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海外求生记:平均治疗费用超百万
文章来源: 《财经》 于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海外医疗毕竟是少数癌症患者的福祉,如何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如何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
对于生的依恋,让一部分富裕的癌症患者选择了海外就医之路。
61岁的邓和(化名),在两年前因连续多日咳嗽、胸闷去医院,按肺炎治疗一个月后,不见好,声音也变得嘶哑,医生这时候考虑可疑肺癌,建议他做病理检查。
经过几次活检,还没有穿刺到肿瘤细胞,医生不能完全确诊。等待“宣判”的过程中,邓和焦虑担心,十分痛苦。最终得到了病理诊断:肺腺癌,伴淋巴结转移、肾上腺转移,属于四期肺癌,预后非常不乐观。
随后的一次化疗的痛苦经历和就诊过程中遭遇的各种不顺,让邓和与妻子动了去美国就医的念头。
像邓和这样,选择去海外就医的中国患者逐渐增多。一家海外就医中介机构介绍,它的客户大部分都在国内看过四家以上的医院。癌症患者的就医路径通常是在属地医院发现患病;继而到省城或市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或治疗;再到一线城市的著名肿瘤医院。到海外看病,是国内患者求医所能触及的最高峰。
海外就医的绝大多数是癌症患者。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以及能够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富裕家境。
治疗中的信任和关怀
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邓和去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诊,这是美国最好的癌症研究和治疗机构之一。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接受了详细的检查,重新进行了病理评估和基因检测。他的主诊医生判断,声音嘶哑是肿瘤侵袭喉返神经造成的,接下来可能会影响饮水和进食,容易造成呛咳,强烈建议耳鼻喉专家进入治疗团队。
邓和的CT复查结果显示,病灶略微缩小,说明国内的治疗已经起效。主诊医生决定继续同样的化疗方案。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医生还建议在化疗期间口服叶酸,以减轻副作用,并详细指导他饮水和进食的方式,避免出现呛咳。
国内一些著名的三甲医院治疗癌症的临床水平不比国外差,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越国外同行,如肿瘤切除手术。
“癌症患者数量庞大,大医院的医生有更多诊疗机会,能积累临床经验。”新里程医院集团CEO林杨林对《财经》记者说。
这样的资质,却比不上美国医护人员所做的那些细节来得贴心。这也正是众多患者在国内就医的直接印象,国内医生在诊断治疗中的精准化程度不够,轻者导致患者就医体验不好,重者有可能影响到治疗方案和治疗效果。
王宪也先后在中美两国治疗肺癌。在国内时,他和家人带着厚厚的病例和影像资料,在医院的内科、外科、影像科、病理科、放疗科之间来回奔波,每位医生留给他的交流时间不足5分钟,即便对医疗方案的解释,也仅几分钟,这让他很不踏实。
最终,王宪选择到美国就医,门诊看病时间长达1个半小时,一半时间是医生在阐述疾病治疗方案,另一半的时间医生让王宪自由提问。
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危及生命,中国的医患交流时间少得可怜。从看病历、问诊、诊断、提供治疗方案这一套程序,区区几分钟。
“中国的肿瘤科医生是世界上最忙的,他们连吃饭和上洗手间的时间都很紧张,无法像美国同行那样做到精细。”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告诉《财经》记者。
罹患胰腺癌的吴寒,曾深深恐惧化疗。化疗药物摧毁癌细胞的同时,大量正常细胞也会被一起消灭,患者身体的正常运转受到干扰,会出现恶心呕吐、没有食欲、手脚麻木,以及头发脱落等不良反应。
然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吴寒的主诊医生告诉她,会根据她的年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用药剂量,同时耐心地向她介绍化疗方案中各种药物的作用和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还给她应用多种药物来减轻不良反应的发生,这样一来被国内患者视为“生不如死”的化疗,对吴寒的正常生活几乎没多大影响。
化疗在美国的门诊就能做,接受化疗的患者往往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很多美国患者在化疗后,直接开车去上班。
邓和的主诊医生也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以使治疗过程舒适,最大限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在美国进行四个周期的化疗后,邓和的影像复查结果显示,肺部的肿瘤大为缩小,而肾上腺上的肿瘤没有变化。主诊医生对国内肾上腺转移的诊断产生了怀疑,让邓和重新做肾上腺穿刺,活检证实为良性结节,并非肾上腺转移癌。
据此,主诊医生调整后续治疗方案,采用单药化疗,并同步对肺部放疗。这意味着邓和的肿瘤分期其实更早,相应地,预后结果也会更好。
最令患者焦虑的是,国内医生一般简单说明治疗方案,然后等患者自己来作决定。而医生和癌症患者共同对治疗方案作出决策,这在欧美是医疗的常态。
医生会详细告知癌症患者治疗方案的疗效、益处以及风险,而患者可以向医生倾诉自己对病症和相关风险的看法、疑虑,乃至个人的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职业等社会背景。最后,在医生的引导下,医患共同对医疗过程中的诊治问题加以解决。显然,这样的治疗环节更为合理。
