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是20世纪中国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突发事件，长期以来笼罩着一股浓厚的传奇色彩。“九一三”发生至今，40多年过去了，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也发生了一个从政治到学术的变化。如今，林彪事件已经从政治领域走入了历史研究领域。社会上对林彪事件关注度很高，流传着形形色色的传闻，存在许多虚虚实实的信息，有着各种各样的疑问。这些问题，有的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真问题，有的则是无根无由的伪问题，还有一些是人为故意制造的虚假消息。所以，林彪事件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真正的学术含量并不高，还有许多是非学术因素的人为之乱。这都是需要我们加以清理的。
文革中常见的场景，毛泽东出场，林彪紧随其后
研究林彪事件要与传奇演义剥离开来
林彪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热点问题，坊间长期流传着不同版本的传奇和演义，不断撩拨着人们的好奇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林彪事件本身的突发性有关，也与学术界对林彪事件研究不足有关。
从林彪事件的突发性看：“九一三”林彪外逃的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全国上下震动很大。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谁都没有想到林彪会跑。普通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堂堂的“副统帅”居然叛逃敌国，这无异于是一场山崩地裂的政治地震，文化大革命再也继续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突发“九一三”事件？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与文革的政治背景分不开的。文革彻底毁坏了党和国家的规则法度，造成权力的极度失衡，大家都在惊恐不安中生活，即使最高层也没有安全感；具体地讲，“九一三”的发生有许多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林立果的胆大妄为，叶群的惊慌失措，林彪的两面性格，包括林彪家庭长期失和的因素在内等等。官方以往关于林彪叛逃的政治结论，主要是给林彪定性，对其出逃过程的叙述则比较简单，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所以长期以来林彪事件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给人们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各种猜想传说特别多。
另一方面，虽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几十年了，但把它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如同文革其他的重大事件一样，有关方面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一般都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研究工作大都止步于“彻底否定”的政治结论，在具体细节未予深究。政治问题可以“宜粗不宜细”，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离开了细节就无法进行研究。由于对林彪事件的研究长期没有深入下去，使人们的好奇心格外强烈，总猜想这部“宫廷大戏”里面是否还“戏中有戏”，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情。现在，林彪事件已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人们希望了解文革高层政治的内幕玄机，所以一时间关于林彪事件众说纷纭、观点杂乱现象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
最近几年，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史料，补充了一些新材料。这些回忆录传主都是从他们自身亲历的角度谈论林彪事件的，提供了一些细节，也有些与官方不同的新观点和新材料，构成了一种对照关系。但这些口述史料也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传主记忆上的错误，都需要进行鉴别考证。另一方面，由于林彪事件在研究上长期存在一些空白点，搞纪实文学的一些人就借此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文学创作的手法填补这个空缺，搞了许多虚虚实实的东西，流传了一些错误的历史知识。现在我们搞林彪事件的历史研究，首先就是要清理这些以讹传讹、以假乱真的错误知识，把真正的历史研究工作与这些纪实文学作品的传奇演义剥离开来。
搞历史不是凑热闹。《三国演义》要比《三国志》热闹，但这是文学，不是历史。
研究林彪事件不能搞道听途说
现在坊间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言和流言特别多，不断地出现些“爆料”，但考察起来多半是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有些好事之人，利用人们对于林彪事件的好奇心，不断地制造些噱头，造出些假材料来。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搞清楚林彪事件的真相，而是把林彪事件的面目搞得更加模糊。这些故意作假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编造水平很烂，破绽百出，只要我们稍微留心一下，追查一下来源根据，并不难发现真伪。这些虚假东西能够流传，主要还是因为林彪事件的学术研究起步比较晚，给道听途说留下了许多的空间，以至于出现了很多“以文乱史”的历史演义。
所谓“以文乱史”，就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随意编写历史，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可靠材料曲解历史。这种情况在林彪事件上格外严重。纪实文学的写作原则是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者不是严格尊重史实，从考证史料出发，弄清事实根据，而是发挥作家想象力，把情节编造得栩栩如生，如同他们就在现场一般。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完全是按照史料说话的，不但容不得凭空想象，就是“合理想象”也不行，一旦在史料上掺水，就伤害了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历史学家从来不追求“新、奇、特”，不搞一鸣惊人的噱头。
需要搞清楚区分道听途说和口述采访的问题，如何正确使用口述史料的问题。
由于官方披露的林彪事件的档案材料比较有限，一些研究者有过分依赖口述史料的倾向。但是口述史料中的水分很大，采信很困难，存在一个如何辨析的问题。口述史料一般分为采访、回忆录和口述史等不同类别，存史价值差异很大。当前口述史料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存史规范，无论是采访还是回忆，都很不专业，随意性很大，传播了很多错误的东西。
