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袁立与主持人“烟火”谈笑风生，不仅澄清了自己没有任何国家的绿卡，“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挺好的”。面对网友提出的“当了‘公知’后常说胡话，智商归零”的质疑，袁立还直言“那个是放屁！我不是公知”，但“心里非常欣赏和佩服公知”。
演员袁立
主持人“烟火”与袁立的访谈原文如下：
关于国籍：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任何国家的绿卡
烟火：说到宗教信仰，还会涉及国籍的问题。
袁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任何国家的绿卡，我是北京身份证，我是杭州人。这个问题真的问了好多遍了，非得逼我拿一个什么绿卡吗？我觉得中国人挺好的，总有一天中国特别好的时候，也希望那些拿绿卡的人就后悔了，进中国是很难的以后，知道吗？拿中国绿卡跟拿美国绿卡一样的，不要以为拿着人家外国的绿卡很了不起。
烟火：说到国籍，当时有一部戏比较有争议的《建国大业》，观众发现这里的很多演员都是外国国籍，说是“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有祖国”。
袁立：我觉得人是自由的，地球也有地球村，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是他的选择。你可以不肯定，但是不要去从道德上批判别人。我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绑架，这不好。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去哪个国土生活，这是他的自由，他有能力，他也会为自己的后果买单，他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我们旁人不要从道德方面去审判别人。
当然，国家在自己的心中，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中国人。你的脸永远是黄皮肤，你说我来自中国，这是变不了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他的英语再好也没有他的母语好，所以我觉得他的心里一定有他的一祖国心的，所以我们不去评判他。
关于微博言论：我不是公知，我代表我袁立，我代表只是我看到的世界
烟火：有网友问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您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吗？
袁立：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代表我袁立，你看到了她的标签是娱乐明星、艺人，我代表只是我看到的世界，我不代表北大，我也不代表清华，没有关系。每个人要学会发表自己的独立的思想能力和勇气，这才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做的，这跟知识储备没有关系，因为我不代表后面我有任何背景，我不代表北大、清华、复旦，所以没有任何关系。
烟火：您是继续保持沉默呢？还是喜欢继续在微博上发表意见呢？
袁立：我不喜欢，因为我有时候看一些名人在微博上老是有评论，然后就对话、骂人，我觉得这个好无聊，我觉得你就往前走，有苍蝇和蚊子在你那，这种东西不能够成为阻碍你往前走的方向，我不喜欢跟人家有这种纠缠，我认为这是一种纠缠。
烟火：一些言论一般人看了都觉得受不了，您的家人会看你的微博吗？
袁立：不会，他们没有微博。哈哈哈！什么东西受不了？你是说他们的评论受不了？没有关系，作恶多端，骂一些下流话的人，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不好，因为他说那些下流话，那种满嘴脏话，充满了戾气，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带回去，带回他自己的家庭。如果他带回自己的家庭，会影响孩子，这多不好啊。我认为非常不好，人还是要柔和一点比较好。
烟火：现在也有网友提到“公知”这个话题，说您当了“公知”以后，经常说一些胡话，你的智商都归零了，你怎么看？
袁立：我怎么看？我是说那个是放屁。
首先，我不是公知，我不代表知识分子。我能代表北大吗？我能代表复旦吗？我能代表清华吗？我能代表麻省理工吗？我还是能代表哈佛吗？我不是这些学校毕业的，我就不是知识分子，所以我不是公知。
第二，我心里非常欣赏和佩服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是从校园里走出来，然后能跟这个社会上交流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果他局限于在校园里的象牙塔里，没有办法让老百姓熟知。因为光是你有知识、你有文化、你有观点，这个社会没有是不行的，知识是为社会服务的，最后还是和社会一起往前进步。所以我觉得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任何论坛里、在任何的公共平台上起到这个作用，我是非常敬佩他们的。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校园里拿着校园合适的工资，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们非得跑到这个平台上，被对手，被“五毛”骂，我知道他们被五毛骂的很惨的，被骂急的也有，知识分子其实脸特别薄，所以我非常同情他们。
我觉得刚才那个人说的话，我就送你俩字“放屁”，你都不了解，你是个没有文化、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的小人。但是我原谅你，我觉得必须有这样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跟老百姓在一起，告诉老百姓正确的知识、知道的世界观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培养校园内的大学生。而且大学生也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应该更知道社会的职能，社会的功能，推动整个社会往前进步。这是知识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烟火：您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作为一个演员突然关心这些了呢？
