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的琴》里，东北某厂下岗工人陈桂林面临离婚与失去孩子抚养权的双重打击。类似的现实，用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街坊的话说是“多了去了。”“有本事的人都搬走了，就剩下我们这样的没用的，五六口人挤一间小屋子。”一位曾经的技术工人说。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

沈阳市铁西区曾经为中国重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然而，在1998-2000年国企工人下岗大潮中，东北三省工人下岗人数占全国的25%。铁西区很多工人没能逃脱下岗的命运。图为挂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内的一幅油画，往日荣耀历历在目。摄影：周守静

2014年3月，博物馆里展出的当年“工人村”宿舍内景。铁西区工人曾是中国最幸福的人，住着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143栋苏式风格建筑，当年投资1200万元建成。如今，这些建筑早已破旧不堪。那些正值壮年情愿或不情愿离开岗位的工人，很少有人能够重拾往日的荣耀了。

王永文，原沈阳胶管厂车间工人，2001年下岗。他在工作两年后结婚，当年有稳定的收入和住房，以及一个幸福的家庭。得知他即将下岗后，妻子与他办了离婚手续。离婚证里写到：“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男方不需要支付抚养费。”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日本工作。王永文为女儿能出国而自豪，也因为父女联系太少而失落。他不想给女儿添任何麻烦，“她在国外的生活肯定很辛苦。”王永文说道。

下岗后的一段时间，他与母亲一起住沈阳西边杨士乡的回迁房，母亲1800元退休金加他450块左右的低保，支撑着两个人的日常开销。母亲已于去年10月过世。王永文平常总会整理一下母亲的床，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下岗工人中，很多人都从事过保安这份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王永文也不例外，他的制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

失业证、离婚证、再就业优惠证这三本证件算是王永文这些年的总结，一个证一个坎，对于曾经是专项技工的他来说，回到社会上与年轻人竞争太难了，没工作的时候只能靠救济金过日子。

安明，原沈阳第四橡胶厂工人，2006年下岗。这是当年安明结婚时候的照片，他的妻子来自农村。安明的家在工人村的新丽社区，社区现有居民12000多人，在册登记的下岗工人大概1600多人。

因为有技术，下岗后的安明在郊外租了个小作坊，自己制作皮划艇和救生圈等橡胶制品。安明拿着自己做的救生圈站在屋内，日子过的还不错。

家被妻子被收拾得干净整齐，在工人村50年代的老楼中是比较温馨的了。安明和妻子已经度过了下岗最初那段艰难的日子。

殷淮民，原沈阳电缆厂工人，1997年下岗。曾经的殷淮民一家，他抱着女儿坐在中间，左边的大哥如今也是下岗工人，右边的二哥在学校当体育老师。他的父母都是电缆厂的职工，父亲是援建干部。

母亲是位坚强的女人，用不到2000块钱的退休金帮助收入微薄的一大家人。殷淮民和母亲一起摆弄缝纫机，他们准备为二哥改良的体育教学器具缝一些魔术贴。

失业救济金领取本上，盖着殷怀淮最近的领取记录。他一个月的固定收入是223块。患高血压的他是沈阳电缆厂第一批下岗的，1996年没有了工作，妻子随后也下岗。他偶尔为别人演奏赚点儿钱，和妻子一起支撑起生活。孰料妻子一个月前离世，留下他，还有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

因为殷淮民的父亲是干部，他们家住的是两居室。他与母亲住在这个房间，另一个房间里住着他二哥一家。孩子们都在大学住校。

陈广志，原沈阳第四橡胶厂工人，2002年下岗。在曾经的工作证上，照片中的他透出一股当年工人特有的英气。

陈广志现在一家物业做保安，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与同事轮班。他站在走廊中吸烟，屋里还有女儿和外孙。

陈广志现在一家物业做保安，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与同事轮班。他站在走廊中吸烟，屋里还有女儿和外孙。

郑日宇，原沈阳第四橡胶厂第五车间技术工人，2002年下岗。他屋内的墙上挂着曾经还能聚在一起的一家人，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工人村的老房子里，房子是父母留下的。

失业证上的照片是郑日宇刚刚下岗时拍摄的。更早的照片他已经找不着，都忘记放在哪儿了。曾经，他的手被卷进车床中，险些变成残疾。他与前妻在2000年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跟随母亲去了韩国。

郑日宇的工作环境有毒，对身体伤害大，厂里安排他55岁退休。然而现在他57岁了，却因为无法补齐未交的养老保险金，至今没能领上退休金。他患有脑血栓、高血压和糖尿病，连收拾屋子都有困难，更指望不上找份工作了。屋内的柴米油盐还是春节期间，抚顺的志愿者来献爱心时帮着置办的。

比工人村离市中心更远的公相屯已经有新的楼盘陆续盖好，工人村的老宿舍显得更老旧不堪。昔日的荣耀早已远去，当下留守在工人村老房子中的下岗工人都在盼望着似有似无的拆迁，期待着用那笔拆迁费支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或者为孩子存着。