做口述采访工作是一项很严肃的存史工作，有一套严格的专业规范要求，并不是谁都能进行这项工作的。首先是采访者的学术资格问题。去做采访工作的有几个人？采访者有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会不会如实地记录被采访人的话？在采访中有没有故意引导被采访人的问题？再者是采访工作的程序问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的采访？事先有没有提供采访提纲，被采访者有没有就相关问题进行准备？对于被采访者记忆上的失误有没有进行过修正？是不是保持了采访记录的原始性？最重要的还有采访记录的核实问题。采访完毕之后，整理出的采访记录有没有经过被采访者本人审核，被采访者认不认可。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本人签字认可的，可以作为口述史料留存；二是研究部门和专业研究者整理的采访记录，凡没有经过被采访者审核的，必须注明未经本人审核。这个材料的存史可信度就低一些了。所以，并不是搞个录音录像就是做了口述采访，必须要按照学术规范来做，要有文本记录公布，要有被采访者的认可。不然的话，就会有断章取义的问题，曲解被采访者意思的问题，借被采访者的名义随意编造的问题，等等。这种情况其实不难辨别，只要把这些作家的所谓“调查”和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对比一下，就能发现两者有很大的出入。
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和回忆录比一些非专业的采访，无疑更具可靠性。近几年来，出版了一些当事人回忆录，既有正面人物的回忆录，也有负面人物的回忆录，形成了林彪事件研究的一个新的主要史料来源，成为林彪研究的“口述史时期”。特别是那些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负面政治人物的回忆，如黄吴李邱等人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他们讲述的关于林彪事件的观点，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是对处理他们的事情做出了回应。对于这些人的不同说法和观点，是可以当成历史研究的反证材料来看的。这好比是在法庭审判时，原告说完话以后，也要听听被告的申述，承认哪些问题，不承认哪些问题，还有什么情况需要说明的。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需要有多种史料进行互证，这些负面人物的回忆录是具有互证价值的史料，兼听则明，对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回忆录这类的口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属于是可靠性比较低的一类，记忆误差比较大，会有很多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的问题，甚至把事后的信息叠加到当年的回忆中，而且时间越久远，记忆的可靠性越差。往往讲述者原初的故事版本是很简单的，但后来越说内容越多，已经分不清哪些是本人的记忆了。
口述史的工作，则是学者与当事人的互动过程。学者要以自己的学识，与当事人的记忆相互印证，补充和纠正当事人的记忆。这是需要反复核对史实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如唐德刚先生为李宗仁、胡适、张学良做的传记，双方相得益彰，是为口述史的典范。具体到林彪事件研究上，现在的口述史料问题很大，道听途说很多，但规范的口述采访很少。有些当事人并非在历史第一现场，有些当事人前后叙述矛盾差异很大，有些采访者随意添加修改当事人的访谈，如果轻易采信这些东西，整个历史叙事的逻辑也就乱套了。
研究林彪事件要客观公正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巨大，是中国当代史上的谜团之一。“九一三”事件对人们的震动，不仅是事件本身的突发性，而且还暴露了林彪不为人知的背后一面，让人们一下子看到了高层政治的阴暗面。原来这位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得最活的最好学生，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居然要谋害毛泽东，叛逃敌国，这让人们太不可思议了。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人们心中顿时崩溃了。
近年来，很多历史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发现林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林彪“阴谋篡夺最高权力”那么简单，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在林彪外逃的问题上，集中表现了文革的政治弊端和林彪的性格特点。林彪是当代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一生经历大起大落，由军转政，由神而鬼，人生变化多端，是时代各种矛盾的集合体。林彪性格阴沉，深藏不露，具有典型的多重人格特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表里反差很大。他是战功卓著的元帅，又是大搞“政治挂帅”，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一人；他一生功业都是在毛泽东麾下取得的，是毛泽东亲自扶植的接班人，但最后却又背叛了毛；他积极支持文革，其政治生命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又以自己叛逃的机毁人亡从根本上颠覆了文革……。在林彪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研究起来是非常有内容的。我希望能有更多学者参与其中，深入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的问题，共同解读一下独特时代的“林彪现象”。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重新解释林彪和林彪事件的风潮。如说“九一三”事件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说林彪是反对文革的大英雄；说林彪是被毛泽东、周恩来合谋逼走逼死的，等等。这些言论虽然观点颠覆，动静不小，但缺乏史实根据：有的是缺乏学术知识，偏听偏信，驾驭不了林彪问题的复杂性，不能持中而论，陷入偏执一端，过犹不及。还有的人是故意借林彪事件做政治文章，一味与官方较劲。凡是官方说的，就是错的；凡是给林彪翻案的，就是正确的。这类人从既定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史实和史料进行断章取义。这实际上还是搞政治路线决定论，思想方式上还没有摆脱文革神鬼史观的套路，不过只是把对象颠倒过来了。
关于林彪事件的一些官方结论不是不能质疑的，但是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依据史实根据研究问题，搞清楚事实真相，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所谓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是最近出现的一个说法，其界定是很模糊的。该说强调的是学者据实而论的独立研究，保持超越政治的客观立场，并不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专门与官方唱对台戏。如在海外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等书，并不是搞学术研究，编者是站在捧林反毛骂“老共”的政治立场上说话，完全无视林彪不仅也是“老共”，而且是毛的“亲密战友”，钦定的接班人。这完全是借林彪事件搞政治，以骂毛反共来博得人们的关注。如果真是贴政治标签的话，那些惯于给别人贴标签的人是更说不起话的，更是没有任何客观公正立场可言。
在林彪研究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缺乏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一味做翻案文章，势必要脱离史实，观点会越来越偏颇。
