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业见地网报道称，当下的中国经济版图上，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壮阔的产业转移图景。在这种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经济的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也在随着发生着重大变化。这可谓是一个中国经济版图上正在嘶喊着的一场无声革命。
富士康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
东莞：昔日风光不再
从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向内地迁移，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的一个趋势。
温州制造业空心化越发严重，深圳多家工厂连续倒闭……春节前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从沿海发达地区传来。
有人悲观地断定：“中国制造业危机重重！”无论是2008年阴霾笼罩的金融危机，还是2011年部分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浪潮，抑或是2014年悄然而至的经济增速放缓，每逢困境之际，“中国制造”遭遇危机的预言就会四起。
据2014年10月份的统计数据，广东东莞大型工厂破产的有十多家，其中多为代工企业。业内人士估计，春节前东莞至少还有上百家大型工厂倒闭或停产。
“愿赌服输，我输了。”今年的1月3日，元旦假期还没过完，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民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字句间透露了手机代工产业的不易。
事实上，围绕在手机代工头顶的乌云并未随着时间逝去，从去年以来，东莞、江苏等手机代工企业集中的区域接连传来坏消息，万士达、联胜科技、闳晖科技、奥思睿、诺基亚接连宣布停产，而更多的中小手机代工厂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窘境。
“电子行业的转型比传统行业来得更加艰难。”长期跟踪东莞企业发展的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表示，这几年，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不少中低端的代工厂已经到了熬不下去的边界，长单变成短单，短单变成急单，技术替代容易，招工也得不到保证，手机代工产业链风光不再。
“现在再去像东莞这样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实地看一下，空置的厂房多了，一些过去热闹的商圈现在即便是周末也看不到什么外地人。”袁明仁说。
现在东莞三十几个镇区不到600万的人口中，外来人口可能只有400万，和五年前相比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
东莞，曾经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一个样本区域，但凡任何有关制造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在东莞找到分析样本的一块区域。
而在这几年，在袁明仁看来，以东莞、深圳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特别是以中低端为主的中小手机代工产业正在面临着集体煎熬。
订单没有了，这是大多数中小代工企业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
从小米、荣耀等电商品牌入局以来，手机价格的红海竞争愈演愈烈，而由于品牌集中度的集体上升，杂牌山寨手机或者在技术创新上跟不上市场脚步的手机厂商，其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大牌的手机才几百元一部，山寨货的价格优势立刻就被打掉了，根本卖不出去。这种市场形势使过去以杂牌山寨手机为主要代工客户的代工厂家开始吃不饱。
而另一方面，不再专注于价格战的品牌手机厂商更倾向于选择紧密的合作伙伴，以换取更稳定的质量保证，并且通过产线的自动化升级解决人力的问题。
以中兴位于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的工厂为例，据当地的技术人员介绍，车间里25条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需要40多分钟就可以把一部手机组装完成。
而在这家工厂中，生产线从单板测试加载、全自动化分板点胶、整机音频测试、整机软件加载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动化生产。
东部陨落 西部崛起
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业遭遇空前危机，西部地区制造业却呈欣欣向荣之态。
“供需两旺。”春节前夕，在重庆市璧山区的“春风行动”招聘会上，璧山区就业局副局长钟克均对招聘会精准概括。参加招聘会的多名农民工也向记者反映，当地企业多、岗位多、工作好找。
璧山区有多个工业园区，70%为电子信息制造企业，不少是从东部地区西迁至重庆。根据重庆市“十二五”规划，电子信息制造产业每年将为重庆新增就业30万人。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多家大企业，都是从沿海地区梯度转移过来的。
订单不好接，只能从别处想办法，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几年前手机代工厂之间就兴起了一个口号“产业转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已经在内地的13个城市或者城镇设立了当地的工厂和其他业务。其中位于河南的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以352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居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实力的前三强。
