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110周年校庆的宣传片涉嫌抄袭事件还在发酵中。
始料不及。谁也始料不及。原本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绝好自宣，原本是复旦学人集体醉酒忘归的初夏仲夜。但就是4分多钟的宣传片，将复旦放置在了一个十分尴尬和有失体面的境地。这也难怪，复旦在国人的心中，其分量并不轻于北大和清华。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那得誉“花中君子”白玉兰的校花，那“旦复旦兮”的校名，世人都将复旦视为是在中国探寻知性的乐园和通往真理的罗马道。令复旦人更不能忘怀的是，5月25日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刚举行完哲学系著名教授俞吾金先生的落葬仪式。墓碑上，镌刻着俞教授的墓志铭：“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这也是事件刚露端倪，在网上立刻炸锅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们还是对“复旦精神”印象深刻，虽然世间也有“自由是无用”的调侃。
（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被指抄袭东京大学）
两部宣传片，都是亚洲一流学府。一个是东京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一个是在2014年推出，一个是在昨天（5月27日）刚推出；一个片名为《Explorer》，一个片名为《To My Light》；宣传片主角，一个是东大毕业的女宇航员，一个是复旦毕业的国产大飞机女试飞工程师；一个穿太空服，一个穿飞行服；一个是圆太空梦，一个是圆国产梦；一个在手稿里计算公式画飞船，一个在黑板上计算公式画飞机；一个在资料室触碰资料，一个在图书馆触碰图书；一个坐在东大的大教室里，周围还有伙伴，一个坐在复旦的大教室里，只孤清一人；片末，二人都脱去了各自的头盔，走出校园开始新的征程。这里的惊人之处在于：两片在创意，镜头，文案，节奏，气氛甚至舒展身姿等细节，都高度相似。就连结尾处的口号，也是一句话的两种翻译。那么，问题来了，号称美丽科幻+人性叙事+硬朗大片的复旦宣传片，真的是抄袭东大的宣传片了吗？或者说东大的宣传片就是复旦宣传片的再翻版？
几乎在同一时间，腾讯新闻、网易新闻、澎湃新闻、新浪新闻、搜狐新闻等各大门户网站，发出了《复旦宣传片被指抄袭东京大学》的新闻稿。下面跟帖的网友评论更是将真相推出镜头：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两个片子的确太像了。”
“几个人的抄袭，丢的却是十几亿人的脸。”
“哈哈，堂堂大学自己都抄袭了，那还有什么资格抓学生作弊？”
“毕业也一年了，现在在搞创意这块，知道抄创意这种行为完全可以把你搞到永世不得翻身。为什么要做这种坍台的事？”
“改名叫复制大学吧。”
话语是尖刻的，但也直奔主题；语调是调侃的，但也入木三分。这表明复旦还在这些网友的心中。只是自己日夜守护的心中像，似有轰然坍塌的感觉，怎么想都有受不了的感觉。这正如复旦哲学系77级校友“光老顽童”称，“看到母校的新形象片，以及东京大学的短片，我无地自容。请复旦校友联名要求校方对此抄袭事件作出解释”（参见门户网站下面的跟帖）。
与此同时日本的共同新闻社昨晚（5月28日）也迅速跟进报道了复旦抄袭事件。报道说一个是东京大学的宇宙飞行士，一个是复旦大学穿着飞行服装的工程师，她们都在校园内访问走动，最后都脱下各自的头盔。情节非常的酷似。而复旦方面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下线有争议的宣传片，再上新的宣传片。这一宣布实际上就是对先前宣称的“创作剧本的过程是独立的”，也是“头脑风暴”的结果的一种否定。
当然，由于对这个宣传片的制作过程还不很清楚，妄加评论会有失公允，但事件的本质就是抄袭，看来是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在不抄不假就不成方圆就不成规矩的新常态下，抄袭了又如何？谁来问责，问责于谁？2012年的龙年春晚，小品《超市面试》被指抄袭了日本的小品《打工面试》。而在今年羊年的春晚上，小品《小棉袄》又被指抄袭日本的喜剧组合UNJASH。而于正的《宫锁连城》抄袭了琼瑶的《梅花烙》更是去年备受关注的侵权案。一个连贪官悔过书都抄袭，知名大学校长的论文都抄袭的今日中国，还有什么不敢抄袭的。但问题的戏剧性在于即便是抄袭，还是没有抄明白，即便是抄袭，还是没有办法超越人家的文本。
如两部宣传片，对比的来看，显然是东大的更酷派更深邃。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樱花、钟楼、山手线、涉谷的多交叉街头、繁华街，街头表演、东大红门、金鱼、射箭、弹琴、旭日东升。厚重的宇航服，在艰难地穿行。但无论再艰难，透出的仍然是自如、自信与自强。宇宙就不能沟通？宇宙就不能对话？脱下头盔，宇宙和地球不就处在同一视线？神人交往绝对不是梦？这就是非常日本式的思考了。令人想起皇祖神天照大神派皇孙下凡地上界的思路。而复旦的宣传片，不能说没有感动的瞬间，不能说没有铭人的细节，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情节，但从品相上看，还是有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的影子，还是有高大上的不可亲近性。怎么看，这位最后脱下头盔亮相的女主角，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身，还是有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束缚住的感觉。是精神？还是灵魂？总之还是不够自如，没有像精灵一样飞舞起来。但东大的那位女宇航员，就有像精灵一样飞舞的感觉。
