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国官方背景的亚洲自由电台网站6月27日报道，海外一名接近薄熙来家族的人士披露了这一消息。报道称，薄熙来目前正在大连棒棰岛治疗及疗养。而在此消息出现的前几天，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罹患肝癌保外就医的消息，已经让舆论对中共能否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分歧中，对那些极端人物的“命运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关注。
而早在当年，薄熙来主政重庆风头正劲时，就有海外政治观察人士指出，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者”。
2012全国两会上的薄熙来（图源：AFP）
薄熙来的“左派”标签
“薄熙来因患肝癌目前正在大连棒棰岛治疗及疗养”的消息，目前还无法获得中国官方证实，也没有第三方证实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海外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薄熙来虽然已经被中共正式审判，但其曾经代言的党内“左派”势力仍在努力让薄“标签化”，类似这样的行为时有发生。
薄熙来是中共前副国级领导人。中共元老薄一波的次子。中共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12年3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因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重庆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于2012年9月被开除党籍。2013年10月25日，中共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的名义，判决薄熙来无期徒刑。
薄熙来在重庆主政将近5年，并创造了“重庆模式”，舆论普遍认为，“重庆模式”是当时中共党内左派势力力捧并高度认可的“国家发展模式”的样本。
虽然当时薄熙来不止一次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但在其治下的重庆频频召开的有关讨论“重庆模式”的会议，以及重庆政府公开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财力支持的消息从事实上确定了当时薄熙来确实在试图开创一套独特的施政道路——这也被普遍认为是重庆方面在有组织地推广“重庆模式”。
分析指，当“唱红打黑”也开始成为“重庆模式”的一部分时，由经济发展经验而来的“重庆模式”，便涂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和薄熙来的个人色彩。而这种被附着了“唱红打黑”等各种元素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以薄熙来为主体的，称之为“薄熙来模式”可能更为名副其实。
多维新闻在2011年的记者走访重庆后撰文《只有薄熙来 没有“重庆模式”》，文章指“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在施政,并没有对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确，在其施政中有些个人风格,但也不涉及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层面。那么，哪来什么“重庆模式”？恐怕有的只是薄熙来的工作特色。”
海外政治观察人士指，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个人想要在中共十八大上位的愿望非常急迫，而其推行的“重庆模式”，模仿“文革”中的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随即得到了当时中共内部左派人士的支持。而薄熙来也乐于迎合左派人士寻求“公平”的发声，在重庆的个人施政中刻意将如户籍改革、公租房项目——都是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却是举步维艰的头痛工程，变成了公关方式运作后的政绩工程。薄熙来迎合左派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左派力捧薄熙来是为他们眼中的“公平”能够泛化到整个中国政治领域中。
只是，没人能够预料到“王立军事件”的出现，能够在一瞬间让薄熙来和中共左派的政治诉求都成为过眼云烟。
不过，中共党内的左派显然不会那么容易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
极端人物的命运走向
中共十九大的临近，让中国政治气候变得异常敏感。薄熙来和刘晓波，两个人是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分歧中的极端人物，“一左一右”的两极。
刘晓波罹患肝癌保外就医的消息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证实。
多维新闻撰文《符号崩塌民运已死 刘晓波罹癌的政治解读》中指，“六四之后的刘晓波，已经被民运人士、西方如诺奖委员会，甚至中共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挑战中共权威的异见人士群体的符号。”并称，如果各方能够放下这种“将刘晓波符号化”，尤其是中共，在刘已经罹患癌症的情况下，用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是展现其在新时代下政治自信的契机。
海外观察人士亦称，无论薄是否身患肝癌，中共都应该谨慎处理薄在舆论场中的“位置”，没有必要将其塑造成“左派殉道者”的形象，亦无须将其符号化。
实际上，在中共将刘晓波符号化，并以“右派精神领袖”的等级对待时，就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中共面对的海外民运人士的诉求是“自由与民主”，而中共的政党现代化中恰恰早已包含了这部分内容。
当下，面对中共党内左派人士推崇的身在秦城（中共关押干部囚徒的监狱）的薄熙来时，如果中共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将薄熙来推向了“左派精神领袖”的符号化位置，这对中国大陆政治层面上的现有的任何一方，均无好处可言。
舆论普遍认为，中共能否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分歧极端人物的“命运走向”亦是检验执政党政治智慧的一个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