在癌症医疗决策上,美国医院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多学科会诊评估。其核心是癌症的治疗完全以患者为中心,由多学科的专家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全面的治疗方案。
邓和深感多学科会诊的好处,一个由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放疗医生、基因专家、营养专家等组成的医疗团队围绕着他。根据他的病情,进行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而且随着治疗进展,多学科专家还会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决定继续还是调整方案。
国内有医院在尝试癌症患者的多学科会诊,但在林杨林看来,癌症患者数量过于庞大,且都往三甲医院聚集,优质医疗资源太紧张,使国内一些医院的多学科会诊心有余而力不足。
降低海外医疗门槛
并不是每个有经济能力的患者都能获得去美国看病的机会,有时在预约时就会被拒绝,当美国医生看到发送来的患者病例,认同国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时,会建议他们不要去美国。
这是因为美国医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则,毕竟中美之间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像邓和这样到美国看病的患者,会经历两个过程,评估阶段和治疗阶段。在评估阶段,与一个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做交流和检查,包括病理检查和基因检测,然后专家团队制定一个确切的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是对病人最有价值的阶段。”蔡强说,通常这一阶段需要两周的时间,花费约10万元人民币,很多患者是可以接受的。
之后,美国医生会和患者沟通,如果治疗方案在中国完全可以实施,通常建议患者回到国内进行治疗,这样除亲属陪护方便,医保还可以报销一部分,以减轻负担。
只选择去海外进行病情评估和会诊,这相当于患者既享受到海外医疗的部分好处,花费也不高。不过,患者的体验感可能降低。
但对从事海外医疗的主流中介体系而言,这是扩大目标客户群体的一个机会,可以解决当下业内“讲故事的成分,远远大于实际去海外看病的人数”的症结。
“很多知名的跨境医疗机构每年的客户人数都是以百为单位,一些小的机构甚至是个位数。”林杨林说。
根据盛诺一家的统计,国内赴美重症治疗的患者,2012年-2015年间,从不足1000人增长至约3000人,2016年估计突破5000人。癌症患者平均的治疗费用为100万-150万元。
通过互联网或者地推来挖掘客户,难度很大,需要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并让客户产生信任。毕竟对客户来说,不仅花费不菲,且生死攸关。
在林杨林看来,除了让患者走出去,开发远程视频会诊方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降低费用,也免去患者舟车劳顿。然而,全球医生远程会诊这事,不是中介机构能够开展的,中介只能提供咨询服务,无法进行具有诊断意义的远程会诊,想做这事,还得依托于国内的医院积极参与进来。
新药决定生死距离
抗癌新药滞后,也是部分癌症患者选择海外就医的原动力。
绝大多数抗癌新药都是欧美制药公司研发的,由于监管等因素,这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往往滞后数年。
国外抗癌新药进入中国大陆前,需要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审批,要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这样一来,抗癌新药进入大陆的时间,往往比香港和澳门还要晚四五年。
这段滞后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如肺癌第三代靶向药在欧美已经上市一年多,大陆地区还是第一代靶向药雄踞市场。
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使用某种靶向药物一段时间后,体内的癌细胞会产生耐药性,使疗效明显下降,这时就要考虑换药了,市场上如果仅有一代药,意味着产生耐药性的患者无药可医。
前列腺癌,是全球范围内男性中第二位最常见的癌症,在中国男性发病率中排名第六位。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泽珂,2016年在中国大陆获批上市,此前,不少病人只能辗转去海外或者香港的药房购买。
有些药物在欧美价格高昂,免疫治疗药物更是非常昂贵,每年的药费在15万美元以上,于是一些中国患者另辟蹊径,不惜去印度购买便宜的仿制药,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被医学界看好的癌症免疫疗法CAR-T,未来一旦上市,花费会更高,绝大多数患者家庭根本难以企及。
长期聚焦癌症话题的科普作家李治中认为,如何把有效的疗法,以普通家庭能承担的方式带给中国的患者,是个难题。
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先行者邓和已从中受益,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只需要定期复查,预防癌症复发。
-->
`,
"script":[]
}
, "gg_rightside":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duturandom": {
"html":`
`,
"script":[]
}
, "gg_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topbanner": {
"html":`
`,
"script":[]
}
, "gg_middle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dutu": {
"html":`
`,
"script":[]
