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商关系向来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地带，企业家与政府，资本与权力，究竟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从王健林“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到马云“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从媒体评论中国政府将“BAT”视为新的政权拱卫力量，到8月份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的“风波”，由邓小平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式政商关系，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重构”的旗帜在时代的风中猎猎有声。
近日，有着“中国首富”之称的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开始在扶贫上发力——王健林在甘肃兰州向当地官员允诺称，“将在兰州市投资建设一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同时选择甘肃其他城市新建设10个项目。”
就在不久前，万达刚刚将手上的13个文旅项目悉数卖出，而此次王健林又高调宣布投建新的文旅项目，自然备受外界关注。政治观察人士指，王健林的一系列动作背后关联着的是当下中国政商关系的最新征候。
拥有“中国首富”名头的王健林，不啻为当下中国商界的代表人物，多维新闻曾在《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解读中国式政商关系》一文中，梳理出三个（三个代际）商界群体，王健林代表了中国大陆一个世代的商人群体。不可否认的是，最初怀揣理想主义的一代人曾经在1980年代开始，造就了中国大陆的商业黄金时代，也开启了中国式的独特的政商关系。
中国企业家：是冒险家还是教父？
1984年，后来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那时的中国大陆开始呈现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这当然得益于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经济振兴计划。
最先从政治大气候中嗅到变革节奏的，是一批冒险家式的人物，他们开始在商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他们最先捕捉到了中共政治走向变化后——经济政策放开后的商机，开始挖掘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王健林是中国商界的代表人物（图源：AFP）
不过，他们知道，想要获得利益，是无法规避与政治的关联——在中国大陆，官员无论职位大小都可以影响到商人获利的多寡。
1984年，被中国大陆的当代商业史认为是最重要的年份，或许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一种默契。
这一年，鲁冠球（万向）、何享健（美的）、吴仁宝（华西村）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新希望）、曹德旺（福耀）、李书福（吉利）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联想）、张瑞敏（海尔）、王石（万科）、赵新先（三九）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这些人当下都以企业家教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大陆商界。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中国大陆当时推行的经济准则，同时也造成了“野蛮生长”成为商界的主流。
政治观察人士称，黄金时期的企业家具有不安分的特性和冒险精神，不愿按照既有的轨迹生活，不断冲破体制樊篱。
牟其中曾经是这批冒险家中的一分子。他用3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起家，然后用500车皮商品交给俄方，换取了4架飞机，据称仅此一笔交易，牟其中就赚了八千万到一个亿的人民币。
在中国大陆，牟其中的传奇远不止是他创建的南德集团善于赚钱，而是他的想法——“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彻底改变那里恶劣的生态环境，摘掉那里的落后帽子，把青藏高原变成美丽富浇的鱼米之乡。”
这个想法后来被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影导演放到了自己电影《不见不散》中，成为一个经典的桥段。
牟其中的冒险家性格成就了他成为当时中国大陆的首富。在其南德公司大门上书牟其中语录：“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誉之者称其为：“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其神作称之为“天才的狂想曲”。1994年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称号，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知名企业家；1997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
政治观察人士称，当时的中国需要牟其中式的商人形象，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国际政治施加给中国的压力只能在内部的经济层面上寻求破解。中国大陆政府在历经了邓小平“南巡”之后，笃定了继续施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心，而大陆商人的冒险心理亦被激发出来。
在许多人眼中，或许只有牟其中才是1980年代以来，能够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商界教父级”的人物。有着“万通六君子”之称的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几乎都与牟其中有交集，王功权、冯仑与潘石屹更是直接出自南德系，对牟其中“执弟子礼”。
2000年，牟其中因“商业犯罪”入狱，任志强、王石等中国地产界知名商人均以后辈身份前去探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父级”的前辈。观察人士指，这样的状况，在中国大陆其实并不多见。中国向以“商人喻利”而崇政轻商，但牟其中等在1980年代的黄金时期展露头角的商人，无论其后的状态如何，存在确实影响了后辈商人面对政治的态度和技巧。
牟其中受审（图源：VCG）
“红线时代”：商人与政治的边界
