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期间，中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日前对陆媒“我们离官员财产公开制只有一步之遥”的表述，再次引发了舆论对于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已经酝酿多年的制度的讨论。此前曾有观点认为，中共十九大时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能将接近于成形。

韩德云日前对陆媒表示，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中共党内干部选拔调动中的有效组成部分，对预防贪腐也起到很好的效果；而从“申报”走向“公开”，形成制度、走向立法，从理论上不存在问题，从立法技术上也不存在问题，更不存在阻力，只是“时机和步骤选项的问题”。

但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舆论场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更是持续多年。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又一次成为中国两会的热议话题（图源：Reuters/VCG）

中国大陆出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还将《财产申报法》列入了立法规划。但是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这项被称为“防腐利器”的制度，虽频频撩拨公众神经，却一直被指“雷声大、雨点小”。

到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先开始试点“官员财产公开”，随后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进行试点的地区接近40个。但这一波尝试依然摆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超过50%的试点地区，新制度试行不久即遭遇“冬眠”。曾有陆媒评论称，人走政息、遇到阻力、难以核实、上级叫停，是“官员财产公开”搁浅的主要原因。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在大力惩治腐败、“大老虎”频频落马的同时，中共首先开始着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13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便表示“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由此，官员财产“党内申报先行，下一步对社会公开”成了大陆民众的普遍预期，并不时出现在舆论中乃至地方“两会”的讨论中。

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猜测再起。曾有消息称，在2016年8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王岐山立下军令状，以“六中全会前后最迟至2017年七中全会前”为最后期限，要求中共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无条件、无任何借口公开公示本人及配偶的经济状况，直系亲属的财产、国籍、外国居留权的情况，不办理好一律不能晋升、提拔，一律不办理退休手续”。

王岐山更是在随后约谈部分已退政治局常委时直言，如果这个“硬骨头”啃不下，反腐工作将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夭折，这是自己不敢承担的“罪责”。

此外还有消息称，正是在这次政治局生活会上，中办主任栗战书等22名中央委员及12名候补委员联名提出一份有关公示中央委员财产的提案。紧接着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5名副书记也联名致信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要求公开“党政国家机关高级干部”本人及其家属的财产状况。

当然，最关键的信号还是来自于六中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是继文革结束初期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共时隔36年再度讨论“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且将“从严治党”的对象明确为将近四百人的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评论因此认为，十八大后的反腐力度已经实现从基层到常委的“全覆盖”，现在对“脖子以上”进行“立规矩”、“树篱笆”，是反腐常态化、从源头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官员财产公示”也就有了自上而下推行的基础。

当然，作为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除了中共高层的意志，官员财产公示同样需要立法保障。如果真如韩德云所言，“公开”从理论上与立法技术上都已经不存在问题，那么立法的“时机”是否已经迫近？曾经有观点认为，中共十九大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可能会被讨论。从“申报”到“公开”的最后一公里还要走多久，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