实际上，从精神生产的特性出发更为精准分析的话，始终存在着两种抄袭。一种是对原创恐惧，对思想荒芜的抄袭。一种是内隐记忆在起作用的抄袭。前者是在任何思考都被从源头上切断，任何的求索都被从行为上排除后的一种抄袭。没有思考点，没有发散点，没有质疑点，任何的批判只能是针对“渗透者”的批判，任何的过节只能是针对“演变者”的过节，那么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原创的可能吗？多少年前，我们就在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康德？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贝多芬？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爱因斯坦？甚至，最近又增加了一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村上春树？我们在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追问我们确实做到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吗？一个“问”一个“思”是否就是问题的全部？马克思当年曾经就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说过这么一段著名的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的这个设问，是否也能为抄袭作个注释呢？后者的抄袭与模仿往往是一步之遥。这正如科学社会学的领头人默顿说过，对于科学家来说，总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他最喜爱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能实际上是他已经忘记了的他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读到或听到的什么东西的记忆痕迹。也正如中国古诗说得很技巧：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钱钟书也说过，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果没有这一层面的模仿，那科学与人文的量的增长与积累就难以完成。虽然模仿的部分是属于“重新发现”，但退一步说，“重新发现”总比零发现要来得有意义。特别是对人文科学而言，积累是其本质的要求。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都没有柏拉图幸福，能生活在那遥远的所谓“轴心时代”。因为怀特海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注脚而已。所以马克•吐温调侃亚当说他太幸运了，因为他比谁都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原创性的，都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复旦的宣传片属于哪种抄袭呢？不客气的说就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抄袭。想创意，但没有思想。或许有思想，但审查后没有通过。于是在当今信息共享的时代，制作团队便想到了东大。或许他们还看过其他一流大学的宣传片，但东大宇航员形象使他们联想成复旦有试飞员。他们就这样轻易地给了东大一个不战而胜的机会。虽然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民间说法，虽然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的说法，虽然有黑格尔也抄袭了老子辩证法的说法，虽然有唐诗之后所有的都是抄袭的说法，但作为一所著名的百年高等学府，作为一段仅有4分钟的影视作品，都在创意与细节上“委身”于人家，仍然令我们脸红和心跳。大片的无思想的沼泽地。沼泽地一般陷入很难自拔，但无思想的沼泽地却很容易自拔。因为他们将他人的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将思想的无串合成了无的思想。这是最令人担忧的。这也是已故俞吾金教授再三强调的如何才能不做“追随者”要做“献身者”的真意。
是构思的撞车？是情节的雷同？再是头脑风暴也不能保证说有两个月亮。但村上春树说就有两个月亮。一个在早上升起，一个在晚上升起。所以全部问题还是在于“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马克思当年的话，仍可作用于当今的中国。所以抄袭并不总是与道德相连，并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仅用道德尺度来谴责，有时会掩盖其背后的根源性问题。曾然歌德也不无失望地自语过：这个世界实在太老了。几千年来，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经生活过，思考过，现在可找到和可说的新东西已经不多了。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东大的宣传片为什么还有新元素？因为很显然，如果没有新元素，如果没有让你为之动容的构造，你不会去抄袭它。
（被指抄袭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