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十九大除了将习近平思想加入党章，成为新时代的指导思想之外，最重要的是树立习近平的最高权威，以及赋予他最后决断权。今后中共政坛基本格局将是强势的中央总书记与弱势的政治局常委共存。

　　在今次党代会上，党代表纷纷表态拥戴，有人指习近平“在关键时刻再次挽救了党、挽救了解放军、挽救了中国命运”，有人称习为“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还有人说要把对习的忠诚“融入血脉，植入灵魂”，这股劝进潮有如中共七大时党代表对毛泽东的拥戴。

习近平的最高权威，既要体现在思想路线上，亦要体现在组织人事上，说到底，是拥有比其他政治局常委更高的决策地位，具有临机拍板的大权及最终否决权，而不是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一样简单的一人一票，如此才能与习近平作为“全党政治核心、全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和全军最高统帅”的政治地位相匹配。

　　权力高度统一，地位定于一尊，出现这个局面，完全是吸取了胡温时代“九龙治水”的教训。当时胡锦涛地位不彰，常委会九个人，各管一摊，没有话事人，结果权力高度分散，就像“九个总统治国”。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将政法系统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所管部委人事，均由其一人决定，其他政治局常委无从置喙，周的权力欲由此高度膨胀，最后居然要篡党夺权。

　　正是看到这种权力分散的乱局，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加强中央集权，通过体制改革和人事安排，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在过去五年中，除了王岐山在纪委系统拥有用人权之外，包括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政治局常委，在分管领域内用人权非常有限，他们也没有组织起自己的队伍和山头。接下来的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们也将如此，他们虽然身处正国级，但权力上属于弱势。相比之下，进入政治局的之江新军和闽江旧部，虽然是副国级，但有可能直接听命于习近平，权力得到加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谁成为政治局常委并不重要，谁能真正掌握权力才是关键。

　　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代雄主，当年之所以能够拥有最高权威，关键就是最后决断权。毛泽东在文革时权力更是上升到顶峰，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他不需要亲身与会，只需派联络员到会传达“最高指示”，常委会便奉若圣旨。而邓小平当年退出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之后，政治局专门作出决议，凡是重大事件决定，要经过邓小平同意。相信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也将拥有这个最后拍板的权力，并且比肩毛泽东、邓小平，成为一代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