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局强力驱赶被称为外来人口的居民，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这些被某些舆论称之为低端人口的北漂务工人员和家属，在寒冷冬天被驱出居住地，引起世人强烈关注。一些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当局，要求能网开一面，让这些非北京户口居民能正常生活下去。

11月下旬，北京市当局下令大兴地区一些外来人口限期（11月26日前）离开北京，否则断水断电，寒冬季节，导致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有报道称：这一举动将影响十多万乃至数十万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

网友佚名在邻友圈发文称，三天时间北京清走328万人。这篇文章说，北京的人口目标控制在2300万，控制首都人口目标似乎成了北京市的首要任务，“未来的五年北京将完成最大程度的人口大缩减。”

从北京大兴区开始的驱逐外来户的这一举动引起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他们周末联名一百多位人士上书当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要求能停止这种行为。他们说：这是一起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

签名中有学者崔卫平、贺卫方、范晓、冯崇义、洪振快、荣剑、刘苏里、吴强、笑蜀、鄢烈山、张伦、张千帆、展江，律师黎雄兵、唐吉田，作家查建英。

签名者刘苏里是北京万圣书园老总，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清理方式，超越了任何国家和政府能被容忍的底线。“这就像对犹太人的迫害。毕竟是自己同胞嘛。”

北京当局这样大规模驱逐外来人口，引起南华早报、英国卫报、金融时报等诸多媒体加以关注，甚至中国的财新网（英文）以及环球日报（英文）都加以报道。不过，记者注意到，截至发稿时，另外一些欧美大媒体和国际通讯社并没有报道这次北京展开的驱赶外来人口行动。

互联网上，学者秦晖九年前在南方人物周刊上一篇采访记（标题：《不要驱逐城市贫民》），被重新推到一线。清华教授秦晖说，政府不能剥夺穷人在城里住下来的权利。如果不能为他们盖廉租公寓，那么绝不能再斩断他们自己解决住处的可能性。

美国华裔学者程映红周末在端传媒上发文标题是：《“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文章说：“低端人口”一词迅速而广泛的流行，触动了这么多人的神经，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当今中国繁殖的不祥之兆。

程映红没有展开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达尔文主义精髓是自然界的自然选择、进化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用到人类社会中去，也就是相应的适者生存。有民族主义者认为，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强大，必须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也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此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张目鸣锣开道，认为这种主义之盛行说明社会进步和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学者程映红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

程映红说：“低端人口”一词成为话题，一定意义上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甚至丛林法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内在驱动力。”这种西方传来的主义在中国成为成王败寇的帝王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注脚，所以和传统一拍即合。

“红色话语中所谓‘历史选择了我们’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命题：适者生存。” 程映红说：“我们赢了，这个最终结果就说明我们该赢。”“只要我们今天仍然掌握着权力，我们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说明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政治化的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你为了成功使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你的成功人民付出了什么代价。”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和抗议声浪，北京当局说，没有人被称为低端人口。北京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人周末说，没有人在驱赶低端人口，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这个负责人还说，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