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真相
郭岱君（史丹福大学） September 3,
2015,
还原抗战真相，刻不容缓。因为，理解、肯定中华民国领导抗战胜利，是台湾存在与发展的根基，也是连接大陆与台湾竞合关係的重要枢纽。否则，台湾继续向上提升、以及未来两岸发展，都将是缘木求鱼。
然而，中国大陆不提中华民国、讳言蒋介石，还有更多人不清楚抗战是怎麽回事。
......好在青史未成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东北军不战而撤，蒋介石、张学良被骂得体无完肤。但是，中日国力悬殊，如何抗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中国军队绝无取胜之道也。」他自承：「终日思虑，对日无良法。」
当时舆论沸腾，呼吁即起抗日。蒋介石警告：不可孤注一掷，「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復兴之望了。」（编按，以下引号内句子，皆延引自「蒋介石日记」），眼前唯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
他发誓：「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
中国当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地方割据，危机四伏。南京中华民国政府真正控制的只有长江下游六个省，其他地区都是地方势力把持，江西还有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广州还有一个中央政府与南京对抗。
蒋介石认为，内部统一团结，才能抵抗外敌。因此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先解决内部问题，对日则暂时妥协退让。
藉剿共以定西南
「倭寇之敌实在美俄」，这是蒋介石对大局的判断。他断定日本当时并无在华用兵的急迫性，日本陆军要对付的是苏俄，海军对付的是美国；对中国，则是利用地方割据的现实，分而治之。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
1933年，持久战的想法渐有眉目。持久战需要后方根据地，蒋介石走遍西北、西南，最后选定四川，并以云南、贵州为腹地。
当时川、滇、黔均为军阀控制，中央政令进不去。蒋介石与德国顾问「筹得一计」：「藉剿共以定西南」。此事只能做、不能说，更不能让日本知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
果然，红军长征，一路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四川督军刘湘左支右绌，不得已和蒋介石合作，政府补助川军饷款械弹，刘湘则打开四川大门，让中央势力进入。1935年1月，刘湘出任四川省第一任省主席，从此四川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
韬光养晦
积极备战
1934年开始，蒋介石参考德国「秘密国防」做法，悄悄展开各种备战措施：铺设公路、铁路，赶筑淞沪、南京各地的防御工事、推出新生活运动、还计划六年内整编常备军60个师。这一切都秘密、低调进行：「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
收回四川，蒋介石抗日的底气不同了。他公开表示：「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为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他拍胸脯保证：「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作有计画、有准备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蒋介石经营四川，引起日本警觉，于是在华北寻衅。1935年6月，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次郎蛮横要求中央军及国民党退出河北，并取缔反日活动。何应钦慑于日军压力，以私函致梅津：「所提各项，均予同意。」是为「何梅协定」。
此举等于中央丧失在华北的主权。蒋介石闻之，气得发抖，「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复电。」宋美龄在一旁落泪，夫妻对泣，彻夜未寐。
华北与东北不同，华北乃「党国存亡之所在」，蒋介石决心打破「何梅协定」，让中央势力重回华北。
战而不屈
拖垮日本
持久战精义在「久」，就是「战而不屈」的「拖」字诀。蒋百里指出，中国地大人众，不打则已，打起来就用「拖」字诀，「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而后已。」他特别警告，这将是个漫长的战争，初期，中国肯定连战皆败，日军攻入国土，带来茫茫的黑暗期，但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指出：1936年6月，蒋介石私下告知，中国需要时间备战，他会「尽最大努力延后战争的爆发。」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将在沿海地区做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中国某地，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支援，共同抵抗侵略者。」
1936年10月底，蒋介石生日。军政高层齐聚洛阳，明为贺寿，实为秘密国防会议。陈诚指出，「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
转换日军作战线
德国顾问和中国军事领导判断，大战爆发，日军攻势必从华北及华中两方面而来。日军据华北，对中国不利，因为日本机械兵团在华北平原畅行无阻，将轻易南下武汉，把中国一切为半，中国最精华的地区尽入日本之手，这场仗「于敌有百利，于我有百害。」
陈诚指出，「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因此，改变日军作战轴线，「诱敌自东而西仰攻」，成为中国抗战前期首要战略目标。
1937年卢沟桥事变，本是个地区性的偶发事件，日本并未在意，指示「不扩大事态。」然而，蒋介石在事变第二天，命令中央军四个师北上，「欲打破何梅协定也。」
中央军北上华北，日军紧张了，赶紧增兵华北，并拿出「何梅协议」，要中央军退出华北。蒋介石坚持「双方同时退兵」、「任何华北地区达成的协议须经中央同意」，使得华北情势无法解决。7月25日，日军发动攻势，迅速拿下天津、北平。平津失陷，中日大战已无法避免。