如果你刚买了一部iPhone6，你会发现它是“河南制造”。如果2016年你能买到iPhone7，你可能会发现它的蓝宝石屏幕还是“河南制造”。这些都来自富士康在河南郑州市的工厂。从“大本营”深圳，迁建河南、贵州、安徽等地，富士康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投资的轨迹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选择。
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明显减弱。
“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产业化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通过东部沿海企业的产业转移，将加速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指出，产业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东部地区则重点完成产业升级任务，相互分工实现区域间的重构。
自从2010年富士康将整个iPhone生产线搬到郑州，富士康就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河南这个城镇化不足45%的农业大省。50万河南籍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他们通过就地城镇化和现代流水线的工业化洗礼，推动着河南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原来只有一两百亿美元外贸总值的河南，自富士康迁来之后，外贸总值翻了一番。同时，富士康的落地也成了河南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跳板，酷派、天语等十来家智能手机生产基地选择与富士康比邻而居，3亿部手机的年产能造就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国内市场和人力成本：产业迁移的主因
2008年那场光伏投资泡沫留下的遗产，也正成为当下中国制造业内迁的跳板。
中国经济观察报称，在江西九江经济开发区一个占地40万平方米的厂区，原本是当地明星光伏企业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斥资140亿元打造的厂房，但旭阳雷迪并没有等到进驻的那一天。
第三期厂房尚未完工，整个光伏行业就进入寒冬。至2011年，全球光伏行业遭遇巨大亏损，而全球光伏组件产量第一的中国自然是重灾区。陷入艰难的旭阳雷迪搬出了厂房，转入低调。
空置了几年的厂房对开发区来说也是件头疼的事。如果没有企业入驻，这部分资产不能创造价值不说，每年资产都在折旧，还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维护。
2014年5月，在江西省政府支持下，一家名为艾美特的台湾小家电企业，把生产基地从深圳迁至江西九江经济开发区这片占地40万平方米的厂区。
目前，艾美特计划将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都放在九江生产。“其实，艾美特的迁移计划从十年前就开始考虑了，主要是深圳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愿意往内陆二三线城市走；另一方面，当地的配套往往不如深圳，所以一直都没有定下来。”
艾美特集团副董事长蔡正富表示，“2013年公司在台湾上市后，面临着必须实施迁移计划的压力。当时我们考察了南通、合肥、黄石等很多城市的开发区，最后选择了九江经济开发区，现成的厂房、交通条件、还有当地的政策，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据蔡正富介绍，由于这次机会比较好，艾美特的迁移比预计的早了三年。“迟早都要迁的，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土地。”蔡正富说。
深圳市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有超过1,000万常住人口。如果算上流动人口，深圳的人口密度将更大。“深圳的仓库太贵了。现在九江这边的工厂有些空置厂房我们就用来做仓库，比深圳便宜多了。”蔡正富说。
艾美特另一个迁移的原因，在于人力成本。深圳的最低月工资是2,030元(1人民币折合约0.1633美元），而在九江经济开发区，最低月工资标准是1,300元，每个月工资支出就可以减少130多万元。
而在深圳，招工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艾美特九江公司总经理张万全说：“我们厂1,800多名工人全是本地人，经过半年的培训和实操，技术已经能和深圳的老工人媲美了。”
还有一个迁转的原因，是市场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艾美特以代工和以出口贸易为主，享受深圳地理位置和配套产业的独特优势。
但当生产厂家的市场主要转向中国本土时，深圳的地理位置就不是那么优越了。面对全国市场，从深圳发货的物流成本和实效都成为业务发展的限制。
“九江的12小时物流圈基本上已经覆盖了长江这一带，可以实现江浙沪次日达。以前我们在深圳是不敢想的。”艾美特市场部副总经理丁和华表示。
艾美特的迁移是珠三角制造业企业迁移的一个样本。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早已建好了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待着这些企业入驻。
事实上，2009年以来，中国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与产业转移更为活跃，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规模明显扩大、层次显著提升、方式不断创新的良好态势。
中部六省利用境内省外资金总数由2009年的1.2万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3.32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2.5%，其中，湖北、山西两省在5年中利用境内省外资金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从西部地区典型省份来看，2009—2013年四川省累计引进境内省外资金3.3万亿元。重庆市近5年内累计引进境内省外资金2.1万亿元，比前5年引进资金总和增长10多倍。
而陕西省近5年内累计引进境内省外资金1.44万亿元，逐步形成了以专业产业园区的形式而承接产业链或产业集群整体转移态势。中西部地区利用的省外资金中，有60%以上均来自东部发达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