以来随着科研体制的改革搞活，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最近两年，进一步放开，成果发明人享有股权可以50%甚至75%。
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的知识产权加强激励。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础创新的设计发明人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75%的股权，最后好像没看到太多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出来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尽管占有50%—75%的股权专利，但由于没有太多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专利效益最终体现不出来。根本原因是缺少《拜杜法案》这样的规定，缺少对转化专利的企业予以激励，导致创新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拜杜法案》，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3
符合六个特征的孵化器是抓好转化基地的关键
一些地方搞孵化器，往往拿出一栋楼不分青红皂白，免几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一批科创类企业或中小企业，“拉进篮子都是菜”的搞法，除了热闹，效果不会好。
美国硅谷之所以孵化能力强，很关键的是，这些孵化器集合了6大功能：
一是项目甄别。聚焦专业领域，把好准入环节，分门别类，不能散而杂。生物医药孵化器，不能弄一堆机器人或其他行业的孵化企业。
二是培训指导。创新创业者经过培训，成功率一般可从10%提高到30%。
三是共享服务。公共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由孵化器提供。
四是股权投资。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投入体系，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五是收购转化。通过上市、集团收购、合资合作、成果转让等措施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知识交流、人才汇集的窗口。
总之，归纳美国硅谷地区办好孵化器的上述六项措施，可以启发我们：搞孵化器、加速器不是搞房地产开发，一个省的创新平台不在于各级地市州、区县开发区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十个上百个平台，关键是要少而精的搞出若干个集聚上述六大功能的创新平台足矣。一个符合要求的平台可以孵化出上百家甚至上千家优秀高科技企业。
4
在“100—100万”阶段抓好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工作
从经验看，独角兽企业往往有五个特点：
一是独角兽企业通常产生于“100—100万”阶段发展的高科技企业；
二是成长之后市值巨大；
三是成长过程不断吃钱，多轮融资，融资规模大；
四是技术含量和商业模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成长潜力巨大；
五是产品有时代意义、全球意义和巨大市场。
因此，发展独角兽，应当重点在“100—100万”这些大规模产业化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中，选择有成为独角兽可能的予以支持。
投资独角兽，最忌的就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对那些已经从独角兽成长为“恐龙”、市值与股价成长潜力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丧失的企业去追捧投资；最忌对一些缺少真正技术含量、没有前瞻性商业模式却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包装的看似独角兽的企业去追捧投资；最忌那些打着独角兽的旗子不断圈钱，又不断出现高管跳槽、大股东股权抵押套现搞庞氏骗局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5
将VC、PE作为推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杀手锏
如果说资本市场是股权投资的战场，独角兽是科创企业的主力军，那么，VC、PE就是市场化选择独角兽的啄木鸟，是金融服务科创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催化剂、良师益友。
美国的资本市场中，各类VC、PE集聚的资本总量达到10多万亿美元，我国现在注册的PE类企业近5万个，集聚的资本也就是五万多亿元，规模小、杂而散。
如何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质量和能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好的VC、PE公司有三个业务判断标准：
一是应当具有好的业绩回报，其收益风险比、平均收益率、回报率、波动率等主要指标良好；
二是有好的投资观念、投资流程、投研人员，有好的风控体系、流程和措施；
三是有好的、优化的公司组织架构，有较高的管理效率。
就服务科创企业而言，好的VC、PE公司，有的善于在“1—100”阶段对前景看好的转化创新类企业投资，有的善于在“100—100万”阶段跟踪投资、慧眼识珠，正确选择有成为独角兽可能的企业，参与独角兽企业的多轮投资活动，并能提供合理价格支持，促使企业上市时股价合理。
在VC、PE的股权投资中，要至少防范五个方面的乱象：
一是非法集资，从散户手中高息揽储，甚至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散户集资；
二是明股实债，LP的股东实际上变成银行、信托、小贷等金融或类金融机构的理财通道，以抽屉协议把债权转为形似股权；
三是搞固定收益回报的投资，把有风险的股权投资变成了理财性质的融资活动；
四是搞高息放贷，而不是正常的投资活动；
五是把投资当投机，急于求成，既不研究“0—1”，也不投资“1—100”，也不跟踪“100—100万”，只希望在企业上市前夕作为战略投资投进去上市后赚一把。
有人会问，科技型独角兽的发展，往往要经历A轮、B轮、C轮融资，那这就不是圈钱、烧钱吗？这的确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
一则，独角兽企业的业务发展很多需要多轮的大量的资金不断进入支持；二则，独角兽企业的A、B、C各轮投资，一般都包含着对原始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专利权拥有者的股权稀释和溢价激励，每一轮投资往往对前一轮投资的股权既有稀释也有溢价激励。恰恰是这种多轮的股权溢价激励，成了独角兽企业和员工实现梦想、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没有核心竞争力，独角兽就不会存在和成长。
总之，如果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只融资没业绩、只烧钱不结果、管理层不断变动、大股东抵押股权套现撤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最终很可能会沦为庞氏骗局。VC、PE机构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分得清一个企业是真正的独角兽还是庞氏骗局，不仅保证自己不上当，还能引导散户不受骗。
6
政府要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建立良好环境
主要有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发挥股权投资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包括出台参考拜杜法案的政策、VC和PE服务科技创新政策、上市公司独角兽制度，等等。
二是完善股权投资的政策环境，比如，对高科技股权投资，其企业所得税可以按照15%予以征收。
三是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与各类VC、PE结合，当好母基金。
四是完善以资本市场为主的多层次股权投资市场，畅通股权投资的退出通道。
五是推进提升VC、PE企业的品质，约束规范阻挡创新的不利因素。
总之，我相信，如果把上述六项工作做好，一定能很大程度提高我国的科技研发投入产出能力，一定能更好的走出金融服务科创经济的新模式，赢得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主动权。
黄奇帆再爆重磅演讲：
我怎么理解中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时间跨度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投资收益，最高的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在5月19日举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重庆市政府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如此表示。
黄奇帆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大体有九个方面仍需要改进：
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
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
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
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
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
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
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他还诠释了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大功能：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全文：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摈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国家建设由封闭转为开放，由人治转为法治，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19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19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
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
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遇上过经验不足的失误，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资管控不到位引发的股市泡沫的教训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带来断闸停摆的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
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20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
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
第一，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上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第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第四，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第五，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第六，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也是要求国企转制为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佳的实现形式。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的显现出来。
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
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还有巨大成长空间。
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
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
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
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
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
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
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