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8月18日美国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到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摩擦开始升级。此后，中方也出台了反制措施，外交部、商务部和驻美使馆同时表态，决心和美国打一场“同等规模、同等程度和同等力度”的贸易战，并“奉陪到底”。
4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表示：“不管我们两国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我与习主席将永远是朋友。”两天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讲演中承诺，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并提出四方面举措来扩大开放。随后，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未来几个月将要落实的6项金融开放措施。
至此，美中贸易战似乎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不过，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逐步壮大，美中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分歧甚至对立，出现摩擦的频率越来越高。此次的贸易争端，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最后会以双方的妥协告终，但争端背后的逻辑却值得深思。有研究者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体制和意识形态冲突，甚至是自由资本经济和国家垄断统制经济的对抗。
中美贸易如何一步步走向现在
回顾历史，1941年，面对残酷的二战局面，基于“对更好的未来世界的希望即以此为基础”的愿望，美英联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建立并完善了以民主和人权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并获得大部分国家的追随和认可。
但是，《大西洋宪章》的理想主义道路，也使美国肩负了沉重的负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包括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失业严重，成为难堪的“铁锈区”。 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和外包，在过去20多年，美国中产阶级、蓝领工人收入几无增长，沉沦为社会的边缘，变为“沉默的大多数”和失败者。据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新近表示，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在2020年突破1万亿美元。
同时，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委员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被窃取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2,250亿至6,000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三次根据针对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启动对中国的调查。
美国生产的波音飞机大量出口中国。中美最关键的竞争领域就是高新科技领域。
2018年4月，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修正美国对中国3,750亿美元的逆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推特上表示：“我并没有和中国开打贸易战。许多年前，那些代表美国的愚蠢或无能的人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每年的贸易逆差达5000亿美元 ，还有3000亿美元盗窃知识产权的损失。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此次的美中贸易摩擦也就此展开。
然而，此次美中贸易摩擦并不是美方单纯的希望减少贸易损失，也并不是仅仅为了利益，更多还是反映了特朗普政府代表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与外交战略上的转变。
在就职演说上，特朗普再次重申了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在外界看来，这是他力图修正前几届政府的理想主义道路，这些理想主义导致资产负债20万亿美元。特朗普进而向美国传统价值也就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的保守主义回归。如此，长期的美中贸易不平衡，自然难以让美国继续容忍。
中国官方数据统计，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697亿元人民币，到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GDP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增长迅猛发展，2017年GDP总量达到827122亿元。可以说，中国是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
强势扩张的中国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之前的“韬光养晦”策略开始被抛弃，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生硬和强势。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叙利亚问题上，均表现了与国际主流社会相悖的态度。同时，大规模的金元外交以及“一带一路”显示的扩张企图，更加深了国际社会的紧张和警惕。
另外，在对待WTO规则方面，使用不守规则、极端工具主义的“中国式聪明”，无疑也使国际社会失望并愤怒。2016年是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要求WTO额外保护15年到期时间，在此期间，中国多项承诺没有兑现，外界对中国的承诺日渐失望。美国、欧盟、日本相继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当初能够加入WTO离不开美国的“力挺”。随着前苏联解体，美苏“冷战”宣告结束，对于造成多国灾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留，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一直希望通过贸易开放的方式，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不过，这种转变并没有如预期般出现，中国没有因为融入国际市场体系而改变任何政治架构。
今年1月，美国防部曾经发布战略报告，将中、俄列为最重要对手，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公布新报告，指责中、俄两大经济体不愿开放国内市场、没有进行公平贸易，违反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威胁。
报告甚至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
“制度自信”还是固守体制
有研究者提出，一百年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大体上形成三种世界秩序，彼此博弈：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斯大林主义主导的苏联世界秩序、三是伊斯兰世界秩序。
其中，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国际秩序主要内容为世界革命，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专政；在经济上用暴力掠夺有产者，建立指令性计划经济；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行强力控制，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取消公民的社会组织，对不同意见的人持续进行镇压。由于历史上曾经为"同一阵营"，以及不受约束权力的诱惑，加之工具化、选择性形成的"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取得了"成功"，使中国更加迷恋于"独特性"。
从推出《北京共识》以消解《华盛顿共识》到中共《党章》修改、修宪，再到网络安全法通过，要求国内私企、外国企业设立中共党支部等一系列措施等实施，充分表现了中国的自认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也表明了中共高层并没有制度转型的意愿。同时，由于存在可以掠夺的巨大利益，以及对前苏联崩溃的震撼和警觉，加之权贵集团的掣肘，中共只能固守现有体制，而延缓出现前苏联的局面。
至此，对内高压，对外寻找扩张机会，以利益换取同盟对抗国际主流社会，自然成为中国未来道路的不二选择。基于财政的需要，汲取型、低人权的经济模式还会延续，对于国企的偏好和支持也将继续。
2011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报告指出，刨除包括免费占用的资源、无息低息贷款等特殊政策支持，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利润，甚至是负利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演讲时表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几乎是同时，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0日报道，中国军方最近在南沙群岛的两个哨所安装了通信干扰设备，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中国对南海进行军事化的重要步骤。
而在更早，美国国防部发布名为《中国2017军事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指，中国有可能在非洲的吉布提以外建设更多海外军事基地，其中可能包括亚洲的巴基斯坦。
有学者认为，贸易问题需要回到贸易本身解决，但作为文明重要体现的制度，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制度之间必然发生碰撞和竞争，贸易之争不过是不同制度在外交过程中的外在表现。
正常人不会享受对抗和战争，但不同制度的碰撞，不会因为一时的相互妥协而消失。最终解决这种对抗的唯一出路是成为更文明的国家，而更文明国家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必定会最终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