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调侃毛泽东视频（电脑截图）
央视主持人毕福剑饭局上对毛泽东的几句调侃，竟引来互联网上的一场激战，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私人言论能发展成公共事件，显然是刻意操纵的结果。说白了，这其实是毛派借题发挥的一次主动进攻。而且这不是孤立事件。以今年论，清明当天北京即有福田扫墓冲突。前往福田给江青扫墓的毛派，跟监控扫墓的警察从口角发展到互殴，以致多人被抓。但毛派不肯示弱，直到4月13日，祭拜江青的人仍络绎不绝。
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2月下旬的毛派洛阳会议。会议极其隐秘，只在会议纪要发布之后，公众才知道有这回事。更耸动的是，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毛派组党的前奏：纪要明白无误地打出“毛派共产主义者”的旗帜，宣称其目的在于寻求毛派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与组织，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前期筹备会议”。同时宣告与习政权决裂，斥习政权为“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纪要最后号召“再次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重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
在网格化维稳的背景下，以推翻现政权为宗旨的毛派洛阳会议能成功召集，本身就是奇迹。更匪夷所思的是，即便在会议纪要发布，美国之音、法广等国际媒体跟进报道之后，当局仍报以惊人的静默，跟“扼杀于萌芽状态”的维稳常态形成鲜明对比，多少反映出当局的无奈与难堪。显而易见，毛派正在崛起，毕福剑事件只不过是其最新一幕。
毛派的崛起
毛派的崛起，源头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本来在整个80年代，毛派已大失市场。但90年代国企改革导致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毛派至此重新集结。东北沈阳、中部郑州、西南重庆都是重工业基地，大型国企云集，下岗工人最多，因而都成了毛派重镇。国企改革与毛派崛起的共生关系，于此可见。随着权贵体制不断固化，底层苦难愈加深重，为毛派提供了广大的政治市场。
最早发现并致力于耕耘这个市场的是重庆时代的薄熙来。其吸引毛派的政治纲领，主要是所谓“共富”。薄氏的耕耘大有斩获，为其奠定了雄厚的民意基础。如果不是王立军事件横生枝节，他的入常之路将无人可挡，今天的中国政治将是另一番格局。但即便薄氏惨败，其民意基础即底层社会的支持度也未尝减弱多少，尤其重庆市民，至今仍对他颇多认同。以至有人预言，哪天中国政局发生逆转，不排除薄氏被从秦城请出来重登巅峰的可能。
薄氏的这一成功，对中国政坛的衮衮诸公是极大警告，无人敢轻视毛派的力量，而必须在毛派问题上慎之又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习上台迄今都不敢否定薄熙来路线，只能以个人贪腐问题来处置薄熙来。甚至一定程度汲纳薄氏主张，譬如其共富主张。习的这个套路一度奏效，毛派对薄氏依依不舍的同时，总体上也认可了习。毛派中的救党保国派，更是纷纷向习表示效忠。所以习上台之初，与毛派曾有一段蜜月。毛派对习抱以巨大幻想，期待他贯彻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把被邓江胡三代“修正主义头子”颠倒了的世界，统统颠倒过来。
但毛派纯属自作多情。习固然不敢轻易冒犯毛派而否定薄路线，但他更不敢否定邓路线，而是一度小心翼翼地在二者之间求平衡。随着权力逐渐稳固，他实质上倾向邓路线的真相愈来愈不加掩饰，令毛派愈来愈困惑、愈来愈失望，注定了习与毛派蜜月的短命。转折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三中决议始出，毛派即一片哗然。虽然毛派中的救党保国派对习仍不死心，毛派中的激进派则对习完全绝望，干脆将习与邓江胡三代“修正主义头子”并列。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毛派中的救党保国派声势渐弱，主张“二次革命”推倒重来的激进派渐占上风。毛派洛阳会议纪要即浓墨重彩地抨击救党保国派为“孟什维克”，自居“布尔什维克”与之切割。很多毛派头面人物，均因对习抱有幻想，而未获邀与会。
也就因此，近年毛派的崛起，主要是激进毛派的崛起。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体制外的草根毛派，即以底层民众为社会基础。被他们摈斥的救党保国派，则多属于体制内，不属于底层。即如司马南、孔庆东等毛派明星，无不因与体制合作而收获巨大利益。所以他们虽然名气不小，往往被公众视为毛派代表人物，但实际上缺少社会基础，未获草根毛派认同。他们与草根毛派的关系，是水与油的关系。当水处于静态时，油还可以浮于表面，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油，水则潜而不露，不为人察觉。但水一旦激荡起来，油就再也无法控制水，只会遭遇被冲刷的命运。今天的体制内毛派，正遭遇这样的命运。他们因跟薄熙来的盟友关系失去体制信任，又因既得利益跟草根毛派愈来愈形同陌路，体制内外“两头吃”的空间愈来愈小。司马南之不得不游走美国，即为明证。这实际上也是当局以体制内毛派钳制草根毛派的战略的失败。说明当局对毛派总体上愈来愈失控，说明毛派总体上愈来愈敌对化。
社会的撕裂
这充分印证中国社会撕裂到了何等程度。当下中国的政治力量至少可分为四派。一是以传统官僚体系为主体的权贵派，一是还没有找到代表性人物的激进毛派或草根毛派；一是习近平代表的体制内的原教旨共产党人，一是跟草根毛派一样缺乏代表性人物的自由派。这四派对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中国道路通向何方，几乎没有任何共识，四派都是彼此敌对，不可调和。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哪怕如毕福剑那样的私人饭局中的几个段子，都很容易引爆一场舆论超限战。而从舆论超限战到线下超限战，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屏障。这正是当下中国最大危机之所在。
但这同时也是最大机会之所在。这点上，印度的经验可资借鉴。印度的宗教冲突、种族矛盾之源远流长，远逾中国。其历史上的撕裂程度，亦为中国望尘莫及。所以历史上的印度从来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在实行宪政民主之后，印度终于成为统一的而且是和平的国家。千年无法调和的宗教和种族冲突虽然难以根除，但至少大大地缓解了，不再构成燃眉之险。没有宪政民主，这一切不可想像，今天的印度，就一定还在内战之中，不会比黎巴嫩幸运多少。体制内的卫道士总以印度经济的一度滞后为例说明宪政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无用，他们压根不懂，印度能成为统一的而且是和平的国家，即拜宪政民主之赐，即是宪政民主对印度的最大贡献。今天中国社会愈来愈被撕裂，愈来愈走向极化，而现有体制不存在任何内聚力来弥合甚至哪怕只是缓解冲突，走向全面内战未必是危言耸听。要避免这个最坏结局，唯有像印度那样走向宪政民主，让各派都能在宪政民主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平博弈，和平共处，而非你死我活、玉石俱焚。
就此而言，宪政民主无疑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公共利益。社会愈撕裂，愈是亟待宪政民主来整合。愈是逼近撕裂的临界点，对宪政民主的需求就愈大。如何化最大张力为最大动力，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绝地反击，成功突围，这是对我们民族勇气与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