}
, "gg_botline": {
"html":``,
"script":[]
}
, "gg_dututop": {
"html":`
`,
"script":[]
}
, "gg_shipintop": {
"html":`
`,
"script":[]
}
, "gg_inContent":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shipinrandom": {
"html":``,
"script":[]
}
, "gg_sideSticky": {
"html":`
`,
"script":[]
}
, "gg_bottombanner":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marquee": {
"html":`
`,
"script":[]
}
}
const adEnv={
"gg_header": {
"html":``,
"script":[{"exec":`(function(){/*
Copyright The Closure Library Authors.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se strict';var g=function(a){var b=0;return function(){return b
=b||null!=a.a&&0!=a.a.offsetHeight&&0!=a.a.offsetWidth||(fa(a),D(a),l.setTimeout(function(){return E(a,b-1)},50))},fa=function(a){var b=a.c;var c="undefined"!=typeof Symbol&&Symbol.iterator&&b[Symbol.iterator];b=c?c.call(b):{next:g(b)};for(c=b.next();!c.done;c=b.next())(c=c.value)&&c.parentNode&&c.parentNode.removeChild(c);a.c=[];(b=a.a)&&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a.a=null};var ia=function(a,b,c,d,e){var f=ha(c),k=function(n){n.appendChild(f);l.setTimeout(function(){f?(0!==f.offsetHeight&&0!==f.offsetWidth?b():a(),f.parentNode&&f.parentNode.removeChild(f)):a()},d)},h=function(n){document.body?k(document.body):0e;e++){var f=c.concat(d[e].split(""));K[e]=f;for(var k=0;k>2;n=(n&
3)<<4|t>>4;t=(t&15)<<2|h>>6;h&=63;f||(h=64,e||(t=64));c.push(b[k],b[n],b[t]||"",b[h]||"")}return c.join("")};try{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finally{Uint8Array.prototype.toJSON=a}}:function(){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var S=function(a,b){return"number"!==typeof b||!isNaN(b)&&Infinity!==b&&-Infinity!==b?b:String(b)};M.prototype.toString=function(){return this.a.toString()};var T=function(a){O(this,a)};u(T,M);var U=function(a){O(this,a)};u(U,M);var ja=function(a,b){this.c=new B(a);var c=R(b,T,5);c=new y(w,Q(c,4)||"");this.b=new ea(a,c,Q(b,4));this.a=b},ka=function(a,b,c,d){b=new T(b?JSON.parse(b):null);b=new y(w,Q(b,4)||"");C(a.c,b,3,!1,c,function(){ia(function(){F(a.b);d(!1)},function(){d(!0)},Q(a.a,2),Q(a.a,3),Q(a.a,1))})};var la=function(a,b){V(a,"internal_api_load_with_sb",function(c,d,e){ka(b,c,d,e)});V(a,"internal_api_sb",function(){F(b.b)})},V=function(a,b,c){a=l.btoa(a+b);v(a,c)},W=function(a,b,c){for(var d=[],e=2;ec?0:c}else c=-1;0!=c&&(W(a.b,"internal_api_sb"),Z(a,Q(a.a,6)))},function(c){Z(a,c?Q(a.a,4):Q(a.a,5))})},Z=function(a,b){a.c||(a.c=!0,a=new l.XMLHttpRequest,a.open("GET",b,!0),a.send())};(function(a,b){l[a]=function(c){for(var d=[],e=0;e2){dom.hide();}}$("#showallcomment").show();$("#showlesscomment").hide();};',
],
"src":[
{"src":"//count.wenxuecity.com/service/count/script/do.php?type=news&id=6174809&n=0&out=jsval"},
{"src": "/news/js/view.js"},
{"src":"/members/js/md5.j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