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男子混迹东京红灯区27年 参选日本议员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作为一个在色情场所工作20多年的人,能够出书出名,还能走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但我做到了,”54岁的李小牧,不无自豪地告诉凤凰网。
他原籍湖南,27岁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最大的红灯区当“案内人”,为客人介绍餐厅、风月场所。27年后的今天,他入了籍,参选东京市新宿区区议员。
他在日本早已是名人,在中国也名气不小。“网络上一输入歌舞伎町、案内人,就是我的名字”,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
“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这是他的名言。“性事”和“政治”,在日语中发音是相同的。
“可以说我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者我就是把自己尊严先放下去,等我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的尊严自然会回来,”他坚信如此。
每天例牌是做“街头演讲”
凌晨四点多才刚发过微信的李小牧,在上午八点时说:“我刚做完街头演讲回来。”
做街头演讲,已成了他现在每天的例牌。
“我现在有时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说,自己当天六点五十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半到达车站现场做“街头演讲”,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往往还要接受媒体采访……
做“街头演讲”,要把新宿的每个车站都跑遍,而且同一个车站要去几次。“早上我把他(选民)送上车,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说辛苦了,等第二天早上再看到我,他就记住了。”
李小牧再三强调说,他现在不叫“选举活动”或者“拉票”,只能叫“政治活动”。因为当地法律规定,只有选举前一周才能进行“选举拉票”,对李小牧来说,就是4月19-25日;在此之前,只能进行“政治活动”:“现在我只是让人家认识”。
对这种名义上的“政治活动”,李小牧的理解是:“当然是与选举有关,但就像在日本不能赌博,但可以打弹子机,就是一种变相。现在到大街上去拜票,(让大家)投我一票,那是违法的,所以我现在只能到当地讲我的政治纲领,我是哪个党的,我叫什么名字,准备做什么。”
李小牧的政纲有四条:首先,从现在开始在新宿区培育较为专业的在日外国人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从新宿做起加强在日204万外国人的防灾教育。其次,提高饮食服务行业及风俗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增添他们应得的社会福利。再次,在新宿区政府机关增设“国际课”;把新宿的文化传递到全世界,把世界的信息让区民方便得知。最后,让区内占11%的外国居民与日本居民能够“真正交流”,而不是各自为阵;把新宿建设成“都中之都”的国际大都会。
被问到“是否会为日籍华人争福利”,李小牧的回答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不能只为某一部分人争福利,而应该为整个社区争福利。”
“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
参选议员的想法,源于李小牧去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而这两个词在日语里发音是一样的”。民主党前党魁海江田万里之前就看过不少李小牧的专栏,当他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约见了李小牧,劝他入籍、参选。6月,李小牧递交了入籍申请;终于在今年2月完成了“归化”。
“参选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任何好处,”李小牧声称,参选是为了完成“爸爸的梦想”:“当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去造反,搞政治活动。结果最后他变成罪人,进了监狱,成了造反派头目,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参选,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理想。作为一个在色情场所工作20多年的人,能够出书出名,还能走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但我做到了。”
他形容自己的竞选是“难上加难”:出钱出力,白天黑夜,风雨无阻……而且最近正是花粉飘飞的季节,眼泪、鼻涕禁不住地往外流,还得戴口罩。
更难的是,家人并不支持。“我老婆都要跟我离婚,她不愿意,好不容易赚的这笔钱,全赔在这里面。她就是想开个餐馆,过点安定日子,没想到我要大张旗鼓,她认为我要出风头,要出名。”
李小牧承认自己是要“出风头”、“出名”。“这证明了我在日本27年的价值。但是我喜欢这里,特别喜欢歌舞伎町,因为它培养、接受、启发了我,给了我更多人生的财富,我来这儿没有来错。尽管我很累,嗓子都哑了,但是我非常开心——我用自己27年的经验,证明我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到日本27年后,54岁的他第一次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他无比珍视。
这场选举,他当然想赢。但他并没有改用日本名。华裔身份对参选有多大影响?“比正常日本人难上十倍”,李小牧如此形容,“就是昨天,有个选民就对我转过背去,叫我‘滚回去’。他不知道我已经归化了,跟他一样是同胞了。”
谈到选举的“胜算”,李小牧说只有50%。华裔身份,再加上胜算不高的民主党背景,“能不能当上,我现在没有把握。但我会尽200%的全力。失败了下次接着来。”
