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想不到国外电影院都有多奇葩(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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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埋怨西方国家观影环境与观影体验的小粉红吐槽文,也可以当作吹捧国内电影院线的“枪稿”吧。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除去铺天盖地特供3D这码子事,得肯定这些年来国内影院的软硬件建设做得实在不错。

最近一次在国外看非影展档期商业片,得算是7月底在曼彻斯特的《敦刻尔克》了。冒着很可能因贪心看片而错过航班的风险,我拖着箱子来到曼城The Printworks影院看了70毫米胶片IMAX版。在诺兰的老家英国,能以1.41:1画幅播放这种制式的影院也仅有三家,另两家位于伦敦。



曼彻斯特The Printworks影院。   

由于影院所属的餐饮娱乐综合楼隔壁,就是5月22日惨遭恐爆的演出场所曼城Arena,因此影院不允许我存放行李,我只好在对其他观众的一声声抱歉中,将箱子推到提前一周选好的中间座位前。

和所有欧美国家的影厅一样,正片开始前没完没了播着各种将要上映新片的预告片,虽然这些将在这块曼城最大银幕与观众见面的影片片花非常精彩,但我不免对自己能否在散场后赶上航班更加担忧。两个咋咋呼呼的朋克青年手捧炸鱼薯条坐到了我旁边,还跟着《极寒之城》预告片里他们曼城老牌新浪潮乐队New Order的主题曲哼唱起来。我心想自己破釜沉舟来看的IMAX版将要被这些朋克毁了,可从正片第一幕敦刻尔克镇上丧气的逃命英军抬头仰望德军空投的劝降传单开始,他们就瞬间安静下来了。70毫米胶片IMAX的感受确实非常棒。



曼彻斯特The Printworks影院的IMAX影厅。

确实,在北美和欧洲看档期电影,最得忍受(或享受)的,就是正片开始前至少20分钟的创意广告和预告片,不知道是不是欧美票房市场相较中国差了老远,所以需要这些广告和预告来予以补贴,而不像我们放上三两个非常短的预告片外加一套小鲜肉伴着老戏骨演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熟悉的龙标迅即来到眼前,而且非常良心的搁在影票时间前5分钟。我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同学一家人,习惯于比影票时间晚个二三十分钟再到现场,结果一次跑去看某个中国电影,它竟然准点开始了。

比漫长预告片更难理喻的,是中场撒尿时间。2014年底,我在德国汉诺威一家影院,好不容易寻到英语原声版的《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德、法、意、西等欧洲强国为保护其语言纯洁性,坚持给上映的英语电影配音,每周只有少数几场原声),当五军云集孤山,剑拔弩张之时,银幕没任何征兆地黑了。本地观众习以为常地起身如厕,毕竟这是2个半小时的巨作,或许人们需要来个集体强制性的尿点吧,可这难道不算侵犯作品完整性吗?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更是连2小时的《狂怒》都强行来个中场休息。


由于超高比例的配音放映以及本土影片均无英文字幕,在非影展期间的欧洲各国观影,实在没多少可挑的,当然我的英文水平也没好到能真正不依赖字幕的程度(那就和母语观众一样了)。在西班牙,即便换做圣塞巴斯蒂安这样级别的老牌国际电影节,也经常出现大段影片字幕消失的情形,法国最新爆笑喜剧《婚庆大作战》就以十来分钟的字幕空缺,让我完全无法理解片中最大的包袱是怎么抛出的,而这对现场绝大部分法、西和巴斯克语通吃的本地观众来说问题不大。

顺便吐槽一下这个电影节的影厅,910座的Victoria Eugenia剧院,本身就不是电影院,而是金碧辉煌的歌剧厅,影片放映时,根据到场人数,开放二层甚至三四层的弧形楼座,来迟了的,就得像买低价票看歌剧那样,偏头甚至把脑袋伸到栏杆外,努力盯着局部银幕。