学术是公器，搞的是实事求是的研究，立论平实，有根有据。当代史研究者必须要有学术公器的意识，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污者讳，就是持中而论。林彪事件虽然比较复杂，但只要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从史料上进行细致考察，很多问题也是不难搞清楚的。
在历史研究中，事实是最大的逻辑，无论什么观点，都必须依据史料说话。所以，要清理林彪研究中的乱象，就必须要把林彪研究回归学术，提高林彪研究的学术质量。这方面学界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比如至今未有一个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九一三”的大事记也尚未有人整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缺乏有学术水准的辨析论证等等。我最近收集了一些材料，粗略地梳理了林彪事件40年来研究的状况，整理了一个“九一三”大事记。这个梳理当然是很初步的，但已经发现了很多人为之乱的问题，许多流传很广的东西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希望更多的同人能从学术角度去研究文革和林彪事件，共同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
研究林彪事件绝不是翻案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一谈林彪事件就会想到翻案问题，这是把林彪问题简单化了。对于林彪事件的研究，绝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首先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需要把这段历史的发生过程搞清楚。其次，林彪事件的发生，揭示了我们政治生活中长期积累的一些重大弊端，有许多需要研究总结的经验教训。再者，林彪事件是一个扭转历史格局的轴心事件，震撼和颠覆了文革的政治根基，中国的政治走向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林彪事件的问题是非常丰富的。所谓“翻案”问题是搞政治定性，做政治结论，不是做学术研究。我们更多地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还原这个事件的本来面目。
无论怎么说，林彪是鼓吹个人崇拜的第一鼓吹手，对文革是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发动文革，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按照林彪自己的说法，所谓要依靠“两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在文革集团内部，一个是军队的枪杆子集团，以林彪为代表；另一个是笔杆子集团，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主。他们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什么质疑的余地。
提出的“林彪反毛泽东”“林彪反文革”的问题，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楚，实际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当时所有的宣传都是讲“毛林一体”，林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因为“毛林一体”的宣传深入人心，林彪的叛逃之举才给举国上下带来强烈的震撼。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仰从此崩溃了。林彪对毛搞两面派但不反毛，他虽私下对毛有抱怨有讥评但与反毛是两回事儿。黄吴李邱这些人更没有反毛。他们反江青反张春桥，这是文革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根本谈不上是反文革路线。有论者讲林彪反毛反文革，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过分解读了林彪的两面性，甚至还有些比较极端的偏执之论。如有人甚至把林彪仓皇出逃的机毁人亡，说成是林彪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是林“要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并高度颂扬说“古今中外，林是中华第一大英雄”。这是荒诞不经的妄语。
值得一提的倒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是坊间讲得比较多也比较乱的问题。
《“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笼并非出于拯民于水火的公义，而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接班人地位动摇的情况下，林立果和二三心腹搞出来的政变方案，是他们“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的作品。《纪要》的思想芜杂，观点出格大胆，有些语言只是林立果小圈子里的。如文中谴责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是有严重皇权思想的林彪讲不出来的话。《纪要》也讲到了一些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相劳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工人工资冻结是“变相受剥削”等等，提出了“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口号。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不能看得过高。每位搞政变者都会提出自己的政治宣言，在政变得手后也会调整一些社会政策，但如果由此推断林彪上台后就会搞改革开放搞民主政治，那就完全是异想天开了。在《纪要》中明明白白宣布要“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这能是搞民主政治的理念吗？
《纪要》表达了对军人集团受压的不满，反映了林彪家族对权位失落的愤慨，其政治诉求是把军队置于党和人民之上，充满了军国主义意识。实际上，林立果、叶群他们搞的有些小动作，林彪未必都知道，但大的方面，还是林彪说了算。从“五七一”不着边际的实施方案看，不像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林彪所为，整个东西很有可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以此推断“林反毛”是缺乏史料根据的。即以“五七一”论，无论其思想如何超前，批毛言论多么激愤，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搞的绝非现代民主政治。林彪家族及其帮派根本没有现代国家的知识理念和现代文明的国际视野。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是站在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上认识历史。这对于研究文革、研究林彪事件尤为重要。现在有些人谈论文革，仍然还是在文革的语境中，这是很让人堪忧的事情。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虽然过去了，但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文革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许多文革研究还是在文革的思维框架之中，甚至还带有文革的派性色彩。可见文革的影响之深远，要真正走出文革并不是那么简单。从思想上清除文革的文化印记，要比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更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