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其实是严歌苓的自传:一曲悲歌谁人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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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芳华》在场上热映,观众在场下热评。严歌苓,《芳华》的原著作者只在一旁淡淡地冷眼观瞧。仔细看,《芳华》里有她的影子,那是她的时代。


“写作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说,这样创伤性的记忆根植于个人的敏感,就像她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她自己的影子。

电影《芳华》正在引起热议,有人大赞,有人猛批,都正常。

从某种意义上讲,《芳华》是严歌苓的自传,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不是记者的臆测,而是严歌苓自己说的。

我想起去年采访她的情景了,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天,严歌苓有些累,坐在椅子上已经两个多小时,她把左手轻轻的抵在腰上。小时候练舞留下的伤,现在演成腰肌劳损,越来越明显的折磨着她。既然无法治愈,只能积极锻炼改善,“我们正常人都要带一点病痛生活”。

窗外雾霾蔽日,房间的门口摆着一双跑步鞋。严歌苓选择在酒店的健身房里跑步。三十岁之前她喜欢散步,现在她选择更激烈的跑步。最多只跑四公里,耗时近二十五分钟,跑步时什么都不想,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空掉”。

回国的这几天,因为倒时差,她本来就不好的睡眠更加衰弱。一旁的酒吧台上,放着一瓶已喝掉三分之一的波尔多红葡萄酒,这是严歌苓夜晚的“催眠剂”,虽然此前外界也曾传说她要喝烈酒和安眠药才能入睡,她跟我说现在不是这样。

初学写作的时候,严歌苓喜欢拿蘸水钢笔写作,蘸一下写一段,为的是自己的写作在一种控制之中,而不是胡乱往下写。后来用圆珠笔,她也得先写草稿,然后誊写在格子纸上;再后来,她就干脆直接拿铅笔写,写错了就用橡皮轻轻擦掉,坚持至今。

严歌苓已经把写作看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做菜、锻炼、吃饭一样成为日常的必然。每天都要写,“不愿意看日历,不知今昔是何年”。在自己所构建的世界里实现一种逃脱,现实世界不完美,她所构建的世界也不理想,但起码,“是按照我的审美观点重新安排了”。每一个创作者都是疯子,诸如莫扎特、维吉尼亚伍尔芙,他们多少是有点精神不正常,而对于严歌苓来说,“不写我就要死,就要疯”。

“写作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说,这样创伤性的记忆根植于个人的敏感,就像她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她自己的影子。“对于一个敏感的人,别人的创伤也可以变成自己的创伤,就看你的敏感度,所以我永远都会有创伤性的记忆”。



每一个写作者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敏感而又幽暗的童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一点上,严歌苓在20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祖父和父亲都与文字结缘,家中自然藏书甚多。三岁,父亲就教她写字。在她的回忆中常常闪现的场景是,炎热的夏天,知了和别的孩子叫个不停,而她坐在高高的板凳上,拿着毛笔默写唐诗。她把那个时候的自己说成是一个“小怪物”,因为总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份敏感。

严歌苓继承了祖父身上的某种气质,极度敏感因而多思,清高又易受伤害。祖父也是作家,在美国留学读到博士,回国之后,对当时时事和文人圈子充满失望,三十九岁就自杀了。严歌苓与祖父未曾谋面,但后来翻阅过祖父的论文和笔记,“他性格本身阴郁,不太好相处。后来大学里不聘用他了,需要找人去说和,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某种程度上被解聘伤害了他的尊严。

“他不能忍受一个营营苟苟的生活吧。”严歌苓说。

有人曾问严歌苓的父亲肖马,你这辈子最好的作品是什么?肖马答:我的一生最好的作品是我女儿。严歌苓的父亲曾评价自己的女儿:她爱唱爱笑,“性格内向沉稳,心上背负着十字架。”当我把这个评价转给严歌苓的时候,她并不认为是这样,“我有很沉重的责任,就是通过我的笔和故事,把汉语写好,如果这算是十字架的话。”

在北京的酒店里,严歌苓会拿出一沓A4纸,上面详细的写着每天早中晚各个时段的安排。确定了一项,她就认真的拿着笔,在空格处注明。她12岁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跳了8年舞,而后又做了战地记者。这是一个少年走向青年重要的人生阶段。

十几岁就进藏演出,带着两层口罩坐在火车上,严歌苓冻的留出眼泪,把口罩浸透了风一吹,脸上像贴了一层冰冷的铁板。十三年的军旅生涯让严歌苓养成了许多习惯,“特别能吃苦,爱整洁,守纪律”,即便是没有要求,她也会给自己严格的要求。“很小的时候,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每一分钟都安排好事情做”。末尾,她也不忘表达一下对年轻孩子的不满,严歌苓也看不惯他们的自由散漫。

