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医生被病人刺中28刀身亡 丈夫:只希望凶手死
文章来源: 九派新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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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廖冲舟举着妻子生前的照片。
王运生的老家,现已空无一人,门锁生了锈,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屋里陈旧的家具落满灰尘。 图/尹瑞涛
难以否认,医患之间的相互怀疑、缺乏耐心甚至激烈对撞是整个社会暴戾气息的一部分,抑或某种转型期的阵痛。但我们也看到,没有哪一个群体像医生一样因其职业属性遭受如此繁多、频密甚至致命的伤害。
记者回访杀医案,寻找遗留的伤痛,讲述个人平静生活被掀翻又重归平静的故事。
当医生职业的高危化导致职业吸引力降低、治疗趋于防卫性、保守性,最终受害的无疑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妻子被杀死后,廖崇舟保持着一种极度悲观的人生观。采访即将结束,他忽然指向窗外:
“你看街上这些人,好像大家都走得很平静,其实大部分是不满,心里有一股怒火随时可能爆发。”
窗户外面,行人三两、卖水果的小贩以及廉价的霓虹灯闪耀,我问他为什么。
他对记者说,“可能是我心里有怒火,也就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平。”
2012年4月28日,廖崇舟的妻子陈妤娜在医院里被自己的病人王运生刺中28刀身亡。
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在衡阳一家咖啡馆见到廖崇舟:一米七五左右、平头、黑色半框眼镜、眉头紧皱。
谈话的两个多小时里,我大概三次看到他露出笑脸,分别关于女儿的舞蹈证书、妻子生前体贴的照顾以及医院和政府的态度,最后一次是苦笑。
没有眼泪,没有歇斯底里,大多时候平静而克制。只有一次,我问到他对于凶手的态度,他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只要他死!”
他把这种克制归因于自己性格的变化:魄力不再,害怕和人争执,“就怕别人戳这个事情,我说话的声音都不如以前大了。”
甚至飞来的横祸会让他觉得“比别人低一等,那个东西永远罩在你头上,是你的命不好。”
“就像蚂蚁在咬这里”
命运在露出狰狞面孔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彼时,廖崇舟已结婚七年,夫妇双方都是医生,两家医院距离不远,生活忙碌紧张,但蒸蒸日上。女儿六岁,该上小学。市区的新家刚装修完,半个月后即可入住,招待亲朋的喜酒都已经定了。
然而王运生出现了。
王运生是陈妤娜的病人,肺结核,2011年7月到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早前已在广州、衡南县等地多次就医。
王在治疗期间对治疗效果不满,多次与陈妤娜发生争执。出院后,王运生认为自己病情恶化,便将恶化原因迁怒于陈妤娜,遂起意报复。
2012年4月28日,王运生戴口罩,携带匕首进入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住院部,对正在伏案写病历的陈妤娜头部、颈部、胸腹部等处连刺二十余刀,导致陈妤娜当场倒地身亡。
王运生在2010年被诊断为肺结核,前后花费5万元,家中再无积蓄,陷入绝望。一审法庭上,王运生辩解称,“医院骗我住院,随便停药、减药,之后,又说治不好了。治不好了,我就想报复他们。”
三年过去,廖崇舟已经不愿过多回忆当时的事情,甚至对整个医疗行业感到失望。
“需要你的时候就是白衣天使、无私奉献,一旦出了问题就是白衣狼。”廖崇舟对于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愤懑而无奈,他不断向我强调,医生也是人,需要休息,需要糊口,一直宣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反而会增加与现实的落差。
现在廖崇舟已经离开手术台,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
妻子的惨死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难以愈合。他用手指着身体的部位对我说,“腹部、胸部、肘部都有刀伤,肉一块块被割下来,很惨。”
廖崇舟医学科班出身,经受过专业的解剖训练,工作七年也做过不少手术,但是现在他不敢再看伤口,甚至听到电视里描述刀伤也难以忍受,“就像蚂蚁在咬这里,”他指指胸口,“你知道人听到金属摩擦的反应,我就是那个状态,全身鸡皮疙瘩。”
事发后的两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朋友接触,以躲避安慰和同情,“他们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年他老婆出事死了。”
“朋友会这么想吗?”我问。
“我觉得会。”
“那不是杀人的理由”
廖崇舟重新走出封闭是在王运生被判决之后。2014年4月1日,王运生被二审判处死刑,同月21日执行。
廖崇舟只在一审法庭上见过王运生一次,他当时愤怒得“想上去杀了他”。现在王运生已死,他说自己的恨也没有了意义,伤害最终留给了两个家庭。
王运生是衡南县栗江镇上伎村塘家组人,
5岁时,父亲因重病跳河自杀,之后母亲改嫁到上伎村。11岁时,母亲、姐姐和继父外出打工,独自留守。15岁初中毕业后,王运生也离开村庄。
王运生的老家,现已空无一人,门锁生了锈,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屋里陈旧的家具落满灰尘。
王运生的岳母郑啟红告诉我,王的妻子已经改嫁,两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州,大的8岁,小的6岁。王运生的父母已在外打工十几年,很少回家,王运生出事后就再没回来过。
廖崇舟在报道里看到过王运生的家境,他感到同情,但同时强调那不是杀人的理由。“一旦这个人很穷,花了很多钱病没有治好,社会(舆论)就偏向他,(是)医生的责任,医院的责任。”
他希望大家意识到治疗不是一个买卖行为,不是说花了钱就一定可以治好,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杀医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告诉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他几乎把生活的全部寄托放在女儿丹丹(化名)身上,防止出现一丁点闪失。
在廖崇舟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一张丹丹手捧舞蹈证书的照片。我提起这件事,他的嘴角迅速上扬,又迅速下落,短暂得像经历了一次抽搐,紧接着说,“我并不是希望她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甚至不希望(舞蹈)成为她的一个特长,我希望她成为一个平淡的人。”
这种异乎寻常的教育观念实际上来自某种压力,廖崇舟向我解释,人越突出,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平淡的人生风险就越低。“无形中,我感到很多人在对我说:‘你没把女儿带好。’”
更加难以弥补的是母爱的缺失。妻子出事时,丹丹才六岁,上小学一年级。三年来,丹丹一直以为母亲死于传染病,时不时还会提到母亲,回忆和母亲做过的事。
一次廖崇舟带着女儿去车站接从外地回来的姐姐,丹丹忽然就冲着姑姑喊“妈妈、妈妈”。一瞬间,廖崇舟身体震颤,心酸得难受,“她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而我没有。”从那以后,女儿一直这么叫到现在,但是叫一次,廖崇舟心里就难受一次。
妻子死后,廖崇舟只要上班就会把妻子的QQ“挂”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偶尔,他还在妻子的空间里发布一些状态,有关女儿的成长和想对妻子说的话,QQ签名一直是“活着!”。
他希望能够重新走入生活但并非遗忘过往,他还留着妻子的照片和几件衣服。他想等女儿再大一点,问起他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拿出来,一样一样讲给女儿听,告诉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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