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遇害引发国际媒体广发关注。《环球时报》今天（2月17）刊发署名为“单仁平”的评论文章，题为“从韩媒主导金正男被害案的舆论说起”。

内容如下：

金正男遭暗杀经世界媒体广泛报道，成为一个大新闻。在这当中，韩国方面的报道和发声非常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世界舆论对这起谋杀案的价值判断。相比之下，中国这边几乎没有为世界对这起案件的围观提供什么信息，我们更多是沉默的围观者，也是被议论者。


韩国电视台报道金正男遇害案。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沉默在这起特殊事件中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我们无论怎么说，实际效果都未必好。

然而中国舆论的沉默可不光是在金正男遇害这一个事件上。国际上的不少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敏感，官方经常说得不多，而且不鼓励媒体“乱说”，媒体如果能做到少说或者不说，通常会让相关部门或者相关地方政府更安心一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朝边境发生什么事情，比如某个朝鲜人越境在中国这边作了案，往往都是韩国媒体先报道出来，中国媒体只能转述韩媒说了什么。在一些敏感领域，相关部门很少会主动向本国媒体透露信息，相关报道常常是“出口转内销”，这个过程中有时难免把一些外国媒体的价值判断也一起带进来。

中国正在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些热点事件上时常没张嘴，我们的设备再先进，布点再全面，也仍然会有严重软肋。传播力等于传播渠道这一硬实力与传播内容及公信力这一软实力的积，而非二者之和。沉默的时候多了，最后连说话的能力都会削弱了。如果我们说话本身的能力弱，我们的传播力就始终强不起来。

其实这当中的问题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对新闻单位应在第一时间开展报道的原则中央高度支持和鼓励，但就是在现实中难以执行下去。有人指出，这可能是形成责任制的过程出了问题。对于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地方上的官员，不说话和少说话，承担责任的风险会降低。而一旦经常说话，说对九句的同时哪怕说错了一句，也要面临承担责任的风险。

同样，媒体不报道当然是没有责任的，但如果报道了，说不定就会成为事情搞砸的“替罪羊”。一些媒体人抱怨，有的地方工作没做好，最常找的两个理由一是“外部势力干预”，二就是“国内媒体炒作”。

好了，遇到一个敏感的事情，国人很关心，外界的炒作非常多，但是相关领域的官员不讲话，正规媒体也不报道。与此同时，互联网上总有一些帖子传来传去，甚至刷屏，它们在很多时候都取材于外媒的报道。这样下来，官员正确，媒体也正确，但就是整个事情不正确，国家的利益又受了新的磨损。

这样的局面肯定不能长时间维持下去，因为它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好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包括一些机构实际上没有担负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国家利益一定程度上被拆解成了具体人和机构的安全。而国家利益从长远看支付不起大家这样的“安全消费”。

真的不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断然指责某个具体的人和部门。不能不说，上述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至一种“正确性”。对这个问题国家恐怕需要下些功夫开展研究，一个新局面需要体系性的持久决心和能量来推动。

现在重要的是，先不要对外媒什么都说，中国媒体什么都后说少说甚至不说真正习以为常，更不要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而要相信它是应该改变的。至于如何改变，我们可以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