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掌权”、“处长治国”一词并非李克强和当下媒体首度开腔，早在朱镕基时代，“铁血宰相”也曾抨击过“处长专政”现象，称——“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两任总理“痛心疾首”，可见中国官场“阎王好过，小鬼难缠”问题之严重。对此有大陆官员表示，朱、李二人所言非虚，但是舆论也要明白“处长治国”一语背后的政治现实。“县处级干部”究竟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左右着政策的起草和执行，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能够解决基层干部的问题，就能够为中国的改革打开“官场绿色通道”。
李克强痛斥“处长治国”
处长治国的政治现实
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陆媒报道中称李克强说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此前，有关部门汇报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几项已经确定的政策，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地”，是因为文件起草完成后，一直按照流程在相关部门等着“会签”。6日之后，李克强再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我们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常常半夜拿到特急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这种现象必须坚决改变！”
李克强说的是问题，更是现实。“处长治国”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中共文化，都将“精英政治”分为“政治家”与“吏”两个层面。“处长”显然位列“吏”的光谱之下。在清朝就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在中国权力金字塔的管理层级上，县处级干部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一直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而且因为直到现在它也是中共这个政权管理国家的基础。在干部序列中，他们承上启下，离群众最近，既明白“上头”，又了解“下头”；既要抓大政方针，又要管“芝麻绿豆”。从工作性质上，这是一个置身各种矛盾冲突前沿的群体，是自我描述为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体。
在李克强和朱镕基的表态中，所表达的负面情绪一目了然。显然是对处长级别一些官员的不满。总理之言下，各方的批评声也就涌现——“在发改委某部门某司的一个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甚至是副省长连一句话都不敢辩”；“有一次开会，一位国务院领导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处长最有权力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说：“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
在“处长治国”论遭到舆论热炒之后，中国学者阎学通教授发出三问：1、是处长们在把关还是部长故意让处长把关？2、层层会签制度符合依法治国原则吗？3、是会签的人的问题，还是会签的制度问题？ 既然里里外外都在抱怨处长，那就不是个别处长自身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仅靠处长们改作风是不行的，再大力也不行。李总理在压力下“怒其不争”心态可以理解，“阎学通三问”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各方评论之下，是中国基层干部难以突围的“困境”现实。
阎王好过 小鬼难缠
相信为政者都明白的一点，“处长治国”的现状并不是执行层角色错乱问题，也不仅仅是执行力问题。在政治现实中，一方面，处长扮演着上通下达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政策草拟时期的“意见提出者”和“第一起稿人”。他们知道中央政策的利弊优劣，明白这些政策能否落地。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处长，直接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出现。朱，李两位总理显然都看到的是第二点，而没有对“处长治国”的现实意义进行过多表述。
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就曾针对“县处级干部”这个课题接受过媒体采访。根据四川、贵州、广西、重庆、上海等多个地方的样本分析，在中国，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年，其中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年。此外，在统计中，县委书记大多很难干完一届，多则三两年，少则一年半载就调走。接受调查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任现职时间平均3.25年，61.2%的官员任现职3年及以下，71.8%的人任现职时间在4年及以下，任现职5年以上的只有14.5%，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完整干满一届任期。
这一组数据的意义在于，表明中国有大批的基层干部在县级的停留时间过长，且不具有稳定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大批基层干部出现了“捞一把就走”、“现在不贪，过期作废”的心态，同样也因为无法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现了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
虽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民众对于基层干部贬多于褒，但是在一些官员看来，他们自己也是很“冤枉”和“尴尬”的。在一些基层干部口中，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与人交流时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他们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
更何况，在“部长们务虚”，“制度框架制约”的大环境下，过分的将简政放权不到位的责任施加在“处长”身上，显然是一种有失偏颇之举。对于中南海来说，如何能够打破“处级干部”对于政策下达的中梗塞情况，在制度上从处长手中“收权”，或许是政治制度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