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英国媒体《卫报》2010年12月15日发表了题为《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的支持者真的明白他代表着什么吗？》的文章，文章原标题为“Do supporters of Nobel winner Liu Xiaobo really know what he stands for?”。
以下为全文译文：
在最近几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政治观点变成了支持人权和民主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为避免讨论，他的大部分观点已经被删减，因此引发了一边倒的争论。在三周之内，香港出版了500多篇关于刘的文章，其中只有10篇是批评刘或和平奖的。
而在中国，在他获奖之前，大部分人并不关注刘。杰安迪（Andrew Jacobs）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后，一份对大学生的官方调查显示，85%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和《零八宪章》。
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Norwegian Sinologist）援引了中国的评价，并暗示中国的年轻人仍然不太关注刘晓波。年纪稍大一些的知识分子比较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他们认为刘晓波不是合适的得奖人。
刘晓波病逝引发西方媒体普遍关注（图源：Reuters）
囚禁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刘的政见流传很广，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他得奖，因为他提倡战争而非和平。他曾经支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他曾在2001年的论文中回顾性地分析并支持越南和朝鲜战争。在他题为《冷战的教训》的文章中，刘表示“自由世界是在美国领导下，与所有践踏人权的政权作斗争。美国发起的重要战争在伦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2005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刘热情赞扬小布什（George Bush）在伊拉克作出的战争努力，同时谴责没有完全支持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
原文如下：“布什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的杰出成就不能被克里抹杀。在打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必须承受诸多风险，并明白不采取行动会导致更大的危险。这已经在二战和“9•11”事件中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打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是正义的。布什总统的决定是正确的。”
刘还曾片面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立场。他将巴以冲突归罪于巴勒斯坦，他认为后者“通常是破坏分子”。
刘曾经还提倡将中国完全西方化。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选择西方化就是选择成为一个人”。他还抨击中国电视纪录片《河殇》没有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也没有足够热情地提倡西方化，他表示“如果我来制作这部记录片，我将展示出中国人是多么地懦弱无能和混乱。”刘认为最不幸的是，在对话中单一语言制将他和显得“非常愚昧和庸俗”的中国文化氛围捆绑在一起。
哈佛研究员林同奇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刘的书中带有“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辛辣攻击”。在众所周知的1988年的声明中，刘表示，“香港花了100年的时间变成现在这样。鉴于中国的庞大面积，它将需要300年的殖民地化才能变成如今的香港。我甚至怀疑300年够不够。”
他在2006年的公开杂志中还断言了这种观点，他表示，中国的进步取决于西方化，西方化越多，进步越大。但是他的支持者辩解称，刘的亲殖民主义只是一种挑衅，其实这与他逻辑上支持完全西方化和美国领导政权变革战争是一致的。
《卫报》认为外界对刘晓波真实政见了解不足（图源：Reuters）
刘在他的《零八宪章》中呼吁在中国建立西方政治体制，并将所有企业和土地私有化。意料之中的是，那些他牵头的机构都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然而调查发现，一些贫困国家要过渡到民主选举，其法律制度未必可以跟进，但是一定会伴随着不稳定性和缓慢发展。因此，民主选举未必可以实现善政廉政，在这样的形势下，甚至连制度本身都无法维持下去。
在后共产主义或发展中国家，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刘所谓的公平的私有化。东欧的私有化通常导致一些政治寡头大量窃取公共财产，因此逐渐变得不受欢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改变这种制度。
私有化在印度、拉丁美洲和中国都不受欢迎，而在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私有化的研究也显示，它对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在中国进行土地私有化将会产生土地集中化和无地农民。
四十年前，诺贝尔奖委员会支持被囚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成为反对苏联政权的自由主义象征。对于刘晓波，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选择无视索尔仁尼琴的典型反应：他自己的独裁主义视野、对基督教的敌视、对美国没有更加猛烈地在越南发动战争的谴责、对国际特赦机构太过自由的谴责和对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支持。
诺贝尔和平奖是特定类型的政治奖项。挪威诺贝尔机构指出诺贝尔委员会大多数时候通常会选择“那些抨击莫斯科和北京的共产主义独裁者的人”。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意识到了诺贝尔奖在冷战时期的社会角色，因此在1964年拒绝接受该奖项。他表示，“在现在的形势下，诺贝尔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项为西方的作家们或东方的背叛者们所预留的荣誉。”这种社会角色一直延续至刘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