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旧照
关露是30年代上海滩与丁玲和张爱玲齐名的著名作家。曾写出《十字街头》主题歌、翻译了《海燕》。1939年的香港之行和与廖承志和潘汉年的一次长谈，彻底改变了关露的命运——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后来关露又打入日本人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1949年以后，她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1975年出狱时仍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跟随了她43年的汉奸骂名终获平反。8个多月后，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潘汉年的纪念文章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那次长谈的最后，拉关露当间谍、自己也因此死在劳改农场的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那时，她已经意识到她走的是一条危险的不归路，只是，也许她没有意识到，她此后的人生，比她想象的还要惨烈的多……
潘汉年曾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丁玲说：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洋娃娃。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因组织强迫而写了绝交信的爱人王炳南的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下面有她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和王炳南的恋爱，可以说是关露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样的美好太过短暂。那时，关露因在国民党惩治汉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在上飞机前一刻被邓颖超拦下了。“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
出狱后，关露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住在香山一间10平米的小屋。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1980年5月，她患了脑血栓，抢救过来后，手连笔都握不住。由于距医院太远，她多次请求在城里给她分一间房方便治病，一直没能如愿，最后只借给她一间11-12平米的小屋，窗户朝向东、北，冬天风直往里灌。西墙紧挨公共厕所，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暖气片不暖，另装一只煤炉。屋里放了三张单人床，连个小桌子都摆不下。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最让她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1982年12月5日，关露服安眠药自杀。她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有人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她孤独的离去。
那一晚，在那间冰冷的屋子里，有两个没有生命的女人，只不过，一个有灵魂，而另一个没有。
我想，在那个漫长的寒夜里，逐渐变冷的，不仅仅是她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