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河北石家庄，欢送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那时总也想不明白：我长得并不难看，怎么就没有一个男孩跟我找对象?
春天在田间劳作，我的心有些失落。休息时，就独自去采野花。那是些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白的，有四瓣、五瓣的，开在田头、水边，无人在意，可捧在手里，搂入怀中，却有一种楚楚可人的韵味，显得特别有情有义。
有时坐在地磡边打盹，微闭双眼，感受着眼皮上阳光轻轻的撩拨，谛听耳边微风的叹息和小鸟的啁啾，会不期而然地产生一种幻觉，清晰地听见自远而近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飘落到我的头顶，可当我渴望他伸手牵我时，他却突然扭过头，拍马扬尘而去……
那边打扑克的人群忽然爆发出哄闹声，大概是哪个输了不肯受罚，激起众怒，于是演变成一场狂野的“叠人山”游戏，两个中年汉趁机抱住水娥等几个大姑娘的腰肢，在她们胸口乱摸一通，惹得她们尖声怪叫：“要死啦!贼坯!……”一个个脸孔胀得绯红，却不生气，反而闹得更疯。我向来看不惯这种恶作剧式的玩笑，城里来的女孩反而比乡下姑娘古板。
但久而久之，却对她们有了理解的同情：姑娘好比一朵花，花是很容易凋零的，成天拴在生产队里，就那么点空间，日复一日，再娇美的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谢去，谢了也没人当回事，只有姑娘自己心知。这样的情形教人如何不伤悲，教人如何不焦虑?出格的玩闹不正是女孩心中苦闷的渲泄吗?
呆久了才发现，那时乡下的男女关系其实是很乱的，几乎每一对夫妇都有各自的相好，相互间心知肚明，互不干涉。队里有个叫土钱的光棍，还是地主的后代，人长得清秀，穿着也干净，成了不少妇女的“公众情人”，和大队支书的夫人也搭上了。而那个时代，唯独这种事情可以超越阶级路线，居然大队支书从来没有难为他。原因很简单，支书和夫人年纪差距大，惧内，只好听之任之。好在支书自己在外也好这一口，甚至是“老少通吃”，也没让自己吃亏。后来土钱与一位年轻寡妇好上了，结了婚，为此，有一段时间，包括支书夫人在内的不少女人对那寡妇没少讽刺挖苦的刻薄之语。
生产队这种集体组织，既提供了社员群众拌嘴相骂争风吃醋难解难分的场合，也为那些结交私情的男女提供了接触、调情、野合的机会和便利。现在回想起来，假若当时没有这种野性聚合、放纵的机会，没有这种欲望渲泄产生的愉悦和快感，要打发那种严酷、枯燥而漫长的日子，情况肯定会严重得多。
而我的洁身自好有时也会招来误解。队里有位中年男子，读过一年初中，与周围土生土长的农民合不来，却专喜找插队知青闲聊，一说就是国际新闻国家大事等不着边际的事。起初我对他还有几分好感，以为他善解人意，行为不粗鲁。有一次在田里干活，不知为什么，他老婆跟他吵起嘴来，吵着吵着，那女人抢到我面前，点点戳戳，指桑骂槐，说我是什么“狐狸精”，把她老公迷住了，直气得我浑身发抖，话不成声;而当她老婆如此侮辱我时，他这男人却蹲在一边，一声不吭!从此，再懒得理他。
转眼，插队四五年了，二十三四岁，在当年农村就是老姑娘了。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男人的真切的关心。要是当时有个男人果真有心于我，会照顾我，呵护我，说不定我也会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哦哦，幸好当时没人看上我……
乡下女人会不会梦见白马王子?