严歌苓并不是一个冒险的人,但她1980年代末就远走美国了。当时她已经加入中国作协,在部队做创作员,每个月有一两百块的固定收入。她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写作条件,而美国等待她的一切都是未知,“能不能挣钱养活自己都不知道”。

初到美国,没钱,还要自学英语。虽然有奖学金,但生活费还是得自己挣。她也要去给人端盘子,当保姆。她在一户有钱的台湾人家当保姆的时候,那家的小孩子很调皮。一次拖地板,小孩子捣乱,她误以为是自己把人家家里的天花板弄裂了。“我一个月挣的钱都不够赔的”,她想告诉房主,但又忐忑的不敢说。

日子这么一天天也过下去了,有一天来了客人,严歌苓做道“松鼠鲑鱼”,结果鱼沾了锅,她手一晃,把油溅出来了,严歌苓的手和脸都烫伤了。女主人赶紧拿来冰块帮忙敷,幸好问题不大。她后来走的时候说出了天花板的事情,也表示不要工钱了,“别骂我就行了”。哪知道女主人告诉她,这天花板搬进来的时候就是破的。

很快,严歌苓就飞速的成长起来。1992年,她的作品第一次投稿到台湾文学杂志就获奖了,很快她接到了导演李安的电话,《少女小渔》剧本改编权卖了1.4万美金,“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严歌苓说,这也是她第一次与影视结缘。这一年也开启了严歌苓与影视圈的缘分,紧着来的是香港导演李翰祥,而后是台湾导演朱延平,严歌苓三个小说的剧本版权就都卖出去了。

算起来,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念书才是严歌苓正式接受教育的一段经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对学生有着严格的写作训练,历史小说、讽刺喜剧小说等等,在前四个学期里,严歌苓要变换不同的人称,穷尽一切办法去模仿西式写作,“作家写作会面临一些困境,比如会教你写第三人称写到瓶颈了,你就换第二人称或是第一人称,把这个瓶颈绕过去”。直到第五个学期,她才开始真正写自己的作品。

巨大的阅读量是必须的,严歌苓最受益的还是——“脑子里有一双眼”,她跟我比划起来,就仿佛你脑子里有一双眼睛,“你要看着你写的东西,一定要活灵活现”。这也似乎成为严歌苓后来作品的一个特质,画面感极强,因而有人就把严歌苓形容为“技术一流的摄影师”:用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推拉摇移。



高晓松在自己的节目《晓松奇谈》中两次提到严歌苓作品《扶桑》,第一次提到时是说美国历史里的淘金时代,这正是《扶桑》故事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再提,是他在预测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布鲁克林》时,他觉得《扶桑》拍出来会比这部电影更加震撼人心。高晓松更是自己掏钱买下了严歌苓作品《扶桑》的音乐剧改编权,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这部作品的感情。

时隔二十年之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出版。3月初的发布会上,高晓松与严歌苓对谈时说, “我这辈子都是挣别人钱,人家投资拍电影我去拍,人家投资做唱片,我去当制作人、写歌。我就是一个卖艺的,从来没有买过艺。”高晓松已经当了阿里音乐的董事长,因而他掏自己的钱买《扶桑》,是“这辈子第一次,估计也是最后一次”。

1993年,严歌苓在等丈夫吃饭的时候,误打误撞进了旧金山的“中国移民历史陈列厅“。她看到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非常雍容华贵,“透着某种神秘”。严歌苓被这张照片吸引住了,她根据画上的字来了解这位淘金时代旧金山的名妓。

写扶桑之前,严歌苓读了三四十本书来了解整个美国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文学的虚构凌驾于大量的历史与现实细节之上。写扶桑的时候,严歌苓憋着一股气:华人怎么能这样被对待?她有愤怒,一天曾写下7000字,“如果没有这股气顶着,我写不了这么快”。

扶桑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手里抓这一把纽扣,这些扣子来自一个个曾经扑向她施暴的男人。小说中的少年克里斯想拯救扶桑,但扶桑只愿意接受爱与情感,不希望被拯救。严歌苓把这二者置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之中,注定了“这是一个双方内心的所有呼喊和所有需要都对接不上的悲剧”。

“扶桑整个内心的潜台词就是:爱我吧,不要救我!”严歌苓说,“什么是枷锁?枷锁是你让我做的那样一个人,你认为我应该这样做人,这样的行为那就是枷锁。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道德标准,你觉得用那样一套东西来解放我,实际上你把我放进了枷锁,是另外一种枷锁。”