他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我在中国做不到,我来日本27年以后才做到的事情。”
在李小牧看来,近十年,中国强大了,但参与日本政坛的华裔却寥寥无几。他的理解是:“因为中国抗日,砸日本车,中日关系紧张。”
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官方,也体现在民间。根据日本法务省提供的数据,自2011年以来,每年“归化”为日本籍的中国人数直线下降,每年只有3000人左右;而在此之前,每年“归化”的中国人都在4000人以上。
在这种微妙时期,李小牧作为一个华裔来竞选,他自觉“已经很勇敢”。
“我是歌舞伎町的人”
在各种场合,李小牧都强调自己是“歌舞伎町的人”。
“歌舞伎町是合法的欢乐街、不夜城,我在这里接触了各路人马,学习到了无数东西。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环境下学不到的。在公司或者在政府机关里,你不可能接触这么多人。从叫花子、普通工人、公务员到政治家,都来这里喝酒。我在这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歌舞伎町是我的学校,是我学不完的社会大学。”
歌舞伎町让他学到哪些技能,可以用于参选呢?李小牧的答案是:“学会了怎样把自己卖出去”;“怎样用语言魅力让人家认识你”;还有“人不能分高低贵贱,没有这种差别,只要是人都要尊重。”
对“歌舞伎町”,他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被称为东京最大的“红灯区”,只有0.5平方公里,却云集着不下5000家的剧场、电影院、游戏场、俱乐部、夜总会、酒吧、咖啡店、宾馆和各种饮食店。
1988年,当年27岁的他,到日本后一下飞机,就住在歌舞伎町。一个星期后,他开始帮着打扫卫生,清扫避孕套、洗厕所,一个小时能挣600日元。后来,他发现,做“案内人”十分钟就可以拿到1000元小费,而且是合法的。
“很简单,就是为了钱,”对做“案内人”的原因,李小牧毫不避讳。
如今,他已经把“案内人”做成了自己的招牌和名片,“网络上一输入歌舞伎町、案内人,就是我的名字”,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
但他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皮条客”:“案内人是夜间导游,介绍客人到餐厅、风月场所,收取佣金,是合法的;而皮条客是自己养小姐,再把她卖出去。如果我从事的是这样非法的事情,怎么可能入籍呢?又怎么可能有政党推荐我参选呢?”
至于有人说他有“黑道背景”,李小牧直接否认:“我根本没有黑过,我在日本所有干的都是合法的,我不是从黑转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入籍前,日本法务省对他进行了七个月的严格审查,“证明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
李小牧共结过六次婚;有三个儿子。其中第三任日本太太生下来的是日本知名的童星日向滉一,今年已20岁,是李小牧参选最主要的帮手。
在他的网易博客中,李小牧也谈到自己的大儿子,直言他“眉眼身型,没半点我的影子,二十多年后,通过DNA证实,大儿子的确不是我的”。像这样的事情,一般中国男人会绝少在公开场合提到;而李小牧说,自己主动提起,是因为之前的书里都写过,要“向社会有个交代”。
李小牧说,大儿子今年已经23岁,在中国国内,“还是叫我爸爸”,而他也觉得“只要他叫我爸爸就当他爸爸,只要他没找到爸爸之前我就是他爸爸。小孩是很可怜的。”
在歌舞伎町混了二十多年,他直言:“可以讲我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者我就是把自己尊严先放下去,等我得到了社会承认,我的尊严自然会回来。我以前站在大街上做案内人,日本人和日本警察为什么能承认我?为什么能让我出16本书、同时一周写六个专栏?……我不会讲理论,我小学毕业,初中只读了一年,我也不会谈党八股。”
“不会谈党八股”的李小牧,在日本写了十年专栏,在美国新闻周刊的日文版、在中国国内的《南方都市报》都有专栏。他说自己就是要“不断地表达”。他写专栏、办侨报、出书,“讲我在歌舞伎町连日本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走一条从案内人到媒体人、从媒体人到政治家的自由之路”。
已经54岁的李小牧,相当善用社交媒体,在微博、微信、脸书上都很活跃。面对“日本网友与中国网友有何不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一样,有赞扬的也有骂得一塌糊涂的,很正常。骂我什么的都有,他骂我说明他关注我。日本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
对各种骂声,李小牧的反应是:“在意这些东西就不要活了,想做一个公众人物想出这个风头,你就要有承受力”。
在新浪微博上的李小牧相当活跃,他关注了2700多人,有超过17万粉丝。他认识很多中国国内的媒体人,对中国的现状非常关注。有中国朋友去日本玩,他也愿意作陪同。他把自己看作是“日本的一个窗口”。
被问到“早年你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你如何”这样的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还是在日本的任何地方,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都不记得,就这样过来了。”
-->
`,
"script":[]
}
, "gg_rightside":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duturandom": {
"html":`
`,
"script":[]
}
, "gg_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topbanner": {
"html":`
`,
"script":[]
}
, "gg_middle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dutu": {
