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姚文元
四人帮最后一人姚文元去世，留下千万字日记和四十万字自传，成为极重要的史料，当局严加监控，以防流出境外。四人帮传记不准再出版，年轻网民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对姚在中南海被捕不可理解。
正当岁月步入“文化大革命”吹响号角四十年之际，“四人帮”最后一人姚文元于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去世，得寿七十四岁。数个月前，他病重由浙江湖州回上海居住，家属雇专人照料。是日，看护见姚文元入睡，外出上街购物，回到家，见姚文元还沉静地“睡”，数小时后见他依然未醒，细察后才发现早已没有心跳呼吸。他究竟死于何时何分，谁都说不准确了。
亚洲周刊获悉，姚文元留下了千万字的日记和三四十万字的自传。这些当代中国研究极为重要的史料，中共当局至今仍严加监控，以防流出境外，大部分日记和回忆录已在当局手中。
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浙江诸暨人，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他始终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中共官方称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中共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姚文元始终是毛泽东十分器重的文胆，只要他写的一篇长文发表就意味着这场运动又有新的斗争动向，一大批人会为此家破人亡。
一九七六年七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姚文元被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目前仅存的当年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与姚文元同年生。日前，他在上海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当年在法庭上，王洪文的态度是什么都认罪，姚文元其次，表现得相当顺从，积极配合当局，张春桥和江青则拒绝认罪。当时尚未被开除党籍的戚本禹认为，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作风，因此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不承认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当局指认罪态度最差。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在刑满前几个月，当局要求提前释放他，他拒绝了，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刑满出狱回到上海。他夫人经商，他在家赋闲，日子过得不错。
不愧是毛泽东的笔杆子
在党的法庭上，“四人帮”及其同伙十多人一字排开，唯独姚文元胸前口袋仍插有一支自来水笔，可见这位毛泽东笔杆子的个性。他十五岁起开始写日记，包括文革期间及狱中，天天写，从不间断。他的日记不只是记流水账，更有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看法。在狱中，他总是表现出老老实实改造的姿态，听狱中管理人员的训话，既不像江青那般无理吵闹，也不像张春桥那样沉默无语。他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认识，继续理论研究，特别是自然辩法理论，做了大量笔记。他根据从报纸上读到的新闻，凭自己的理解作出判断，从而提出分析和建议，要求监狱管理人员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一次，他在报纸中读到全国人民丰衣足食，春节期间家家吃吃喝喝，他显得很焦急，认为这样下去，没几年就会把粮食吃光，必须要有计划，应该像以前那样，售粮要限制，于是请监狱代表他向中央转告，还是要艰苦奋斗， “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吃”。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去世的四人帮成员。江青在秦城服刑八年后，于一九八四年保外就医，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在北京公安医院上吊自杀身亡。王洪文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病逝。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八三年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九七年被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一九九八年保外就医，二零零五年四月病逝。“四人帮”这四个人的死讯，唯独江青之死是迅即公布，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而享有特别“待遇”，其他三人都是半个月乃至一个月后公布的。姚文元的死讯就是在死了半个月后的二零零六年一月七日由新华社和中新社发简讯而公布的。有意思的是，官方特意选择在星期六下午四点由新华网首发，休假中的大陆媒体记者也难以关注，当局试图将姚文元之死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虽然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若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它和反右运动一样，毕竟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疮疤，影响了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如果准确评价毛泽东，如何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仍是中共难以自圆其说的棘手问题。在中国大陆的传媒和出版方面，文革依然是禁区。二零零五年去世的文化人巴金，生前一再呼筹建一座“文革博物馆”，但当局要求传媒不准提及。