扶桑最终没有跟克里斯结婚,而是选择了来自故乡的大勇,“扶桑是最强大的女人,她的不争和不反抗有甘地的精神——不合作。”她见惯了太多遇到苦难就反抗、大喊大叫,而她所欣赏的,是普通底层劳动妇女那种对苦难惊人的隐忍。

严歌苓前夫李准的母亲,就曾刷新了严歌苓的认识:如何平静的吃苦。“苦就是她每天的生活。她讲到了有一个细节是,她的大哥到外面学生意了,大哥很高兴自己给自己买了双新鞋子,他妈妈说你不是还有鞋穿吗?他妈妈就把新买的鞋放在门框上面,拿纸包好了。大哥学生意几年,得了肺结核了,抬回来的时候就吐血不行了。他死了以后,她没有形容家里面的悲痛,她说她妈妈把鞋拿过去说,这孩子新鞋还没穿呢。”

这也是严歌苓为什么会写扶桑这样的女人的原因。“中国女人这种强大的劲儿,像土地一样,你可以在她身上践踏,但是她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被你毁掉”。

高晓松盛赞严歌苓下笔之“狠”,令他深受震撼的是,小说中扶桑被修道院救了,但后来扶桑看到了自己做妓女时穿的廉价的红裙子,又把这件红裙子穿上了。“给我感觉她像一个天使一样,穿上那身裙子才是她自己”。高晓松理解扶桑之所以不被救赎,不是因为拧巴,而是因为她的坚定的“三观”,“她内心的光芒让她觉得你们没有人可以救赎我的”。



严歌苓曾亲眼目睹演员严凤英的死。那是1967年,在文革开始之后,严凤英家所在的黄梅戏团就就住严歌苓家院子对面。小孩子们听说了严凤英自杀,都跑过去看,想看看吃一百粒安眠药后自杀是什么样子,“原来一个很高很细长的人抽筋抽成了很短”。

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哀求旁人救救妻子,得到的却是造反派忿忿的回应:“不救她,一定要让她先坦白”。严凤英就这么死了,这是严歌苓第一次目睹死亡,在一个孩子心里留下“一个鬼魅的阴影”。

严歌苓没有看到离开后,发生更恐怖的事情——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而最后,一无所获。

一个作家永恒的关注主题就是人性本身,她觉得那个阶段“人性非常激烈和戏剧化”。文革远去40年,严歌苓依然不满意。“真正有关文革的文学艺术作品根本没出来。”严歌苓对我说。研究文革的资料对于学者来说有很多,严歌苓关注的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是否有一件重要的文学作品,能够让人看了之后知道文革是件很大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作品”。这个影响几代人的运动的影响力已经慢慢消失。“很多人死了,不是像战争一样吗?死了那么多人,而死人的事情一定要搞搞清楚。”

写作多年,严歌苓的笔下没有固定的场域。她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长久的生活,用她的话说,她就是一个吉普赛,她追随自己做外交官的丈夫,去非洲、去台北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她没办法只写一个地方,“我很满意自己边缘的角色”。她时常会去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保持着一种“侧目”,“很多人要打入主流,有什么好处?我哪里也不融入”。

“不喜欢的东西还是尽量不写。”严歌苓直白的说。她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而广泛传播,陈凯歌的《梅兰芳》、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归来》等比比皆是,每每提到合作最愉快的导演,严歌苓的答案却总是自己的闺蜜:陈冲。因为二人的默契,拍出来的作品又忠于原著。

严歌苓的还有一个身份是美国西部编剧协会成员,她跟我说最近一部印象深刻的影视作品是《间谍之桥》。虽然自己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但她说自己痛恨商业写作,因为她的笔下的故事都是孕育了很久,“我做不到哪个导演跟我约一个故事,我就你发生出一个故事专门等着他”。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编剧,因为创作小说时的满足感远远高于剧本,“就像生病了一样”。

她也曾写过一本《幸福来敲门》,那实际是为好朋友量身定制的电视剧,2011年小说出版之后反应平平,“我根本不想出版,我要用很了不起的作品来‘洗刷’自己’”。

“我在写作上没有野心。”严歌苓说,她觉得生活给予她的回馈已经足够多,因而她知足。她也没有仇恨,历史烟云滚滚而过,她穿梭东西方之间,寻找关于不同文化之下人性里幽暗隐秘的故事。对她来说,没什么值得她去仇恨,她也不控诉,她只选择给你讲一个故事。
梦游情伤 发表评论于
可靠性还可以,中国的悲剧再现。
wd01702 发表评论于
前几天油管上可以免费看,当时正在追 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看了一下开头就没有太大兴趣往下看,继续看怪奇物语,待到看完,想回头看芳华时,发现已经被人举报下线,看不到了。怪奇物语有点怀旧美国的80年。,芳华是怀旧中国的60-70年代。我对中国的80年代有亲身体会,也能理解芳华所在的年代,就是故事人物没有怪奇物语那么吸引,虽然怪奇物语对我而言或多或少都有文化差异。
沱江舵爷 发表评论于
为了通过审查,许多事都是点到为止,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看懂,年轻人许多就不知所云了。
bebe2014 发表评论于
发信人: gogo2004 (挑灯看剑), 信区: Chicago
标 题: Re: "严歌苓" 和"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an 25 12:08:16 2014, 美东)