袁立：我去旅游，大概七八年前，在圣母院的时候，在那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嘈杂的喜乐的感觉，我看到那个画面太圣洁了，太美丽了。当时我热泪盈眶。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就像我心里吃了一颗特别甜的糖一样，不是我的心里面，而是我的灵魂吃了一颗特别甜的糖一样。然后我回中国来找这是什么东西，我就去中国北京有很多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我就开始去了解宗教，我有机会又到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其实人不仅仅只关心自己吃什么，我心里可能有点大丈夫情结。在国外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社区、关心竞选、关心他们自己的大环境。当然首先是家要好，但是家好了以后剩下的余力要关心社区、关心整个社会。
其实任何人都不是孤单生活的孤岛，整个大社会必定会影响到你。打个比方说比如有雾霾了你必定逃不掉，你不要以为你会被隔离出来，不可能。因为你就是地球的一分子，地球上所有一切有形无形早点晚点都会影响到你。所以我们要共同维护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如果你是一个小蜡烛就用小蜡烛的光亮去照亮周围；如果你是一百瓦的就用一百瓦的光亮去照亮周围。这是我自己的经历造成了我比较关心社会公共话题。可能不一定是我赚多少钱，我的孩子是否安顿好了，我去了好的幼儿园了，是否买到好的衣服穿，好的玩具了，我不是太关心这些了。
我要自己活得好，我可以活得非常非常好，我可以天天去旅游。从台湾到非洲我都没去过，我根本不用关心这些事，而且不会招这么多的骂声。然后我想拍就拍一点烂戏，无所谓。想上个娱乐节目，反正有人邀请我，就去上，赚钱。我真的可以活得很滋润，但是那样我会看不起我，我会鄙视这个叫袁立的人，对不起我自己，所以我不会选择那条路。
关于“透视装”：提醒女性，衣服的透明度在逆光和顺光时不一样
烟火：当时好像您参加一个活动，穿了一件衣服。
袁立：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那是我无意当中。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毛手毛脚的人。我当时换衣服的时候是在特别昏暗的一个镜子前面，我觉得没问题，就这样挺好的，但是后来在阳光下看和在昏暗的情况下看效果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没光，是临时走红地毯布的棚子，没有什么灯光，所以你真的看不清什么，一个穿衣镜斜挂在那里，总之看不清楚。但是你要知道那种光下和太阳光下完全不一样。所以等到了太阳底下的时候，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那时候大喇叭已经说“袁立，到你了。”我可能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觉得也没什么，怕什么啊。没想到，天啊……
烟火：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刻意为之的？
袁立：对，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后来有一些底下的年轻演员学这个，这样特别不好。因为我觉得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场合穿合适的衣服比较好。像这样的衣服，说实话你可能到晚上八九点钟到一个非常性感的酒吧里去可以。但是如果在这种比较严肃的“华表奖”颁奖上，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不合适的，但是是无意为之的，这个不好。我觉得女性应该还是要穿的庄重。这是我当时非常疏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是我对于衣服方面，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像现在这样要求庄重，而且我又马大哈。以后我也知道光线很重要。这点提醒女性，尤其到了夏天，我发现衣服的透明度很有问题，有时候逆光和顺光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方面。
关于慈善公益：你要自己去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烟火：您以后会专职做慈善吗？
袁立：我觉得我以前就是有一个使命感的人，我特别希望通过我拍的电视剧，比如“杜晓月”之类的，让大家回家有一个放松的心情。以前我拍戏的时候，电视剧还是非常红火的，大家还是要喜欢电视剧，所以我喜欢拍电视剧，现在审查制度这么严格，我可以直接走到需要我帮助的人群里去，要么经济上资助他们，要么充当心理医生，听他们诉说自己的难处，这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一定要参加一次公益活动。
袁立参与“大爱清尘”公益活动
我这次关注的是尘肺病人，而且相当人数庞大的公益组织，可能用我一生的努力，在中国都不能解脱最后一个尘肺病人的组织。所以我觉得我很想去用我一生的时间去把它完成。你想想看，如果我活到80岁，88岁，还有40多年，所以我想说我88岁还不知道能不能爬山涉水了呢？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有多久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要努力。