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拿出一个歌剧院来放影片,体验并不好。

4年半前,在中美洲治安混乱的危地马拉城,我跟着一位人权活动家到城里被武装保护起来的唯一一条步行街,观看中国纪录片《归途列车》。我虽然之前看过两次,但已不记得故事细节,而在危地马拉的放映,则仅有西班牙语字幕,于是我竟然在自己的母语前前成了文盲,毕竟对白是重庆偏远地带与西南官话有别的方言。留意下这些年我国银幕上的国产片,几乎全部都配上了英文字幕,或许送海外的数字拷贝,就以放映地的习惯增减着字幕文件吧。

去年底我走进德黑兰的伊朗电影博物馆观看纪录片《没有星星的梦》首映,这是一个电影人的圈内聚会,导演抓着我吹牛逼,“这个版本虽然没字幕,但我会让我们全球发行总监坐你旁边,全程帮你小声翻译,给我个Whatsapp,之后给你个下载链接”。后来我再没见到发行总监,也没收到导演链接,而是一脸懵逼地在放映厅坐满90分钟。先是和大家一道起立,在霍梅尼头像和军队录像中听国歌,影闭鼓掌后,又听一位诗人朗诵到中途开溜。我的朋友波米在自己的伊朗旅行中摸进常规影院,发现这个国家虽然艺术片声名远播,商业片却粗制滥造到没钱做混音,片中女人甚至戴着头巾洗澡。




德黑兰电影博物馆纪录片《没有星星的梦》首映式。
 
西方艺术影院情况如何呢?

在各国各城十多次的观影经验让我得出结论,那些让我们艳羡的艺术影院,其面积和放映效果,与我们过去嗑着瓜子抠着脚丫子看片的录像厅相差无异。当然,来者都是痴迷文艺片的观众,除去放映Cult片的特别场可以喝酒吃零食外,其余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直至最后一行出品信息字幕放完才离去,每次都像是参与了一个小型邪教组织的简陋祭拜仪式。

在意大利中部山城佩鲁贾,我看了荣获2015年圣丹斯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的《父亲的信徒》。不到20座的狭小空间,放映时间一到,之前卖门票的姑娘就拿着一个遥控器进来,在正方形的投影上挑选着数字硬盘里的节目,正片开始,三两观众就这么着,在灰蒙蒙的幕布中欣赏完“最佳摄影奖”作品,简直把记忆拉回在电教馆聚众观看艺术片VCD投影的纯文青岁月。




佩鲁贾艺术影院硬盘里播放的电影片目。

在名古屋大学任教的朋友马然也承认,日本的迷你影院,确实银幕比豪华家庭影院大不多少,但它们孕育于1970年代的影迷运动,有当初都市反文化潮流的基因。极小的厅也许是一个当下会被人嘲笑的门槛,可如今很多重要的、有政治意义和美学探索价值的作品,只能在这里流通。一些影院负责人会对送来求放的影片严格把关,质量不如意的,就让导演找几个朋友到咖啡馆放完了事,即便影厅舒适度可能还不如咖啡厅,但诸如冢本晋也这样的导演依然愿意到味道难闻、座位有限的迷你影院放映自家作品,因为这有一种传承自历史的尊重。



名古屋大学文学系放映徐童作品《挖眼睛》。

艺术影院条件再差,也有捍卫者坚称,一群人看电脑和一个人点播大银幕是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电影院不在屏幕大小,而在于形成了围坐于山洞里点上篝火讲故事的人类传统。



葡萄牙吉马良斯电影俱乐部会员开会。

为着这个传统,我在2013年冬天跑到巴黎一家艺术影院,观看被自己奉为21世纪最佳电影的《绝美之城》,即便确认影厅只会给这部意大利电影配上法文字幕,却依然只想体验台伯河在银幕上缓缓流淌的样子。

可我一坐下,关于影片中费里尼式魔术的那些幻象迅速被现实浇灭,这个20座不到的空间里,还有一根柱子拦在我和银幕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