奇怪. 严歌苓为什么不使用已经存在的校名, 相反,使用一个非常令人混
淆的中文校名,

[1] 如果google "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你可以找到许多文章.
如果使用其他年份google, 包括1999. 没有任何文章.
ex. "1997年获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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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 -严歌苓 再 google

"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严歌苓

只有一篇文章, 还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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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文章说"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时间:2006年07月03日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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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U_S 发表评论于
可能以前看诸如等相似故事太多了,我对文革题材的故事的态度就是:忘掉那个时代,太血腥和扭曲了,甚至有些不真实。
size0 发表评论于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特质是对人性的领悟。她没有长时间在某个特定文化环境里常驻,这恰恰能够让她作为一个旁观者,比那些在迷局中的人看得更清楚。
DANIU_S 发表评论于
这部电影我看了不到一半儿就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size0 发表评论于
"我很满意自己边缘的角色”。她时常会去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保持着一种“侧目”,“很多人要打入主流,有什么好处?我哪里也不融入”。
一旦进入什么流,什么组织,集团,就彻底失去自由了。只有孤独着,并且享受孤独的人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
bebe2014 发表评论于
写本族移民,市场很小并且关注度极低 ... The Joy Luck Club is a 1989 novel written by Amy Tan.
黄桷树 发表评论于
严歌苓过去几十年都主要生活在中国以外,这对她的中文创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文艺工作者都面临这个问题,当你作为一个移民创作本国小说,你的受众群体非常有限,写本国,你不可能深刻,写本族移民,市场很小并且关注度极低。反过来写母国,你又离开太久太远,无法紧跟实时。另一旅美作家哈金也同样面临。但由此我又对严歌苓的思考给予重望,希望她能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重新回顾重新思考,以新的三观重看历史。关于文革的文字很多,但水平普遍很差,不堪入目,有严歌苓担当,有望扭转关于这段历史创作的整体水平。
其实现在中国的当代作品很难出彩。对于有创作能力的作家来说,社会生活瞬息万变,思维和笔杆子都跟不上变迁,对于那些算是新兴的作家吧,写作功底是硬伤,任繁花簇锦百般雕琢也没有像样的文字作品。所以你看,除了严歌苓,那些依然生活在中国的有名望的作家也都是作品乏乏,不忍猝睹。
bebe2014 发表评论于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这个中文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Columbia School of Oratory -> Columbia College of Expression -> On October 28, 1997, the college changed its name to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en dot wikipedia dot org/wiki/Columbia_College_Chicago

bebe2014 发表评论于
嚴歌苓,一九五八年出生於上海,先習舞,再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九○年獲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獎學金,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訪美,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攻讀英文文學寫作碩士。多部小說如《少女小漁》、《天浴》、《白蛇》、《金陵十三釵》屢被改編為電影。 ... Geling Yan MFA '99 English and Creative Writing ... "算起来,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念书才是严歌苓正式接受教育的一段经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对学生有着严格的写作训练,历史小说、讽刺喜剧小说等等,在前四个学期里,严歌苓要变换不同的人称,穷尽一切办法去模仿西式写作,“作家写作会面临一些困境,比如会教你写第三人称写到瓶颈了,你就换第二人称或是第一人称,把这个瓶颈绕过去”。直到第五个学期,她才开始真正写自己的作品。"
bestsister 发表评论于
女作家创伤性的记忆限制了她的创作思维,都是有关文革前后的作品,没有当代题材的小说,她在美国生活几十年的经历哪去了
littlememe 发表评论于
她最欣赏的是底层劳动妇女不抗争的隐忍。这注定她的创作生涯已经到了尽头。李安不会再买她第二部.下一个李安面对的观众已经长大了。
bebe2014 发表评论于
Geling Yan MFA '99
English and Creative Writing
Award-winning novelist Geling Yan draws inspiration from her native China.

www dot colum dot edu/academics/alumni/geling-yan.html
bebe2014 发表评论于
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念书才是 .... chicago columbia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