东京想不到的是，中日在华北对峙时，蒋介石已悄悄部署上海，要在淞沪另闢战场，引日军南下，大打一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陈诚建议：「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我25年（1936年）所预定之战略。」蒋介石立即向上海大量增兵，惊天动地的淞沪大战就此展开。
淞沪会战打了近90天，中国投入75万兵力，迫使日军数次增兵，从原来不到5000名海军陆战队，增到30万人，包括从华北抽调来的部队。
淞沪会战极为惨烈，上海成了血肉磨坊。「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
11月12日，日军攻下上海，国民政府拒不投降，亦不接受议和。此役，日军伤亡4万多人，中国军队死伤超过20万人。中国最精锐的中央军三分之二在这场战役中折损了。
但是，中国军民打破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神话，日军作战线也硬被转换成由东向西仰攻。日军极为愤怒，一不做二不休，跨过东京规定的苏州-嘉兴禁制线，进攻南京。首都沦陷，中国非降不可。然而，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继续抗日。
放弃武汉
持久战布局已成
中国不降服，东京束手无策，决定孤注一掷。1938年6月，日本动员40万人，发动武汉攻略。拿下武汉，中国非垮不可。中日百万大军在武汉外围打了三个多月，双方死伤惨重。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前，下令放弃武汉。日军兴高采烈进城，发现是座空城。
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四川，从此以西南为根据地，与日军相持。日军占领了一城又一城，没有令中国屈服，反而陷入蒋介石持久战泥沼中。到此，日军最激进的军官也明白打不下去了。东京转而发动和谈，中国就是不从。
持久战最后胜利的关键
抗战战局发展与蒋介石筹谋的大战略若合符节；但是，持久战得到最后成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与世界大战结合：蒋介石认为，中日之战不能、也不是独立的议题，必须与世界大战结合，并在同一天结束。如此，中国才能「一举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二，蒋介石对持久战的坚持：敌强我弱，好几次国民政府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尤其是南京沦陷后，士气低到谷底。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胡适、傅斯年等都力主与日议和。唯有蒋介石，始终坚持不畏战、不投降、不签订任何有损国格与民族利益的合约。
1937年12月底几次会议上，蒋介石与主和者力辩，「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
他坚持，「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也！」
他坚信持久战必会得到最后胜利，「这一次中日战争，
如果日本能够胜利， 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战略战术和所有军事学说， 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理原则，
都可证明为无用了！」
然而，和议的声音仍然高涨，蒋介石不得不说重话，「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拚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大战略正确、以及全国军民牺牲奋斗，中华民国终于赢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抗战的初衷
抗战期间，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役1127次、小型战斗上万次。国军206位将军壮烈殉国，321万名陆军官兵伤亡。海军全军复没，空军4321名飞行员牺牲，人民伤亡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这麽大的牺牲，为的是什麽？蒋介石一再提到，我们抗战的初衷是要收回东北、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台湾。
若不是蒋介石持久战战略正确，中国根本不可能与日本抗战这麽多年。若没有蒋介石的坚持，中国早就像汪精卫政权，成为日本傀儡，不会有后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国发起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若不是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台湾很可能被中共「解放」，历经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台湾人民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土地改革、经济奇蹟、民主选举。
中华民国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欧美与苏联。国军在中国战场拖住70万到100万日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部署，并且阻挡德军与日军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进一步打破德日在北非会师的计画。
这场战争，中国人死伤无数，但也使中国从一个没有主权观念、散漫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转为有组织的现代民族国家。抗战使蒋介石与中华民国的声望达于顶点，但抗战也使中华民国元气大伤，在内战中失掉中国大陆。
（作者现任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亚太研究学会会长）北美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