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期似乎加强了对红色后代的约束。香港《明报》报道称，由中共红色后代组建的“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所宣传的红色主旨和其收取报酬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遭到习近平怒斥将军后代们“不务正业”。此前大批红色后代也在新一届政协名单里消失。有分析称，这一现象或预示着红色后代或集体“退潮”。

2018年新政策“动真格”

由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2018年1月1日起实施。香港媒体引述京城军队中人透露，这次的改革“动真格”，原本退休将领享有的住宅、保母、勤务员以及配车的待遇，儿孙甚至可以“世袭”享有，超标的全部被压缩或收回。

《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指出，以“统一规范、保障必需、从严从紧、合理区别”为原则，严格限制各级别人员住宅面积，超出部分需补足房款。而在此前，高级将领住房均为免费提供，他们未从军的后代们也可继承享用；退休高级将领以往还会配备人数不等的保母、勤务员以及配车。但自该《规定》实施后，多数不符合条件者已经退回。

已经成立近十年的“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约有200多人组成，这些并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军官家属，平均年龄66岁。公开资料显示，合唱团创始团长为耿飚之女耿莹。后来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任团长，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担任政委，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少将、李先念主席之女李紫阳任合唱团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于2013年11月21日在报道中披露，“‘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该合唱团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018年1月21日的首届“退役老兵公益春晚”。

分析认为，习近平从军改之初就要求军队停止有偿服务，即使是“开国将军后代”，也不能利用前辈影响力获取利益。曾有知情人士透露，“将军后代合唱团”每次赴地方出演场面壮观，并得到高层接待，花销如此巨大。

无独有偶，中共近期披露的政协名单也出现了大批红色后代“消失”的情况，其中包括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之孙毛新宇、中国前总理之女李小琳等等，作为红色后代的他们如今面临着一种尴尬处境。由于被认为是具有最特殊优越的地位，其“红色”光环会扩大这种影响力，因此很容易成为集体围攻的标靶。

“红色后代良莠不齐”

身为红色后代、前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曾表示“红色后代里确实是良莠不齐”，这一评价成为认识红色后代群体的客观视角。也就是“红色后代”内部也会出现一种分化。也正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更多自由，这种分化也会呈现得更为极端，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够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可以说，这一群体是产生精英人才的良田，也是造就大恶人的沃土。

近年来有关中共红色家族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凭借政治资本迅速敛财方面。曾有香港媒体称，中共红色后代八成已经通过经商成为亿万富豪。中共《人民日报》论坛曾在《中国新富家族》一文中提及，在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是构成新富豪的主体。《中国新闻周刊》曾列举了一批包括毛泽东侄子毛远建，李小琳在内的特殊身份央管国企的高管。而已落马的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常小兵于的红二代身份也一度成为焦点。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位前后曾重申家人不得经商的禁令。十八大以来，中共官场也多次出现针对红色后代反腐的声音。2016年初在王岐山执政期间有消息称，中共中纪委和中组部分批召见了200多名“红二代”进行谈话，并给出“六个不准”。传闻称，中共元老宋平2016年初秋在北京与曾任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退休红二代谈话，叮嘱他们校正自身利益，约束子女和亲属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活动。

的确时代变了，那些红色中国的权贵阶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沿着祖辈的遗训从政、从军、从事学问。但是一旦碰触到商界，便必然难以避免这与生俱来的红色身份带给他们的便利。权力套现者有之，损公肥私者有之，周永康之子周滨在石油、矿产乃至电力领域的扩张便是明证。在此前，红色权贵的印记发挥作用，人脉成为关键，市场主体自然会处于不对等地位，一旦形成市场垄断的毒瘤危机更甚。

不过，在这里还需要说明是，中共红二代与官二代不同，红二代相对于来说在受教育程度上大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政治理念要强一些。而以李小琳等所具有“权贵”标签的特性也与正统红二代具有不同。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元老的后代们不认可“权贵太子党”属于“红色后代”中的一员，认为他们是“纯粹的官僚子弟”。

也有政情观察人士表示，从目前政协名单上来看红色后代的集体落选和开国将军后代遭到批评来看，不仅反映和展现出习近平主导下的用人路线、用人思路的变化，还表明中共反腐对红色家族那些利用其官场人脉和特权获取利益的整治，而是希望那么年长者主动去养老。当然，这批中共红色后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远离中国政治焦点，直至“泯然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