队里有个老疤叔，从前在莫干山替上海的洋人老板看别墅，土改时移民到此。老疤自身劳力不强，性情木讷，却有一个模样标志的妻子。老疤婶那时也有四十七八了，看上去与周围的农妇就是不同，衣服虽旧，却总是那么素净、合身，短发齐耳，衬着两个白色的发夹，带一种含而不露的风韵。最让生产队里那班老爷子们忌恨的是她对丈夫的那份周到体贴。老疤下田从来不穿未经洗涤的衣裳，双夏季节，更几乎是一日两换。一般的男人何来这等享受，想都不用想。话说白了，女人凭什么要给男人这份享受呢?男女平等，女人比男人更苦，女人自己蓬头散发、拖丝夹骨，也不在乎男人的装束。老疤的女人却无论如何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自己再累再苦，也不肯让男人在外面丢了面子。她早年在上海洋人老板家当过“相帮娘”(即保姆、佣人)，见过多多少少上等男人的活法，懂得怎样通过女人的打理去改变男人。她当然绝无奢望让自己的男人变成上等人，却认为让男人穿戴干净、整齐是女人的责任。老疤每天收工回家，那真是老爷派头，就是架起腿抽烟，什么事都不用做，洗脚水端到面前。老疤的女人生性温和，生产队百十号人成天不是猪操死羊，就是羊操死猪，唯独她最不要事情，也不让老疤在外多管闲事。她平时说话细声慢气，对任何人的表情都是淡淡的。因为曾经同住吉水坞，老疤婶对我这个插队女知青却表露出一种虽不热烈亦非寻常的友好。有一次我向她讨要纳鞋底的纸样，她从箱底翻出厚厚一叠旧画报给我挑，让我一看就走了神：那里面全是些外国的洋房和风景，有花园、喷泉、装饰华美的卧室，还有穿着花裙的女人，西装革履的绅士，有骑马的，有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你在洋人家里生活好吗?”
“我替他们做家务，人很轻松，不用晒太阳。他们在中国住了多年，喜欢我烧的乡下菜。我替亨利少爷结毛衣，少爷对我结的花头十分喜欢……”
老疤婶拿出一张褪黄的照片给我看，那是她在上海洋人老板家里拍的，穿一件白底细花的旗袍，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梳两支粗辫子，额前留海烫得微微卷起，眼睛又圆又大，波光闪闪!“这还是亨利少爷给我拍的呢!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人高马大，就是有点孩子气……”她当我面又一次提起那位洋少爷，尽管眼里剩下的只是坦然，却掩饰不住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悦。
老疤的女人最终跟着老疤来到此地当了农民。因为人世沧桑，洋人老板回国了，她亦深知自己的身份，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地。她为老疤生了五个女儿，第六个是儿子，但据说不是老疤生的，是邻队的单身汉长庚生的。老疤上年纪了，劳力弱，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同时满足丈夫所好的一口小酒，老疤婶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同时承担起为两个男人的服务……
我还在做着白马王子的白日梦。夏夜，累了一天，晚饭后在门前道地泼了水，在菜园竹篱旁熳起一束干艾，躺在竹榻上仰面数星星，数着，数着，睡意渐浓，手中的蒲扇脱落在地，不知不觉，似有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臂膀，那是传说中的白猴精，它把良家妇女掳到山中做妻子，生下了浑身长毛的毛孩……我心里怕着，却任由它摆布，丝毫不敢作声……蓦然惊觉，坐起，使尽全力摆脱梦魇，只见头顶一片星月正对我窃窃的笑。
广播喇叭息了，远远听得有男人的叹息：“唉，明日又是大热天。”邻家主妇扯着嗓子喝斥儿女：“喇叭都息了，还不进屋困去!”那时候乡下人家少有钟表，全听广播作息，夏季夜间9点结束，白天也常常听广播出工收工。比起从前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年月已经相当进步了。
可是，我的梦亦似流星，再也找不回来。
那年春天我离开星火大队，临走前去向老疤婶告别，她正靠着窗口为女儿缝补衣服，我忽发奇想，蹑手蹑脚凑近去，蓦然伸手蒙住她的双眼，正暗自发笑，猛然吓一跳，只听她吐词清晰且喜悦地随口叫出一声：“哈喽----亨利!”
“什么?你在叫谁?你会说英语?”
她顿时一阵慌乱，急忙收起针线，说：“这件衣掌是用我旧裙子改的……亚雯，听说你要走了?”
我走了，走时心里仍然空落落的。乡下女人的世界没有白马王子，老疤婶没有，我也没有。
补遗：30多年后，星火大队连同它的老地名“八都村”已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再见不到一点痕迹。政府和开发商看中了莫干山下的这块风水宝地，在此建起了高尔夫球场。当地村民被整体搬迁到了德清新县城(即我下乡插队前的户籍所在地武康镇)近郊的一个居民小区。农民们都转为城镇户口，田地却没有了。有一次我去寻访几位熟人，转了老半天都没摸到门头。也没看到老疤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