此前，王健林曾宣称，“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意味着，中国商人一旦靠近政治很难得到善终。
这种对政商关系的理解，显然是因为有着太多的前车之鉴了。
2016年9月27日早上6时50分，湖北洪山监狱大门打开，一代商业狂人、中国前首富牟其中终于获得了自由，乘车离开。
这一天，距离他2000年5月因“信用证诈骗”入狱，已经整整16年。
当年，压死牟其中南德系的最后稻草是什么，可能至今没有人会给出准确的答案。
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牟其中及其南德集团，开始展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南德试验，不断宣布惊人项目。除了“炸开喜马拉雅山”外，还要购买卫星，移民火星，宣布投资100亿元独家开发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
对牟其中后期的变化，陆媒披露称：“牟其中后期完全陷入伟人般的狂想和幻觉中了。中国人一成功就容易得这个病，办公室挂大幅世界地图，军大衣披着踱步，围着火炉跟青年谈话，谈到老区就流泪，对亚非拉都很牵挂。”
承诺越来越多，兑现的寥寥无几，而南德试验的资金漏洞也越来越大，最终让牟其中身陷囹圄，从首富变成首骗。
牟其中在商业成功后，表现出超越商人边界的政治情结，而其处理商业问题的方法亦有着与政治混杂不清的逻辑关系和行为方式。
据陆媒报道，在面对危机时，牟其中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由于他1975年、1995年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因此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对于自己正确与否，则很少考虑。
与牟其中相比，当年的“中国烟王”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亦是中国大陆商界中的传奇人士。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17年中，褚时健率领该厂领导团队将陷入亏损的玉溪卷烟厂改造为亚洲最大的烟厂，为中国政府创造了991亿元人民币的利税。1986年，褚时健还兼任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因在经营烟厂中表现出超强的商业能力，他被政府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
据陆媒报道，褚时健屡次改革，屡次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挑战传统经济体制，“17年时间从一个地方烟厂发展到亚洲最知名，欧美烟草企业也未必敢小瞧。”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期间，领到的工资不到80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仅为4.7万元——相当于烟厂普通工人的收入。
最终，官方认定褚时健触碰法律禁区是罪名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据称，后一项罪的来龙去脉是褚时健主动说出来的。1996年褚时健被举报贪污，中共纪律检查部门的最高机构——中纪委对他进行了“控制”。他向中纪委“交代”了此事。几位香港商人到他家后，因为看家里实在寒酸，几个人愿意共同赠送他一些钱，差不多有400多万元人民币。褚时健说，当时想到自己并没有给这几个人提供过什么方便和输送过什么利益，他们给自己钱，属于朋友间的来往，所以他也就没有拒绝。
时过境迁，有评论人士指，当时中国并未建立起职业经理人概念，也未形成之后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年薪制度，褚时健的“犯罪动机”被定义“59岁现象”——意思是中共国企领导人在60岁退休前通常会违法获取一些财富养老。但这些都是表象，深层次的症结是，褚时健手握烟草的批文，而当时一些政治权贵企图通过倒卖批文获利，褚时健并没有买账，最终被查处——真正的红线依然是因为无意中触碰了政治。
分析指，当年“黄金时代”的企业家中的一批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善终，如牟其中、褚时健等，尽管入狱，去让他们在中国大陆民间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这与近年来中共反腐运动下的入狱的商界精英情况完全不同，虽然都是在被政治关联下带来的结果，但民间的口碑大相径庭。
马化腾等商业领袖常跟随中国领导人出访（图源;VCG）
投机权力后的不归路
曾经与中国足球关联度最大的企业是大连实德集团，徐明是这家企业的董事长。1999年以后，实德集团先后控制了若干上市公司，而徐明也跻身福布斯富豪榜。
2013年，徐明因涉及薄熙来案，被判刑，本应于2016年9月刑满释放。2015年12月4日，徐明因病在武汉狱中去世，终年44岁，据中国媒体报道，他的死因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
观察人士称，徐明作为商人，将自己的人生与政治人物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其人生结局令人唏嘘，亦可窥探那一段时期，一些中国商人的内心价值走向——试图借助政治力量完成个人的政治理想，这与西方政治中的商人从政完全不同的思路，而在中国大陆，这必然是一条不归路。
在中国大陆，由政治因素孳生的商人天然地和政治融为一体，但中国执政党似乎并不会容忍这样的“不公平”的形态存在。
车峰，曾经在中国大陆股权投资界和香港资本市场知名度很高。
据陆媒报道，车峰是中国安徽合肥人，初中文化，起初是一个在上海开服装店的小生意人，后被戴相龙的女儿戴蓉相中并结婚，此后车峰便奔向飞黄腾达之路，顶峰时期车峰手里掌控着至少30多家公司。
2015年6月，车峰被中国政府带走调查。新加坡媒体报道称，“车峰不仅涉嫌涉巨额洗钱，更涉嫌向西方情报机构出卖情报。”
保守估计，车峰仅在他控制的数字王国的相关股份收益就高便达61亿港元（1元港元约合0.13美元），而这仅仅是他资本运作中的冰山一角。
历经30年，沿袭三个代际，中国商人在与政治的关联中，并未能做到游刃有余，亦很难达成“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状态。观察人士指，中国政商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时代的演进制度的进步而简单化，相反变得更加复杂。
中共最高领导人甚至在2017年提醒官员们，“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这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大陆政商关系演进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彼此都在“提防”对方的状态——政商关系的“红线时代”似乎真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