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Bonnie Ward，是意大利和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在美国东北的新罕布什尔州工作。但我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却来自中国：我的女儿Creighton和Reilly。只是当我领养她们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她们之间那层神秘的连结。
1997年的时候我40岁，仍然单身。因为不想再等待下去，而我知道自己会是一个好妈妈，所以开始考虑领养一个孩子。
那个年代，中国政府是很支持国际领养的。而类似我这种40岁出头、受过良好教育、财政还算不错的单身母亲，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因此在我发出申请9个月后，1998年6月2日收到了中介机构的电话确认。
他们告诉我说已经帮我配对成功，我未来的孩子是一个即将年满1岁的湖南常德女孩，名叫常爱杰。福利院的人说她的名字在汉语里意味着纯洁的爱。
1998年8月30日晚上10点15分，一个我永生不会忘记的时刻，我在长沙的酒店大堂见到了她。在此之前，我焦躁、惶恐、犹豫又坐立不安，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个合格的母亲。但是在见到她的那一刹那，一切都缓慢、安静了下来，我知道她一定是我的女儿，我一定是她的妈妈。
我为爱杰取名为Creighton，这是我姐姐的名字。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在美国没有计划生育，姐妹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姐姐在1994年时因为癌症离开了我，所以我希望她能像当初保护我一样来保护Creighton。
因为同样的原因，两年后，我提出申请领养第二个孩子。这回等了16个月，2001年8月的时候，中介才跟我确认我的第二个女儿同样来自常德福利院。老实说，这时候我已经足够惊喜，要知道，领养谁不是我能做主的，完全是中国政府和中介的评定。
一个月后的911事件几乎搅黄了一切，我和Creighton直到10月才去到常德。
第二个宝宝叫常晓芳，也是弃婴，福利院给她们姐妹的的姓氏都代表常德市的常。我给晓芳的英文名是Reilly。
第一眼见到Reilly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怕，那时候她才刚刚11个月，但竟然会对我妈妈说“奶奶”。
她和Creighton相差三岁，但两姐妹却似乎一早就认识。Creighton从床上爬起来，指着妹妹说：“这是我的宝宝吗？”。她还将最心爱的绿色泰迪熊放在妹妹的床头。
我曾以为那是我最好的时光，我妈妈搬过来帮我照顾两个孩子，社区人员定期来检查领养情况，每天晚上我会给Creighton和Reilly读小熊的童话故事。但事实上，我错了，这远不是最好的日子。
当我带着两姐妹外出时，经常有人问这是亲姐妹吗？我每次都得解释，她们是分别领养的，并无血缘关系。但或许是心理暗示，我妈妈也说两个孩子长得越来越像。而如果比较她们在同一年龄的照片，也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神棍”。2002年7月，我遇到了个家伙，他预测说Creighton和Reilly之间有超乎寻常的关系。我马上就猜想难道她们竟然真是亲生姐妹？我知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或许真有奇迹？我立马带着Creighton和Reilly做了DNA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在一个阴天傍晚寄到，开头是一连串的法律免责声明---我的心跳从那时已经停止，我将目光扫到邮件最后，上面写着：确认Reilly和Creighton血缘上的亲生关系。
我兴奋地尖叫，尖叫不止，然后开始颤抖，之后还是尖叫。
几个同事冲了进来，神色紧张地将我按在椅子上，我还是不能言语，泪水已经从眼中倾盆而出：99.7%的基因相似率啊！
我赶回家，将Creighton叫了过来。我其实没准备好该怎么和她说。
我抱着她坐在我面前。“你记得之前做的那个测试吗，妈妈用一根橡胶棒在你嘴里取了一些东西？”
“记得，妈妈。”
“今天，我们拿到测试结果了。记不记得上次你问过我，你和Reilly是不是有同一个ChanCi（生母），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的？”
“记得，妈妈，你当时说‘不是’。”
“但是，测试结果显示，你和Reilly确实是在同一个中国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的。你们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妈妈，意味着你错了。”
我笑坏了，继续问：“你知道你们俩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俩是双胞胎！”“不，这不叫双胞胎，但你们确实是姐妹。”
Creighton晃着脑袋，用小手捧着我的脸，看着我说：“妈妈，我和Reilly本来就是姐妹呀。”
我抱着她笑着说：“是的是的，你们是姐妹俩。这个结果只是说明，你们有更亲的姐妹关系。”
事实上，因为我们长相完全不同，所以我从她们开始懂事时开始就对她们的来历坦诚相告。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被遗弃，我也从未试图去编造过理由。
我只是一直告诉我的女儿，尽管她们的亲生父母不能照料她们，但他们在遗弃的时候都是尽可能确保了孩子的安全。
此后的几年中，我们多次前往中国，试图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寻亲之初，Creighton很犹豫，她一度担心如果找到了生父母，是不是就要离开我。
Reilly更投入一些，她在临行前问我是否能够见到Chanci（生母），Creighton把她紧紧抱住：“不，我们不需要见她们。”
我问Reilly为什么想要寻找生母。她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
Reilly说自己并不想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并不想质问什么。
只是想知道生父母是否健在，她问我能否只要远远地看他们一眼，或者只是递上一张小纸条，告诉他们自己和姐姐在一起。
后来通过中国媒体的帮助，Creighton和Reilly曾经写过一封公开信，里面提到：
尊敬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如果我们的到来让你们一家感到突然和意外，并由此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我们向你们表示最诚恳的道歉。多年前的某一天，你们将一个刚从母亲身体上呱呱坠地的生命遗弃在某个地方。我们想，那个时候的你们是多么的心痛和无奈。而自那以后，你们也一定在惦记着我们，一定想见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姐妹很幸运，先后被同一个好心的美国家庭收养。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来自哪里？亲生父母是谁？我们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爸爸妈妈，我们很想您们，你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不怪你们，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生命！
我这么些年，我们的确有些收获。
比如我确信姐妹其实并非出生在常德，而是来自四川黔江一代；
我们同时相信，姐妹俩应该还有一个姐姐和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但是直到最终，我们也没能找到他们。我的两个女儿也知道寻亲花费巨大，她们不再奢望。
而且经过一轮媒体的报道，我觉得或许生父母已经看到了新闻。
今年Creighton已经18岁读大学了，她完全就像是个大姐姐：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
妹妹今年15岁，刚上高一，她要更加活泼一些，而且是很棒的小提琴手。
她们小时候，我曾非常努力地培养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带她们穿旗袍、学中文、参加春节活动，甚至请了个中国的保姆来照料她们。
Reilly和Creighton对她们自己的中国元素都很自豪，只是当她们长大后，对自己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得更多一些。
1999年6月，即Creighton到家一年后，我在网上建立了“常德孩子”的小组。
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将那些从常德被领养的孩子和家庭联系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家的氛围。
这个群组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有来自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等国的超过500个家庭。
我们还专门设立了个基金，专门用来改善常德福利院的生活条件。
我们定期捐助玩具、衣服、奶粉甚至尿布等物资，还建立了一个小操场。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到福利院时的场景，非常感动。那是我的孩子们一度居住的地方，可能条件并不是很好，但里面的阿姨却非常细心，而且充满了关爱。
而对我、Creighton和Reilly来说，现在的期望就是将来能有DNA数据库。或许等到那个时候，她们能用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姐妹，而我们所有人都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相互珍惜、恩爱。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