二零零六年五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十年，十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年，尽管当局对传媒报道文革严加控制，但一些传媒仍偶尔刊登有关文革的文章。北京《百年潮》二零零五年第十二期发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历》一文，文中透露，写作班子成立初始，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人基本上是用集体笔名。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让外界摸不清底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上海武康路二号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和朱维铮，都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又曾给上海《文汇报》写过几篇大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卢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的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姚文元夫人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向红”、“金兆文”做笔名。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上海《新闻午报》撰文披露，一九九六年一月，姚文元刑满出狱，在家人陪同下，提着行李前去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火车抵达上海，他下车看到夫人金英时，含泪长叹∶“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十年一梦，文革真相至今仍遭禁锢。当今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已相当陌生了。姚文元去世后，网上一时出现热点，网民说∶“姚老走好。”“猜一猜，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少网民只答对一人，即江青）“我党出现的伟大人才，这三男一女是绝配”，“当年怎么会在中南海抓人，简直不可理解”……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年轻人不了解文革和中共史，这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姚文元去世后，作为具体的个人，“四人帮”可以说是全部消失了，但“四人帮”的历史是不能抹去的。
日本有涉及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当代中国不也有教科书问题吗？叶永烈重新修订的总计一百四十万字的《王洪文传》、《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早于二零零五年五月报审有关部门，但至今仍未有批覆，姚文元之死，这“四人帮”大传能否出版，正引起各方关注。
他是另类的文字刀斧手
在四人帮里，姚文元排序最后，也最后一个离开人世。但也似乎唯有他引来人们复杂的感情，他的命运使人联想以暴易暴的报复。因为他被以“文字罪”和“思想罪”送进监狱，一如他早前用“文字”和“思想”对无犯罪行为者罗织罪名。在现实生活中，姚文元谨小慎微，没有主动迫害过哪个老干部和平民。他的受害人虽众，但倘若按“冤有头、债有主”来追究，姚文元完全可证明自己只是体制中的官员，至多“称职”而已。
由此可以想见，王洪文、江青和张春桥真要发动政变，姚文元可能也只是跟从，而不可能提议。姚文元是一个没有性格魅力的口吃者，他的属下追随仰慕的也是江青和张春桥。
姚文元没有领袖欲，也没有表演欲，不是无缘无故的。一般人难以想像，像他这样早早入党、进入上海卢湾区党委工作的“幸运儿”，仍时不时受到歧视，一次次被肃反小组约谈，受到严厉追问。因为曾参加共产党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变节过，被视为“叛徒”。姚文元长期住机关宿舍，跟家庭划清界线。当他不得不（因妻子生育）住回家去时，很快就受到组织的警告。其实，姚文元多么爱父亲，因为他的渊源家学和文学梦都是父亲给予的。
姚文元最不能忍受的恐怖，其实是张春桥。张春桥既是发现和提携他的伯乐，也是对他最狠毒的“精神拷问者”。有一次，张春桥在大庭广众间说及国民党的“白蚂蚁政策”，让叛变的共产党人重回组织，像白蚂蚁那样从内部蛀空共产党，这种政策“就是从姚蓬子开始的……”说到这里，张春桥还特意看了在场的姚文元一眼。这眼神犹如地狱的幽光，刺痛了姚文元眼睛和心灵。这样的当众侮辱与恐吓，足以断送人一生的幸福，姚文元永远难忘。但讽剌的是，张春桥本人也是姚蓬子式的“叛徒”，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临终前对他提出了指控。
毛泽东也在浩如湮海的媒体文字中发现了姚文元，并在各种场合赞扬他。张春桥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因心有灵犀而不约而同。姚文元确实不同凡响，而且铁面无情，伤害的多是父亲的熟人与同行，自己不久前也称呼他们“伯伯阿姨”。姚批胡风称他“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骂流沙河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他评冯雪峰“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
姚文元侮辱丁玲是“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他嘲笑巴人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像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姚评析林风眠画作中引颈高鸣的迎春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姚文元一口咬定是为了悼念前一年在台湾去世的蒋介石。
姚文元撰文不是一般的居高临下、用意刻毒，而是在洋洋得意、姿意妄为中透出令人齿冷的心安理得。极具杀伤力和特色的文字，甚至超越了毛泽东与张春桥，同行也无法模仿，足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有资格被算作中国文化的“另类遗产”。
姚文元深谙马基雅维利专制主义学说的神髓，“在讨论国家安全赖以生存的手段时，就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荣与耻辱的顾虑，以免阻止我们采取行动”。可是，姚文元捍卫的哪里是“国家安全赖以生存的手段”？在中共建政后的和平年代，广大知识分子恰恰毫无反抗能力也毫无反抗之心，姚文元却践踏他们的人格，展开兵不血刃的精神杀戮。
一九七六年，有人给《人民日报》寄来了抗议信，信封上写着“戈培尔总编辑收”，信中痛骂中共当局是万恶的法西斯。当时正是毛泽东下令血洗天安门广场后，全国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际，姚文元本可大肆炒作和追查，但他却选择保持沉默，更叮嘱极少数知情者严格保密。姚文元也有信念分崩离析的时刻，他预感到了命运与正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