"html":`
`,
"script":[]
}
, "gg_botline": {
"html":``,
"script":[]
}
, "gg_dututop": {
"html":`
`,
"script":[]
}
, "gg_shipintop": {
"html":`
`,
"script":[]
}
, "gg_inContent":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shipinrandom": {
"html":``,
"script":[]
}
, "gg_sideSticky": {
"html":`
`,
"script":[]
}
, "gg_bottombanner":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marquee": {
"html":`
`,
"script":[]
}
}
const adEnv={
"gg_header": {
"html":``,
"script":[{"exec":`(function(){/*
Copyright The Closure Library Authors.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se strict';var g=function(a){var b=0;return function(){return b
=b||null!=a.a&&0!=a.a.offsetHeight&&0!=a.a.offsetWidth||(fa(a),D(a),l.setTimeout(function(){return E(a,b-1)},50))},fa=function(a){var b=a.c;var c="undefined"!=typeof Symbol&&Symbol.iterator&&b[Symbol.iterator];b=c?c.call(b):{next:g(b)};for(c=b.next();!c.done;c=b.next())(c=c.value)&&c.parentNode&&c.parentNode.removeChild(c);a.c=[];(b=a.a)&&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a.a=null};var ia=function(a,b,c,d,e){var f=ha(c),k=function(n){n.appendChild(f);l.setTimeout(function(){f?(0!==f.offsetHeight&&0!==f.offsetWidth?b():a(),f.parentNode&&f.parentNode.removeChild(f)):a()},d)},h=function(n){document.body?k(document.body):0e;e++){var f=c.concat(d[e].split(""));K[e]=f;for(var k=0;k>2;n=(n&
3)<<4|t>>4;t=(t&15)<<2|h>>6;h&=63;f||(h=64,e||(t=64));c.push(b[k],b[n],b[t]||"",b[h]||"")}return c.join("")};try{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finally{Uint8Array.prototype.toJSON=a}}:function(){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var S=function(a,b){return"number"!==typeof b||!isNaN(b)&&Infinity!==b&&-Infinity!==b?b:String(b)};M.prototype.toString=function(){return this.a.toString()};var T=function(a){O(this,a)};u(T,M);var U=function(a){O(this,a)};u(U,M);var ja=function(a,b){this.c=new B(a);var c=R(b,T,5);c=new y(w,Q(c,4)||"");this.b=new ea(a,c,Q(b,4));this.a=b},ka=function(a,b,c,d){b=new T(b?JSON.parse(b):null);b=new y(w,Q(b,4)||"");C(a.c,b,3,!1,c,function(){ia(function(){F(a.b);d(!1)},function(){d(!0)},Q(a.a,2),Q(a.a,3),Q(a.a,1))})};var la=function(a,b){V(a,"internal_api_load_with_sb",function(c,d,e){ka(b,c,d,e)});V(a,"internal_api_sb",function(){F(b.b)})},V=function(a,b,c){a=l.btoa(a+b);v(a,c)},W=function(a,b,c){for(var d=[],e=2;ec?0:c}else c=-1;0!=c&&(W(a.b,"internal_api_sb"),Z(a,Q(a.a,6)))},function(c){Z(a,c?Q(a.a,4):Q(a.a,5))})},Z=function(a,b){a.c||(a.c=!0,a=new l.XMLHttpRequest,a.open("GET",b,!0),a.send())};(function(a,b){l[a]=function(c){for(var d=[],e=0;e2){dom.hide();}}$("#showallcomment").show();$("#showlesscomment").hide();};',
],
"src":[
{"src":"//count.wenxuecity.com/service/count/script/do.php?type=news&id=4139533&n=0&out=jsval"},
{"src": "/news/js/view.js"},
{"src":"/members/js/md5.j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