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颐和园

序章一：“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

【一】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以后，紫禁城里第一次没有了皇帝，那些在深夜里闪烁了将近五百年的灯火，终于熄灭了。当曾经深锁的宫门再度打开，沉寂已久的尘土突然间抖动起来，抬脚迈进去的，已不是皇帝亲王、六宫粉黛，而是中华民国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宫室里的旧物一一清点进行查报、登录、写票、贴票、登记、照相。

于是，在六宫东北角的景福宫，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慈禧太后的照片。他们拂去匣子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布满灰尘的包装，慈禧消失已久的面孔又在宫殿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不是百般修饰过的《宫训图》，而是一位清宫太后的真实影像。她终于老了，连眼袋、皱纹都清晰毕现。

各式各样的慈禧像

在东西六宫中，景阳宫是最不起眼的一座。它偏居在东六宫的东北角上，有一点离群索居的味道。在明代，被万历废掉的皇后住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朝廷对景阳宫进行了重修，把这座废弃已久的宫院重新利用起来，用来收藏图书。那时，这里收藏有12幅《宫训图》，描绘的全是古代贤德后妃的励志故事，每逢年节，都在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张挂出来，供后妃们参观学习。

那些观赏《宫训图》的后宫佳丽中，一定站过年轻的慈禧。面对历代后妃的贤德，她不知作何感想。红袖添香，相夫教子，那只不过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印证、一种美好的不存在的幻觉，跟女人没什么关系。看上去繁花似锦的后宫，永远也不会太平。慈禧喜欢看戏，而她自己，却一直是宫斗戏的主角。寂寞深宫里，一个女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唯有想方设法残害和践踏同类，否则，她的下场，就会和万历的皇后一模一样。

没想到将近90年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同仁们，居然在布满尘埃的旧物中，搜寻出慈禧的旧照。2014年深冬，当我决定重写慈禧时，在清宫陈设档案里，找到了他们当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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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字

一八二，慈禧像，一张

一八四至一八五，慈禧放大像，四张

一八六，慈禧放大像，十四匣

一九五，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张

一九六，慈禧玻璃底片，一盒

一九七，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四十四张

二O三，慈禧太后像片（带锦匣附缎袱三件），十九张

二0四，慈禧太后彩像（带框），一张

二0五，慈禧太后像（带黄缎锦匣），三张

二0六，慈禧太后像（带黄缎套匣调查一件余未详查），十九张

二0七，慈禧太后各样像片，二百十张

二0八，慈禧太后放大像片（带缎套匣调查一件余未详查），十九张[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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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字，是宫殿的编号。当时的清点人员，按《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对各宫殿进行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依此类推。“珍”，就是景阳宫。

“珍字”下面以汉字书写的数字，是每柜或者每箱物品的号码。这个号码之下，每一件物品还各有分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粗略计算，这次发现的慈禧照片，多达数百张[注2.]，有的镶了像框，有的配有精致的黄缎锦匣，足见当时保存之精细，也可以看出，慈禧晚年对照相的疯狂迷恋。

【二】

根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慈禧太后最初是看见了她在巴黎照的一些照片之后，才喜欢上照相的。那是1903年，德龄随担任外交使臣的父亲裕庚在法国居住四年以后回到北京，成为慈禧的第一女侍官。她为宫殿带来了许多新的气息，而那时的慈禧也变得开放起来，外部世界的变化，突然让她年老的身体变得敏锐起来。时尚，是让她保持年龄的一种方式。她对德龄说：“只要是新鲜的我都愿意试试，尤其是这种外边人不会知道的事情。”[注3.]

慈禧扮观音像，左起：四格格、慈禧、李连英。

慈禧拍下的第一张照片，是她坐在轿子里，准备上朝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在各种历史书籍中反复出现。从那一张照片出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慈禧影像，有的端坐在龙椅上，有的在湖上泛舟，有的扮成观音，四周摆满了花卉植物。照片中那份庄严、宁静的氛围，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时局中，显得那么恍惚、迷离。

尽管在她只有9岁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有了第一张照片[注4.]，但她的这份热情，还是来得晚了。她已经拿不出一张照片来证明自己年轻时的美貌。那是慈禧的最后岁月了。游廊画舫、美器华服，掩不住她的苍老，更掩不住这个帝国的沧桑和疲惫。

这个帝国，已不复顺治的青春风景和乾隆的盛年气象，而是随着慈禧一同进入了晚景。即使在百般筹划的图像里，依旧脱不去那份悲怆与寒意。

那些花团锦簇的图景，不过是这个古老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

如今，不要说慈禧本人，就连当年轻轻触碰过这批照片的清点人员们，也已经作古了。瞬间的永恒，与时间的飞逝，让人不由心惊。

想起一句话：“夕阳残照，天地苍茫。这一世，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注5.]

序章二：“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三】

外国明信片上的慈禧太后，1901年。

然而，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曾经为她画像的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直译《与中国皇太后》，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在这本书中，1903年慈禧太后呈现出这样一副面貌：

“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得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注6.]

无独有偶，1905年为慈禧画像的另一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Hober Vos）也在信中这样形容她的外貌：“太后的仪容将我深深地吸引住。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对太后的印象也只限于此。现在才发现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她坐得笔直，显出坚强的意志，连皱纹也带着深意似的，眉宇间充满着仁爱和对美的追求。”

那一年50岁的胡博甚至说：“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注7.]

上述文字出自两位美国画家，写下它们时，两位画家都已经回国，因此，他们的文字，比起精通阿谀奉承的朝廷官员，可信性强得多。其中最震撼我的一句是：“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四】

照片号称是对世界最精确的复制，但照片与客观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边框，而边框本身，就使裁取成为一种权力，也使摄影者对世界的表述有了主观的可能。而摄影者的构思、光线（专业摄影师时常为了拍摄一幅画面而长时间地等待光线），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从而构成了摄影者对现实世界的干预，甚至篡改。

因此，照片在呈现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在遮蔽另一部分真相。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

她甚至决然地指出，“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布莱希特曾说，一张有关克虏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就此，苏珊·桑塔格说：“理解与爱恋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注8.]

照片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辅助，或者说，需要以其他证据，与照片形成互证。假如以照片为孤证，则是危险的。就像一个人，当他还在人世，他在现实中的形象会给照片提供一个参照系，他的气息、个性、言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一个人的整体性，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内（相当于得到了其他辅助证据），即使照片有所失真，看照片的人也会根据对他的现实形象做出自动校正。而当他死去，情况不一样了，参照系消失了，他的气息、秉性、言语、行为全都消失了，照片就成了孤证，偶然或者局部，就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永恒和全部。

因此，在我看来，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时光中的镜子，能够将一个人的面貌折射得很远，甚至是无限远，但它传过来的影像，也仅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斯人已逝，无论我们以何种目光相对，他都不会再出现。他在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那个时代，就是他的玻璃鱼缸，子非鱼，既不知鱼之乐，也不知鱼之痛。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及注释：

注1.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八册，第14—1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

注2.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薄·圣容帐》记载，自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短短三年间，慈禧照片有31种、786张。

注3.德龄：《清宫二年记》，第1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注4.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于勒﹒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为耆英拍摄了一张肖像照片，被海摄影史家和档案专家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后又签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最后被咸丰帝“赐”其自尽。

注5.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7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注6.[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8—1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注7.《1905年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见[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24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注8.[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第22—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