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封面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制度下，公共权力的结构和运作处在一种高度扭曲的状态。首先，名义与职责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拥有绝对权力；重要职位（比如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新华社社长等）则可以虚有其名，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仅可能没有权力决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晓。其次，信息（即对于社会现实情况的认知）与判断（即相关的政治决定）之间的关系扭曲。往往不是根据社会现实作出决定，而是有了决定之后臆造现实。这样的决定，因此往往形同儿戏，因为它没有现实根据，而是出于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决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务于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权力考量。再次，由于上述扭曲，则在重大公众事务与个人随心所欲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上文清楚显示，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定，那些决定者本人却视之如儿戏，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而这种态度和行为，轻说也属于严重渎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这里，作为曾经接受过新闻学教育并具有新闻从业经历的政治学者，我要特别提出政治运作的信息流通问题来加以讨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信息流通好似机体的神经，对于这个机体的正常、健康运作起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运作中，信息流通被高度扭曲。除了前面已经谈及的一些相关例子比如邓小平如何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之外，本书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例子。一个是，陈希同讲到，“有次在主席台上，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决定戒严”。那么，究竟陈希同该不该知道这个决定？如果不该知道，那是很荒谬的，因为要在北京戒严，居然连北京市长都不应该知道；如果应该知道，难道这样非正式地“透露”一下就具有合法效力了？那也一样很荒谬。更有甚者，李鹏对于赵紫阳的指控之一，就是说赵向鲍彤透露了戒严的决定；而鲍彤当年与陈希同一样是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那么，为什么李先念这样告诉陈希同（这已经得到陈的证实）就不是泄密，而赵紫阳把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戒严决定一事告诉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这还仅仅是指控），就要被控“泄密”呢？再一个例子是，在访谈中，陈希同不断并多次强调：“我不知道”。对于当时的高层政治分歧，他说“我不知道”；对于某领导人当时的作用，他说“我不清楚”；“上面有两个司令部，我不知道”；甚至自己为什么转眼成为阶下之囚，他也说“我不知道”。在当时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层中，作为国务委员，陈希同排名大约在第二十几位，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一市之长。我们可以问：如果这样一个人物对于当时的高层政治也是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么，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究竟广大人民还能知道什么呢？又怎么能够“当家作主”呢？在中共政治运作中，究竟什么人可以知道什么信息，试问有没有章法？
谣言满天，据说是当时政治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明显也是政治信息的流通出现问题的表现。如前所述，政府利用官方媒体直接编造谎言，这在当时例证极多。那么，这是否属于造谣、传谣？事实上，在政治高度不透明（本身身在高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陈希同，尚且不知道高层？？政治的情况）、媒体为政府所操控的制度下，政治谣言一般出于四个来源，即民众传说政治情况、精英透露政治信息、政府公开制造谎言、当局暗地散播谣言；而就内容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来看，所有这些谣言又可以分为四类，即：述说未经权威证实的真相（其中也许有细节出入）、在信息来源受限的情况下了解到了片面的或经过扭曲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臆造不合真相的信息、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编造不是真相的谎言。其中，就来源看，来自当局和与当局相联系的谣言源头，占了四个之中的三个；就内容看，至少前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第三种，都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民众缺乏知情权的产物。而中国社会信息不公开的病根，今天来看，既不是因为信息技术落后，也不是因为民众素质低下，而症结在于专制政治制度。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当局及其内部的不同人物、派别和组织，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散播流言，或虽然掌控媒体但却以“不作为”、不报导来面对关于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从而纵容谣言滋生与传播，然后又藉口制止谣言来变本加厉地实行媒体与网络控制，大肆剥夺民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与发言权，更是一种恶劣做法。从最近的、仍在发展之中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不难看出两个方面：一个是，许多开始时候的小道消息，后来往往得到证实，这说明民众探求真相的愿望与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府不去顺势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已属违章违宪；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许多确属谣诼的流言，很难想像是那些没有接近高层政治之便利的平头百姓所为，更多的倒像是当局之人趁机把水搅浑，误导舆论，愚弄民众，有所企图。一个掌握乃至垄断了媒体的政府，却常常要靠造谣来运作，何其荒唐乃尔之甚也！
的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荒唐、荒谬的政治画图。本书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荒谬的市长，因为据他自述他在市长任内不了解本市上报中央政府的信息简报，甚至作为市长而签署本市历史上唯一的军事戒严令也是如同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行动；他也曾经是一个荒谬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作为全国排名二十几位的实权人物而完全不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在如何运作，甚至作为中央政府委托的报告人，在向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报告重大事务时，根本事先没有参与这个报告的讨论和形成；然后他又成为一个荒谬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夜之间从中共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跌落为这个党的阶下之囚，也不承认那些对他的犯罪指控有任何事实与法律根据，结果成了一个据说“一分钱也没有贪污”的贪污犯。甚至于，对他的审判也是一场荒谬的游戏：法官不允许他讲话，宣判时不让辩护人出席——而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荒谬还没有到此结束：入狱时，陈希同指控中国法庭是“法西斯法庭”，中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度”；而在“以罪犯的名义放出来”之后，继续“接受监狱式的吃喝住行的待遇”时，他却不能不讴歌当今的“德政”、“仁政”。
还有太多的荒谬，并不止在陈希同身上。比如说，根据陈希同的说法，赵紫阳“不是正式囚犯，也没有正式判刑”，但根据本书作者姚监复的观察（姚先生在赵紫阳晚年曾经数次探望幽囚中的这位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比赵“更自由”——囚犯还有“正式”不“正式”之说？判刑还有“非正式”判刑？这显然也是“法治中国”的天下奇闻；不是囚犯的，比囚犯还不自由，这是不是也很荒谬？太多这样的荒谬，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去逐一指出了。归根到底，陈希同访谈录处处都在显示中共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荒谬和荒唐。
最后，我想说，本书具有一定价值，但要以此直面历史则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些欲言又止之处，我在前面的探讨中没有机会一一深究。比如说，陈希同谈到：“学生（经过）劝说后回去了，怎么后来又回广场了？”我相信这对分析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是一个重要关节，也相信陈希同了解更多的真相，只不过他目前选择不做进一步披露。又比如说，陈希同透露，“邓小平作出戒严、清场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希同又怎么知道邓的这种“不容易”？总的来说，和读者一道，我愿意感谢姚监复先生的努力，也欣赏陈希同先生的合作，他们因此给人们呈现了这份别人的叙说所难以替代的历史资料。但是，如果本书多有让读者失望之处，那也是不奇怪的。访谈确实已经记下了陈希同对自己被定罪和被判刑的控诉，但并没有记下他对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系统回顾和历史反思。但愿陈先生在历尽沧桑之后，能够继续接受采访，或者自己拿起笔来，详陈真相，真正做到“历史无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