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老北京被拆时，梁思成对当时北京的主要领导说：“在保护北京城的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林徽因说：“如果拆了这三个城楼，我就在城门上吊。”现在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差不多在同时、马寅初先生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中写道：“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为了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两位大智大勇的学者，被逼的说出这样无可奈何的话语，该伤心的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而是我们整个的民族。艺藏君今天就来梳理下，老北京在上个世纪被一步步拆毁的历史。
护城记
1948年12月，北京城已经兵临城下，当时北京城墙是傅作义最后的防线。解放军已经占领海淀，找到住在清华园内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让他们在军事地图上，标出必须保护的建筑文物清单，并给出最适合攻城的位置。这份梁思成标出的地图，一线军事指挥员人手一份，必须严格执行。
梁思成对北京的感情，可以在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里面管窥一二。“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1949年1月22日，北京和平解放，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北京城逃过了一场劫难。
梁思成对北京的感情，可以在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里面管窥一二。“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1949年1月22日，北京和平解放，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北京城逃过了一场劫难。
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思成
林徽因
下面是北京城墙的建筑图样（及其珍贵）
拆城记
1950年 梁思成与林徽因
1950年，梁思成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和陈占祥给北京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简称梁陈方案。方案提出，在旧城区外另外建设行政中心，保护北京城墙，牌楼，和各种文化古迹建筑。如果当年真的这么实施了，现在的北京估计也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
方案遭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苏联专家要像改造莫斯科一样改造北京城。拆毁城墙，建立大广场。梁思成先生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和陈占祥先生一起提出了在西郊另建新的中央行政中心而保护老城的主张，有人知道了之后说：现在有人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呀！那罪过可就大了。于是，新的行政中心就只好放在老北京城里。硬把一个现代大国的中央行政中心放进一个十五世纪封建帝国的皇都里，这就决定了老城非毁灭不可，以下的事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下面是著名的梁陈方案的原稿，艺藏君去档案馆找到的。
方案遭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苏联专家要像改造莫斯科一样改造北京城。拆毁城墙，建立大广场。梁思成先生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和陈占祥先生一起提出了在西郊另建新的中央行政中心而保护老城的主张，有人知道了之后说：现在有人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呀！那罪过可就大了。于是，新的行政中心就只好放在老北京城里。硬把一个现代大国的中央行政中心放进一个十五世纪封建帝国的皇都里，这就决定了老城非毁灭不可，以下的事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下面是著名的梁陈方案的原稿，艺藏君去档案馆找到的。
梁思成写给周恩来的信原件
恩来先生总理：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他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之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之决定。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即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事的；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位置之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只是指位置要先决定，并不是说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做一决定。我们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需开会决定，我也愿的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总之，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都因为行政中心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在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作此请求，如蒙面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梁思成
1950年4月10日
赐示请寄清华大学，电话四局2736至2739分机32号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他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之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之决定。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即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事的；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位置之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只是指位置要先决定，并不是说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做一决定。我们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需开会决定，我也愿的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总之，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都因为行政中心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在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作此请求，如蒙面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梁思成
1950年4月10日
赐示请寄清华大学，电话四局2736至2739分机32号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城墙，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因为要拆除中华门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林徽因甚至说，“如果拆了这三个门，我就去上吊。”可是还没等她上吊，一夜之间，这三座门已经没有了。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
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老北京城被以交通问题，修广场，建地铁，逐步全部拆除。
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老北京城被以交通问题，修广场，建地铁，逐步全部拆除。
50年代忧心忡忡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座中世纪封建帝国的都城，有什么价值呢？欧洲人有一句名言，说的是“建筑是石头的编年史”，在一座建筑上可以很直观、很真实，甚至很细致深入地读出一段历史来，那么，老北京城就好比一部集大成的丛书，另一部《永乐大典》。作为京畿之地，它拥有一个大国首都全部的功能，包括朝仪、礼制、祭祀、行政、文化教育、宗教、后勤保障、作坊、仓储、警卫、娱乐、家居、市井商贸、金融与服务业等等各种系统，所有这些功能系统都有相应的建筑系统，每个建筑系统里有相应的生活。正是这些建筑系统构成了老北京的机体，在这机体之中蕴藏着不计其数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整体的艺术价值在内。眼下关于老北京的书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可是对于老北京城的历史文化遗存来说，只写了九牛之一毛，而且，不论怎么写，不论写多少，都赶不上老城本身的蕴含那么丰富、那么生动、那么充实。这些历史的教训让人无法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