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两会最引舆论热议的话题莫过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的答记者问。尖锐大胆的记者提问是今年两会异常热辣的另一表现，也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方针下产生变化的侧面。然而，面对这一变化，楼继伟部长的政治敏感度却远不及记者，依旧保持着过去不接地气的傲慢官僚做派。众所周知，在国际油价大跌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却未得到多少好处，完全源于财政部对燃油消费税任性的大幅“三连涨”。因此，两会上有媒体质疑财政部违法随意加税的行为。
面对这一质疑，楼继伟并未对如何“不随意”作出令人信服的具体回答，而仅仅是简单的将问题推给体制：首先，财政部“也征求了各方意见，征求了有关部门意见，最后报国务院批准才出台政策的”。其次，“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有时间表的。”（人大发言人傅莹给出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以前）“我们在时间表的框架之下，依法展开工作。”
很显然，楼继伟的回答丝毫不能解释财政部近来在短短2 个月内3次上涨燃油税的行为为何不算随意，而其所谓的“征求了各方意见”也并未言明究竟如何征求、谁的意见。至于“报国务院批准才出台政策”，事实上，除去年11月28日那次明确提到了“经国务院批准”之外，其余两次涨税中，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均未提及“经国务院批准”。而这究竟是工作失误还是故意违法，旁人无从得知。而顾楼继伟对于上涨燃油税的解释，也不过是“去年年底以来，三次适当提高了成品油消费税，有收入上的意义同时也有节能减排方面的意义”，至于中国燃油税为何要在短时间内上涨超过50%？本应经过反复博弈、论证的税收调整为何能在2个月之内上涨3次？增加的税收究竟用在哪里？统统含糊不清。
财政部一系列明显违反法律违背民意的政策，之所以能够频频顺利出台，显示的是楼继伟在为官施政过程中对法律与民意的忽视，彰显了权力的傲慢。权力高高在上，使官僚们在做行政决策时难以依法行政，在遭受民意质疑时粗糙应付。而这种权力的傲慢长久以来都是中国官场的痼疾。
楼继伟
一方面，楼继伟的权力傲慢并非仅仅体现在燃油税上。楼部长不仅在面对燃油税的质疑时流于“务虚”，而且在此次两会上回应其他记者问题时也同样粗糙，甚至粗暴。在中国火热的反腐大势下，三公经费与财政监督同样是公众关注的问题，因此有记者向财政部提问：“许多省份政府报告中都涉及削减三公经费，请问削减的三公经费都去哪了？是否应该公开接受监督？”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竟然称“全国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并否认了“全国三公经费3,000多亿”的说法，称其“胡扯”。
在两会这一庄严的场合，以“胡扯”这一措辞回应来自民众的质疑才真的是胡扯，如果不胡扯，那么全国“三公经费”究竟是多少？如何拿出切实让民众信服的数据？如果能将“三公经费”透明化，是否就不用胡扯了？就在楼继伟言论刚刚公布不久，网络舆论已经满是楼部长太过“任性”甚至“霸道”的评论。
另一方面，权力傲慢也并非仅仅体现在楼继伟身上。两会首日，“智障”“武汉书记”一时间成为中国大陆网络热词。起因在于一则新闻报道，武汉书记阮成发透露，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他曾去一间厂房视察，期间，车间里10来位智障工人上前至书记面前背诵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记感慨：连智障人士都能背，谁还背不了？毫无意外，武汉书记言下对智障人士的歧视以及指挥武汉市民强行背诵的傲慢，遭到了网民一致的讥讽。而回顾近两年新闻，诸如在事故现场喜笑颜开的著名“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因自己迟到强行登机逼迫飞机延误的中国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赵白鸽，无不显示在中国官场，傲慢的权力思维不仅是普遍现象，并且是深入骨髓的痼疾。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是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各界媒体不断引述的一句话。虽然这句话是李克强用于阐述简政放权时的概述，但这句话更应当成为警惕中国官场继“腐败”、“懒政”后， “权力傲慢”这第三种毒药的良言。这种权力傲慢，已成为仅次于“腐败”和“懒政”的官场毒药：一方面，由于官员权力依仗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因此他们权力傲慢起来，极有可能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伤害——如果财政部随意增税，则人民的财产安全遭到侵害；如果执法机关随意执法，则人民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傲慢”的毒药，不仅容易诱发致命的腐败，而且还将使中央多次强调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难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这种“傲慢”拉开了官员与群众的举例，对于群众提出的质疑、难题采取敷衍与回避的态度，使得社会中最为强烈突出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不仅使“群众路线”成为空谈，更加剧了官民的对立危及中共的执政基础。
由此可见，对于权力傲慢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影响都是中共执政的威胁。中共在过去30多年里，其执政的合法性长期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上，目前这种情况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增速减缓、社会迈向现代化背景下的需求，因此需要在以经济这一条腿立足的同时，找到另一条腿之称其执政合法性，而这一条腿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官僚的傲慢，无疑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成为了中共寻找新的合法性的阻碍，成为中共当下不容忽视的执政危机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