第二，这些尘肺病人跟我们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隔离的这个玻璃，是尘肺病人换来得。我们开车经过的隧道，也是尘肺病人炸山洞凿出来的。所以我们城市人今天的一切，是当在尘肺病人的身体上，特点都倒下了，他们或者正在濒临走向他们生命的结束。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在他们的床前拉着他们的手安慰他们。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大爱清尘”。因为其实关爱别人跟分享爱、感恩，是一个社会进步，是一个现代人具备的现代状态和现代意识。
烟火：说到慈善，您对中国的慈善有没有信心？
袁立：当然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不会参加“大爱清尘”。我跟所有人一样，也看到多这些网络上、媒体曝出来的一些不好的信息。我相信中国这么大，我觉得总得有两只蚊子和苍蝇，这非常正常。但是不能因为有一两个污点就全盘否定，你一定要给别人成长的空间，给别人改正的机会。因为你想想你是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吗？所以要给别人成长的空间。
“大爱清尘”这个组织我当时没有想作为志愿者，我当时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看，他是否是真实的，他是否真干活，他是否骗捐，他是否骗人家的钱，他如果没问题，我才去捐钱。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我只支持两个公益组织，一个是“关爱老病”，一个是“大爱清尘”。
后来没想到他们马上有一个活动让我们去下乡，去陕南，本来我想去两三天观察一下，如果是我想长期每个月给捐钱。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工资发下来，你总捐得得出一百块钱的吧？但是你要知道一百块钱，一个社会累积起来对于他们来说，2200元一台呼吸机，是他们跪着走向死亡的一个生命剑。
我没有想到进去了三天以后，因为志愿者的人太少了，很多人当时都说，来来来，真的去了以后太苦了，都走了，都留不下来。哎呀，那么多的蚊子、苍蝇啊。说的人多进去的人少。所以，最后我也变成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志愿者，分配到村里面去。我和另外一个人，他们有七八个村，一个村两个人，我就变成志愿者。
慢慢地从一个旁观者变成接近尘肺病人，知道尘肺病人是怎么造成的，也看到了他们的社会现状，同时也看到了他们一群，真的是我在城市里面看不到的纯真善良的眼睛，而且是感恩的眼睛。
烟火：您刚才说他下面有很多的公益项目，为什么选择了“大爱清尘”？
袁立：因为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我是乙肝患者，我是渐冻人。当然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真的很多很多。苦难真的随处都在，为什么会关注尘肺病人呢？
因为对于那些自己得病的，我觉得这是意外造成的，这相当于是一种苦难，但是尘肺病人是意外，是人为造成的。日本1970年最后一例尘肺病人没有了，美国1930年代最后一例尘肺病人没有了，法国欧洲一八几几年最后一例尘肺崩溃没有了，中国2015年现在每年还有2万人的递增，尘肺病人。所以这是一种人为造成的一种伤害。在发达国家矿工罚没上限，我不知道我要罚你多少钱，罚到你倒闭为止。在中国罚没是有限额的。所以他们想说，我罚跟我挣的，我还是能挣多一点，他还是成本低，所以他还去违法。这是一种不尊重生命的状态。
我们讲人人平等，可能工种不同，但是人在生命上我们是平等的，无论这个人来自陕南的山区，还是来自于北京首都的东华门，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不是嘴巴上说说的平等，人是天生的贱命，这是不对的，这是长年的封建思想造成的，清朝也好，元朝也好走过来的封建思想，有贱民、一等民、二等民，不对，我觉得人生而平等。
社会要往前发展，没有农民、没有居民，只有一样的生命。只有中国真正进入了现代化，现代化不仅仅是网络，不仅仅是飞机大炮，现代化是人的思想意识。人生而平等，只有这个平等的，中国真正解决了生而平等的概念，只有把这个解决了，中国没有尘肺病人了，没有人为造成的伤害，当然意外我们没有办法，意外天天有，人为没有，才是我们的进步，所以我关注了尘肺病。
烟火：对于NGO组织，网友说伟大的只是一些志愿者，但是组织者跟策划者，他们信不过这些组织者和策划者？
袁立：你千万别说信不过与信得过，你付出多少努力去调查了？你付出多少努力走进一个公益组织？你付出多少爱了？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要论断别人。我跟你们一样，都是闲人，我是闲人。所以我想去做公益之前我就调查，我调查的结果是“大爱清尘”非常的正派，非常的严谨。就目前我观察是非常OK。
当然我的宗教告诉我人是有贪性的，所以要有很多制度去约束它，未来我不知道，所以我时时刻刻在观察它。人类里面也有希特勒，也有魔鬼，你不能说全人类都是坏人吧？所以我觉得不要论断别人，你要自己去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付出多少爱了？付出多少时间了？
烟火：给天涯网友说几句寄语。
袁立：天涯，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路漫漫……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你说的对与不对，你勇于表达就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没有什么人是可以说话，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说话的，大家都可以说话，大家都可以思想，这才是一个文明的进步。
主持人“烟火”的访后谈
从杜小月开始关注她，再到现在的大爱清尘。她从一个演员逐渐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公知”。而她觉得自己不是“公知”她只是在凭自己的良心和热情做事。面对接踵而来的谩骂她告诉我还“还有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值得关心”。她好像从来没有变过，又好像变得太多。唯一没有变化的可能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和那颗悲天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