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是特朗普团队中危害最小的人物之一，但和纵横政坛的高盛前辈们相比，他不够老练。
1993年，当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辞去高盛(Goldman Sachs)联合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加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领导的白宫时，他发现在白宫总统办公室“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试图接近总统”。鲁宾坐在不显眼的远处：“我总是想远离中心，”他在自传中写道。
同样告别高盛、出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的加里•科恩(Gary Cohn)，却没有这么含蓄。在特朗普宣告决心砍掉金融监管，刺激银行扩大放贷时，他肩并肩站在特朗普身边。
股市喜欢他们承诺的废止《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的“过度监管”。生怕话说得不够明白，科恩对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作出的支持性表示（称其主要针对小银行）提出异议。“玛丽亚，我说的是所有银行都受到了这些规则的束缚。大银行、小银行，中型银行。”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高盛股价已累计上涨37%，上周达到创纪录高点。投资者预测，在逆转监管改革后，高盛以及其他银行将把巨额资本返还股东；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高盛拥有140亿美元的“过剩资本”。但科恩对高盛的声誉没有做出积极贡献。
高盛高管在获得巨额财富后进入政府任职，堪称一个长期传统。高盛前合伙人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上周成为美国财长，加入高盛系前辈鲁宾和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等人的行列。这家投行有时被称为“高盛政府”是不无道理的。
其中的原则理应是：这些人足够富有了，他们会抛开俗念，献身公职。其构想并不是让他们从赚钱变成让高盛更容易赚钱。这个传统不应该这样运作，也不应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从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特朗普坚持重用科恩，因为他是特朗普政府内危害最小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务实的全球主义者，有望缓和总统的保护主义和冲突倾向。我毫不犹豫地认为，他至少比另一位高盛系人士、总统的首席策略师和“煽动者”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更有水平。
科恩真诚地相信监管改革，并且是姆努钦获得确认之前最高级的经济官员（尽管这只是强化了高盛的影响力）。他的罪过是不老练，而非腐败：与鲁宾不同，他冲在前面，坚持不懈、斗志昂扬而且乐此不彼。
然而，这表明高盛要跨越华尔街和白宫之间的界限有多难。在鲁宾进入政府任职的那个年代，在金融界以外几乎无人听说过这家银行，他可以相对容易地躲在幕后。他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首个任务是说服克林顿削减财政赤字，而不是限制金融监管。
当时有迹象表明，金融行业的变革将改变政治格局。鲁宾写道：“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意外的一幕是，一群民主党人围坐在阿肯色州的桌旁讨论国际债券市场。”那时，资本市场正取代银行放贷，华尔街正走向舞台中央。
15年后，华尔街成为保尔森的主要挑战：他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发现自己必须支撑多家投行。他被迫从自己在出任财长时签署的一份道德协议获得豁免，该协议规定他不参与“与高盛有关”的任何交易。
如今，在这个由鲁宾、保尔森和他们所效力的总统留下的世界里，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具备一位了解资本市场的人极为关键。这一点，再加上个性，让科恩崭露头角。
美国总统延揽高盛系人士是有很好理由的。他们可以得到一家全球金融机构的一把手（科恩是二把手），由其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经济课题。科恩举足轻重的原因是他在高盛是一位坚韧高效的领导人：他深谙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但这对高盛来说正变得难堪。有前任高管在政府和全球央行任职是有好处的，放松监管的前景也是好事。引人注目的“掌舵”位置则令人尴尬，特别是在行政权显然正被用来造福于华尔街的时候。
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把高盛当作民粹主义泄怒的对象，振振有词地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应邀为高盛发表演讲证明，有必要在华盛顿“抽干沼泽”。他在当选后忘记了这件事，但他的抱怨起到了作用，而他当选以来的所作所为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高盛高管担任公职的传统并非虚幻：很多前合伙人在政府任职期间公正不阿，一些人（包括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前主席加里•詹斯勒(Gary Gensler)）成为了特别强硬的监管者。但形象很重要，科恩与特朗普肩并肩对他的老东家没有任何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